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大陆版有删节，我找来的是台湾版《极权主义的起源》电子扫描本。该版译作者名为汉娜·鄂兰，许多人可能还是习惯译为汉娜·阿伦特。汉娜·鄂兰也好，汉娜·阿伦特也好，都是Hannah Arendt.
为了勾勾划划和复制粘贴方便，又寻得一个HTML编译本，后者没有注释和参考书目，中间《帝国主义》部分也好像出自他人之手，另是一种译法，个别语句也很有些出入。两相对照，也有好处，如果嫌这个说得不明白，可以看另一个怎么说。
这本书内容不少，分量不轻，不是几天阅读能消化得了的，欲为分析评论，实是力有不逮。这样却也省事，就说一些小而零碎的心得。
本书分三部，依次是《反犹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犹太人和帝国主义离我似乎有些远，我更感兴趣的是“极权主义”问题。想起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刻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的话，还是从头读起来。
看过一个小笑话。有人采访南极企鹅，问它们每天都做些什么，企鹅回答得简单，吃饭睡觉打豆豆。逐个问下去，都是这样回答，当问到最后一个，只答吃饭睡觉，没有打豆豆，问为什么不打豆豆，它说我就是豆豆。在这里似乎不该想起小笑话，散落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却使人生出许多联想，阿伦特的一段话也使人颇生感慨，她说：“在暴民眼睛里，一切被他们嫌恶的事物中，无疑犹太人是可以教训一下的目标。如果他们仇恨社会，他们可以针对社会容忍犹太人的方式；如果他们仇恨政府，他们可以针对保护犹太人的方式，或者故意视犹太人与政府为合一的。”（《反犹主义》第四章，P174）
欧洲有反犹历史，几乎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手上都有犹太人的血。汉娜·阿伦特也是犹太人，纳粹期间曾有过流亡生活，她在谈论犹太人的遭遇和命运的时候却没有骂“德国鬼子”、“俄国鬼子”、“法国鬼子”、“意大利”鬼子，而是“把犹太人的命运与西方现代性的发展及其危机相互关联”（蔡英文《极权主义的起源》导读。《极权主义的起源》，Pix），分析这里有政治、经济、历史、国家、宗教、民族等诸多原因，而且还有犹太人自身的问题。
一直以为犹太人不论散落哪里，总是坚持自己，不肯同化于任何地方。看阿伦特所写却又不全是这样。犹太人在非犹太社会，犹如乡下人在城里，要么被人轻视、欺辱和排斥，要么就须努力学习，争取和非犹太社会的人一样，以求得非犹太社会的承认和接受，进入非犹太社会里去。许多犹太人“希望摆脱受人厌恶的局面，于是转而形成一种反对自己同胞中的穷人和未同化移民的倾向”（《反犹主义》第四章，P185），即使这样，毕竟还是犹太人，这就迫使其越发要“同‘普通’犹太人两样”，出类拔萃，“做出非同一般的事情”（《反犹主义》第三章，P113），就如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人，既然逃无可逃，又没有独立的希望，只好自觉地向同化上找出路，同化过程中，一面不惜讨好任何人，以期得到一张“入场券”，一面为了“使自己和‘落后的同胞’无名的群众区别开来”（《反犹主义》第三章，P 118），竟和他人一起欺蔑同类，阿伦特引伯纳德·拉查尔谈“德雷富斯”事件说，“在法国，有三十来个人准备保护一个受难的同胞，却有上千人同这个国家里最狂热的爱国者一起监视着魔鬼岛上的受难者”（《反犹主义》第四章，P184）。
一盘散沙，很容易拿捏、践踏和利用。阿伦特从犹太人写起，其意却不只在犹太人。张中晓书中有话：“在历史观点中对于它们（特定的历史现象），不能仅从道德上来谴责，而是应该科学地理解它的历史必然性（产生的必然性和灭亡的必然性）。这应当不是一个道德责任（个人的）问题。”（张中晓《无梦楼随笔·无梦楼文史杂抄》）阿伦特发现，人世间有一种非常的痛苦，亦即E·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所说的“所有痛苦中最痛苦的一种——那就是全然的孤独与怀疑”，而在近代，由于世事变化的原因，这种孤独感越来越强烈和普遍，因孤独而惶恐，因惶恐而欲有所依从和归属。从这个角度说，东方红，太阳升，这里也许真就含有等待、期盼、寻觅和选择。
在一个积贫积弱、饱经忧患、总感觉受了欺负很没面子的地方，群众也的确是有期待的，就如阿伦特所说：“在那些群众为了某些原因渴望政治组织的地方，极权主义运动就有可能产生……群众这个术语只用于人民，或者由于人数过众，或者由于漠不关心，或者两者兼具时，而不能整合进任何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组织、政党、市政府、职业组织、工会”（《极权主义》第十章，P445），“群众对所谓‘超国家的力量’（superstate powers）……的狂热兴趣其实并不产生于民族和国家崇拜，而相反是产生于嫉妒及渴求‘超国家的力量’，并且希望尽职尽责变成一种这样的力量”（《帝国主义》第八章，P366）。结合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看原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等人曾明确提出的“发动农民，非用痞子、流氓做先锋不可”（转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四章引1927年2月22日长沙《大公报》第七版），这里的“群众”似应指“暴民”。阿伦特指出：“暴民首先是这样一种群体，代表了各个阶级的多余人物。这一点容易使人错将暴民看作民众，而民众也是包含了社会各个阶层。在一切伟大的革命中，民众为寻找真正的代表而战斗，暴民却总是叫喊要寻找‘强人’、‘伟大领袖’。”（《反犹主义》第四章，P173）
1949年阿伦特写成《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年出版，1958年出修订版，阿伦特为本书第三部《极权主义》写序已是1966年，也就是中国人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她在序中甚至提到了毛泽东的名字。不知毛泽东对此知道不知道，印象中却不记得毛泽东说起过阿伦特。如果知道阿伦特说过他，如果读过阿伦特的这本书，毛泽东还会不会搞“文化大革命”，会不会有所醒悟而心生悔意？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即使毛泽东不知道阿伦特的这本书，他还知道胡适。胡适在谈自由主义的时候有过这样的话：
和平的改革有两个意义，第一就是和平的转移政权，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做具体的改革，一点一滴的求进步。容忍反对党。尊重少数人权利，正是和平的政治社会改革的唯一基础。
胡适还说：
我要诚恳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承认反对的人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是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的暴力专制政治（《胡适文集》第十二册，P810）。
这两段话出自1948年9月4日胡适在北平电台的广播词，载于1948年9月5日北平《世界日报》时题为《自由主义》，当时阿伦特的书还没有完成，而胡适这些话却几乎可以为阿伦特的书作注。毛泽东若不知道胡适，也不会开国不久就对胡适进行大规模清剿，而且要迫使知识分子人人动手。毛泽东这种做法一举两得，一是清除胡适的影响，二是就此把中国人打成一盘散沙，就像鲁迅曾一针见血指出的：“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鲁迅《南腔北调集·沙》）
渺小的沙，阿伦特称为“分子”，这些分子仿佛置身于一个没有隔断的地方，没有自己，没有隐私，甚至并不比犹太人更多家园感。即使这样，“人与人之间也还是要尽量避开一切亲密往来，不单是为了防止秘密的思想被发觉，还要考虑未来可能会发生麻烦，因为每一个人都处于危险之中，为了保住性命，他们甚至自愿告密，争先恐后地用莫须有的罪证来指控和谴责他人以证明自己的忠实”（《极权主义》第十章，P456）。阿伦特说：“孤立（isolation）和无能（impotence），亦即根本没有行动能力，一向是暴政的特点……极权统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是不同于以往的，因为它不满足于这种孤立，并且要摧毁私人生活。”（《极权主义》十三章，P652）
这就使人落到非常可怜的境地，因为即使“奴隶也仍然属于人类社群，他们的劳动被需要、被使用、被剥削，使他们仍被保留在人类范围之内，在社会中还占有一个地方”（《帝国主义》第九章，P420），即使剥削、压迫、腐败也还好像有点人类的尊严，“因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腐蚀者与腐败者仍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仍然有着共同的目标，相互争夺同样的东西”（《帝国主义》第六章，P312），而在极权世界，就连这点可怜的位置和尊严也不复存在，有的只是“用粗暴的态度践踏私人生活和内心生命”（《帝国主义》第八章，P356）。
还有更恐怖的，对内分割，对外隔绝，不只阻挡外界视线，也封闭内部视听，在一个“用灌输（indoctrination）代替宣传”（《极权主义》第十一章，P487）的地方，这一切是为了要告诉人们，我们是孤独的，托洛茨基虽然已经没了，可是“托派”还在，我们是被“全世界的敌人”包围着，不得不“独自对付一切”，否则我们就要灭亡。
恐怖之上还有恐怖。如果你跟不上时代的脚步，就会被历史抛弃，势必陷入绝望，生命也将毫无意义（《极权主义》第十一章，P490）。现实的孤独已非常可怕，若再被时代抛弃，那将陷入更大的孤独，这就使人不仅活在孤独境地，而且还活在对更大孤独的恐惧之中，就像人之恐惧堕入地狱。
为什么要这样？皆为“恐怖只有对那些相互隔离孤立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一切专政政府主要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孤立会成为恐怖的开端；它当然是恐怖的最肥沃土壤”（《极权主义》第十三章，P652）。崔卫平先生在介绍《极权主义的起源》时的一段话概括得好：“与他人隔绝即意味着隔绝了使得人们的生活富有意义的共同世界；在丧失现实感的同时，丧失了对于周围世界健全、正当的判断，所以非常容易被甚嚣尘上的强权势力所左右。”
事实的确是这样，孤独的、失去了精神家园的群众，他们厌恶现状，喜欢“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倾向于一种意识形态，并融入意识形态的谎言世界，他们只相信想象，在一种纯粹想象中感到自在，准备和所谓永恒的、统治一切的力量合为一体，由这力量带向安全之岸，去得到一种飘渺的遥不可及的被许诺的自尊，甚至歇斯底里地要追求安全感的根本感情合理化（《极权主义》第十一章，P491、495、496、501）。不幸的是，这些，在我们这里都曾有过。
一直以为毛泽东是个农民起义领袖，现在看，他连古时农民起义领袖也不如，古时起义成功者还要今天，毛泽东却连今天也不要。这样说好像是把毛泽东说得很低，其实不是，在另一方面，毛泽东非常现代，墨索里尼十分喜欢却并未完全建立起来的极权主义国家（《极权主义》第十章，P443），在毛泽东这里全面实现了，毛泽东其实走的是极权主义的路。
极权主义抛弃一切有限的局部利益，“文革”时候也总是迎合一种无限遥远的将来的纯粹虚构现实；极权主义宣传的特点是利用群众渴望一致性，“文革”时候让人人向着一种伟大目标梦想好处；
极权主义并不停下来思考历史，“文革”时候也假设要迈向未来；
极权主义宣传非常强调其论点的“科学”性质，“文革”时候也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科学”的“主义”；
极权主义让人相信他们的犯罪是为了运动的最终的善，“文革”时候多少孩子也正义得面目狰狞；
极权主义制造种种宣传以诱导暴力元素，“文革”时候高音喇叭震耳欲聋也鼓吹阶级仇民族恨；
极权主义要每天重复领袖的话才是遵循了路线，“文革”时候用“天天读”统一思想；
极权主义社会“谁不赞成我就是反对我”，“文革”时候也总在重复“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极权主义的纳粹德国“只有睡着的人仍然是一个有隐私的个人”，“文革”时候却是睡觉说梦话也令人恐惧；
极权主义像一个外来征服者，“文革”时候所谓经济皆是一种暂时的策略手段，国中的一切皆可随时为政治和革命所用；
极权主义是扩张的，对外援助的性质也实属政冶，“文革”时候不断支援异国的“解放运动”，对外输出革命；
极权主义治下的生命全无价值，因其总是可以被取代，“文革”时候的每一个沙粒也都可以是多余的；
极权主义将群众关闭在真实世界之外，“文革”时候收听广播也有性命之忧；极权主义感到自己的人民比外国民族威胁更大，“文革”时候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敌人；
极权主义有“可能的罪”，“文革”时候也有“知道他的过去就知道他的现在，知道他的现在就知道他的将来”；
极权主义如贡斯当所说是一种“僭主政治”，“文革”时候也要迫使人说话；极权主义囹圄天下，“文革”时候中国是一个“思想大学校”，“校”内人连服装发式都是一律的；
极权主义建立内部护照制度，“文革”时候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也须登记和获得批准；
极权主义有“株连罪”（guilt by association），“文革”时候连血统也会成问题；
极权主义要使知识分子自我仇恨，“文革”时候知识分子自惭形秽；极权主义需要“罪犯”，“文革”时候不断将人打成汉奸、特务、走资派、反革命；极权主义治下连人最后的自由——自杀的自由——也没有，“文革”时候自杀就是自绝于人民；
极权主义使好人失去希望，“文革”时候为恶也失去了恐惧；
极权主义不要今天，“文革”时候以牺牲现实而欲换取长久的胜利；
极权主义不能容许个人主义，毛泽东号召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要“斗私批修”，要“大公无私”；
极权主义不惜任何代价要防止正常化，毛泽东要砸碎“封资修”的一切；
极权主义认为“国家只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毛泽东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极权主义对人进行改造，毛泽东有“思想改造”和“灵魂深处闹革命”；
极权主义社会虚假和伪造达到极端，毛泽东那里历史可以随意修改和打扮；
极权主义罔顾法律，毛泽东说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极权主义运动将目标定在组织群众，毛泽东一次次地“发动群众”；
极权主义既利用群众也可以随时抛弃群众，“文革”时候多少造反小将在“万岁”声中上山下乡；
极权主义相信自己的民族能够以“一己之力抵抗整体”，毛泽东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极权主义如托洛茨基所倡要“不断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毛泽东说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极权主义只有在”运动“中才能生存，毛泽东一次又一次不断地大搞”运动“。
这些皆得益于一种意识形态，操此意识形态者自称拥有了解说历史的钥匙，发现了“数学定律一样”的“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并要使其预言变为现实，带领大家“和永恒的、统治一切的力量合为一体”（《极权主义》第十一章，P494）。
蔡英文先生在《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导读》中说：“极权主义者运用这一套‘意识形态’塑造或者改造生活世界的‘事实’或‘现实’，在讲求首尾一贯之一致性之逻辑推论，此‘意识形态’拒绝实质之经验与事实的否证，其结果把它支配的世界砌造成一封闭的‘虚构世界’；
同时，为了确实实现这套‘意识形态’所揭示的历史之究竟意义或目标，极权主义者自认是这一人类伟大的目标的执行者。“崔卫平先生在介绍《极权主义的起源》时也说：”过去的专制政权仅限于迫害它的‘政敌’，而极权主义却无情地消灭它的‘顺民’；
它甚至公然鼓吹和践踏人的道德信条，使得撒谎、做伪证、对他人行使暴力等做法畅通无阻。而这样一种新的面貌，是建立在一套意识形态推理之上的。这套逻辑将人类过去、现在与未来解释为一个封闭的整体，它有一个自己要去的‘终极目标’；
为了这个目标的实现；可以对现实世界进行任意的改造，于是一部分人便承当起这个改造的执行者。“
极权主义运动还有一个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理由，那就是：如果不这样，我们就完了。毛泽东也有“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如果人类还要存在，还要正常生活下去，极权主义必不能久，这就势必会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极权主义的预言，而一些迷信或追随者也就总以为毛泽东真有远见，绝对正确。（参见《极权主义》第十一章，P493）
极权主义治下，无论有产无产，无论位高位低，即使围绕权力中心者，也都生活于恐怖之中，一夜之间也会一无所有，性命不保。
既然这样，何以几乎所有围绕者总是老老实实不做他想，甚至命在垂危也要表示忠诚？
阿伦特给出答案：“由于运动的性质，一旦领袖获得执政权，整个组织就绝对地和他一致，若承认一项错误，或者丧失执政权，就会打破水远无误的神话，使领袖职位周围的人一起失败，一切与运动有关的人也会遭受毁灭的噩运。”（《极权主义》第十一章，P526）
制造散沙，再将其裹进狂风中去，或迫害屠戮，或利用驱使，这问题不只发生在犹太和德国人身上。
从犹太问题入手，进而扩大开来，阿伦特让我们看到了极权主义的残酷和恐怖，而中国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似乎在在印证了阿伦特之所写。
这就颇耐琢磨。即使照着书本做，也未必全都一样，也许一旦进入极权政治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一切都会变得可怕，就像一个平庸的人在极权运动中也会变成一个冷血的杀人机器（参见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一件平庸无奇的罪恶的报道》[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结合历史，可以编撰一部《极权主义的起源》词典，不是像黑格尔那样美学的，也不是像韩少功那样文学的，而是史论性的。
阿伦特的一段话为读者留下一个悬念，她说：“一切意识形态都包含了极权主义成分，但是这些成分只有在极权主义运动中才充分发展……一切意识形态的真实本性只有在它们扮演极权统治工具的角色时才暴露出来。”（《极权主义》第十三章，P647）如此说，对任何意识形态都应保持警惕。
《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美]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著，林骧华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4月23日初版。定价：[台币]7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