疯狂的十年文革之后，“最”字的历史不说寿终正寝，喜欢用的人毕竟不多了。无论是“最革命”也好，还是“最红最红”的也罢，也都早已成了不堪的历史记忆。当然，作为汉语中的一个单位，这里绝没有一概反对用“最”字的意思，不然，自己岂不也成“最”了？不然，岂不要将“最”字请出汉语字典？这可不是我想表达的。
然而，估计谁也没有料到，文革收场三十余年，今年以来，“最”字又大行其道，甚至就因为要坚持什么或纪念什么，一些所谓“知识分子”就说起让人觉得“不长头脑”的话来，我不知道是否可称这种人为文革的“残渣余孽”，或是文革之风又要因此死灰复燃。
其实，一个人作篇文章，或阐述一个观点，无论对错，都无关紧要。可如果非要把自己说的是“最深刻最基本最重要的历史结论”（参见2009年第7期《前线》杂志孙存良文：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52822）不可，这在我看来，即使想忽悠别人都是枉然，大概不过是说些自欺的疯话而已。
我们知道，时间老人总是公正的。人世间，无论人、事，正确与否，或说是否能“最”，时间老人都会开出证明。而人类社会的一个又一个在当时被认为是正确的观点，也大都被时间老人所淘汰。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犯晕犯傻，就容易会“最”。
爱因斯坦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大约已经没有人持反对意见了，而他的伟大之处，除了对天文物理上的卓越贡献之外，我觉得就是他懂得在时间面前，我们的许多看似正确的认识，很可能都会被时间老人最终打上一个大×。
这儿有一个小插曲：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实用主义马克思学派代表人物悉尼·胡克出版过一本社科类读物，名为《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1987年重印，繁体）。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当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的爱德华·伯恩施坦把恩格斯的《辩证法与自然》这本书的手稿送交给爱因斯坦时，“爱因斯坦答道：”无论从现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的历史来看，它的内容都是没有任何特别趣味的‘。“（第222页）然而，就连当时英国的物理学家J.D.贝尔纳却也要说成是，爱因斯坦在二十世纪加以证明的某个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就已经从原则上把握住了“；甚至当时有人援引爱因斯坦的话来证明恩格斯的《辩证法与自然》的观点是正确的。无奈之下，悉尼·胡克公开了爱因斯坦给他的回信，证明那些人的说法只是一种可笑的误解。
爱因斯坦致悉尼·胡克原信如下：
亲爱的胡克教授：
爱德华·伯恩施坦把全部手稿（指恩格斯《辩证法与自然》的全部手稿——闵某注）交给我使用。我的评语是指整个手稿而言的。我坚信恩格斯本人如果能够看到，在这样长的时间之后，他所作的谦逊的努力被认为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他会觉得这是可笑的。
A.爱因斯坦谨启
普林斯顿，新泽西洲
1940年6月17日（第226页）
自己也认为，像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智者，他们如果能多活几十年，一定会抛弃他们的很多观点，一定会反对继续出版他们的有些著作，至少他们也会对那些文章进行必要的修订，绝不会像今天我们有些教授及官员们那么从不知道什么叫错。
要命的是，写这种文章的人偏偏又自诩“研究马克思主义”，这除了让我有点哭笑不得外，也不能不替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叹，倘若这两位大胡子地下有知，在感到莫大（这个词自然也有“最”的意思，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他们悲哀的了）的悲哀之后，真不知还会如何诅咒这种所谓在“研究”他们的“主义”的人。
现在的有些“教授”也好，“研究员”也罢，知识差一点无所谓，观点不一定正确，也算正常，可无论如何你都不能说只有三岁孩子才会说出的话，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普通人觉得你只有三岁孩子的思维能力（这连有些高智商的大猩猩都不如）。尤其是像现在有些“教授”或是“研究员”一张口就“最”个不停，除了三岁孩子及大脑不正常者，让思维正常的人又如何看呢？
大半个世纪来，有一个句式，中国几代人都耳熟能详，这就是“没有……就没有……”。这其实也是一种“最”，或说就是因“最”的思维导致形成。记得几十年前下放乡下做民办老师时，所教的语文课上也曾要孩子们练习过这种“造句”，今天想来，真是造孽。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肯定句，宇宙间也确实存在这样一种普遍现象，甚至也还算得上一种科学定式，比如：没有下，就没有上；没有地，就没有天；没有民，就没有官；没有完全的市场经济或说没有资本主义的高度经济发展，就没有今天的资本主义民主（也不会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没有民主自由，就没资本主义社会的和谐稳定（也不会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一切都是不证自明的。但如果我们说没有辉格党或是没有托利党就没有英国大不列颠，那是胡扯；如果说没有华盛顿没有民主党或没有共和党就没有美利坚，恐怕人家也不认可。倒是没有英国人民或没有美国人民就没有大不列颠或就没有美利坚，那才是颠扑不破的。
民可以无国，国不可以无民。
2009-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