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人物丛谈》范福潮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26元
春雨淅沥，数日不止。父亲不能到院里活动，心中憋闷，敞开屋门，靠在枕上，静静地看雨。天晴了，父亲到院里散心，桃花开了，椿芽绿了，一群麻雀在枝头飞来飞去，我上树摘了一把香椿，母亲说，醪糟做好了，今天吃春饼。父亲回屋，伏案写道：“暮雨朝晴气象新，病中又过一年春，但使家酒天天有，管他青冢向黄昏。”父亲让我把诗笺送到史家，请史大夫来我家吃午饭。11点，史大夫来了，他拄着拐杖，背着药箱，里面装着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之类的东西，他先给我父亲量血压，接着询问病情，嘱咐一些服药、保健方面的事，然后喝茶聊天。
抗战时，史大夫是军医，右脚被炮弹炸伤，复员后，他在城里开了一家诊所，父亲从那时认识他，交往三十多年了。他没孩子，老伴儿去世后，一直独居。去年我去他家拜年，见门上贴着一副奇怪的对联：上联是“，”，下联是“！”，横批是“？”。回家我问父亲：“史伯伯的对联是什么意思？”父亲不答。今年我去拜年，临走前，父亲说：“你猜猜，史大夫今年怎么写对联？”我猜不出。父亲给我一个信封，要我交给史大夫。到了史家，见门上的对联，上联是“！”，下联是“？”，横批是“……”。史大夫取出信，见白纸上写着这三个标点符号，他会心一笑，在下面题道：“乱世无隐者？国破复家贫。平生论知己，如君有几人？”
父亲对史大夫说：“我的记性一天不如一天，恐怕讲不完《史记》，脑子就坏了，以后让三儿跟你念书吧。”史大夫当即应承，望着我说：“我这人不讲究，你随时可以来。”
第二天，我去史家，问起父亲的病情，他很悲观：“血压总是高，手脚比上次见面时僵硬多了，再发展下去，会逐渐失忆、失语、瘫痪……《史记》读到哪儿了？”“晋世家，重耳居狄。”
史大夫从枕边取过一册《史记》，念道：於是遂行。重耳谓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虽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他又取过一册《左传》翻到“僖公二十三年”，念道：将适齐，谓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对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处狄十二年而行。他放下书问我：“你看这两段文字，谁写得好？”“《左传》写得好。”“《左传》的对话非常精炼，太史公若想有所超越，必须匠心独运，字字推敲。”“《国语》的《晋语四》只说‘文公在狄十二年’，并无这段故事。我父亲说，《左传》和《史记》中许多人物的故事和对话，都是杜撰的。”
“因此，我不赞成你在《史记》上下工夫。”
史大夫从柜子里取出一个牛皮纸袋，从中抽出厚厚一叠信，一封一封打开给我看，都是他的战友们写的参加洛阳战役的经历，说起此事，他如数家珍：“民国三十三年五月上旬，日军精锐师团十几万人，从豫南、豫中、晋南兵分多路进攻洛阳，企图一举消灭我豫西守军，攻破潼关，进占关中。上峰命令第一战区第十四集团军第十五军之第六十四师、第六十五师和第三十九集团军第十四军之第九十四师防守洛阳。当时，我是十五军军部医院的外科医生。”
他又从柜子里取出一个颜色泛黄的硬皮本子，逐日讲述战况：“三个师5月8日进入阵地。9日下午，日军开始向我军的洛阳外围阵地发起进攻。……城外阵地相继失守。战至20日，敌步兵三万余人、战车三百余辆开始攻城，第六十四师参谋长王宇振中弹牺牲。22日拂晓，敌以飞机二十余架、炮八十余门、战车六十余辆向我阵地猛攻，兵临城下，我军连日伤亡惨重，兵员锐减，弹药缺乏，以实力而论，邙岭阵地已无力固守，到了夜里，营上、上清宫一带高地已完全被日军占领，第十五军除在东、西车站各留一部守卫外，其余全部进入城内，划城墙为若干段，与第九十四师分段固守……24日早晨，敌机27架、大炮一百二十余门，同时向城内轰击，继以步兵三万多人，战车、装甲车约三百多辆，分六路向西南城角、西门、西北城角、东门、东北城角猛攻，我军环城工事均被摧毁，兵员武器大部分同归于尽，部分敌军冲入城内。下午3点，敌战车陆续冲入城内，到了五点多钟，侵入城内之敌已达万余人，战车达五十余辆，我军利用民房与敌巷战，逐街逐巷，节节抵抗，但无法遏止蜂拥而来的敌军，这时，我军指挥部与各部队的电话联络全部中断，全城陷入混战。黄昏后，我军弹尽粮绝，无力再战，迫不得已，军长急令各部队夺路突围……自5月9日至5月24日深夜突围为止，我军伤亡官佐五百三十多员，士兵一万三千三百多人，市民被炸死炸伤八百余人，洛阳城区，几乎夷为平地。这段历史，你知道吗？”“不知道。”
史大夫怅然叹道：“唉……没有书，没有照片，没有电影，没有纪念碑，我们与日军浴血奋战，牺牲了上万官兵，后代竟然不知，成千上万的烈士，无名无姓，在1944年5月的15天里，突然从人间蒸发了，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仅隔30年，史家就遗漏了这么大的事件，太史公作《史记》前的几千年里，有多少史实被史家遗漏？此后，又有多少史实被后人随意剪裁、扭曲、演义？谁说得清？读史本为探寻真相，而在古史里，你往往看不清真相，与其耗费心血，还不如在收集活人的故事上下点工夫。你父亲在北京念书时，亲历‘三一八’惨案，死里逃生，其后几十年，又经历了民国史上许多重大事件，趁他脑子还清楚，你应该让他把这些事讲给你听。”
我把父亲讲的故事先按年谱的体例整理一稿；再列出重大事件，请父亲讲述来龙去脉，我边听边记，写成一篇篇完整的故事；然后，我又去拜访父亲的朋友，给父亲外地的朋友写信，把他们讲的故事和回信，按宋人笔记的体例一段一段写出来。我的所为，父亲称之为“访逸民，采逸事，作逸史”，史大夫则称之为“抢救历史”。当我面对案头越积越厚的稿纸沾沾自喜时，父亲告诫我：“初作史者有三病——孤陋寡闻是一病，人云亦云是一病，贪大求全是一病，惟多读、慎思、少写可治。下笔前，心中莫起通史、通鉴之念，一有此念，便想做大，知一人，记一人，知一事，写一事，谨小慎微，量力而行；莫起‘以史为鉴’之念，须知自古以来，‘史’从来不能为‘鉴’，一有此念，便要说教，难免迎合某人、某派，离伪史就不远了。史是真，治史即为求真，如侦探破案，先要置身事外，不存偏袒之心，尽力搜罗证人证物，查明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何果即可……”
我陪父亲去史家。史大夫正在洗衣服、晒被褥，床板上摆着一溜《史记》、《资治通鉴》，书里夹着许多纸条。他知道我父亲不喜《资治通鉴》，便用床单把书蒙上，笑道：“莫让这些‘御用册子’、‘人主之学’污了老兄的眼。”他俩一边喝茶，一边品诗作对，遇有妙对，便开怀大笑。史大夫指着床上的书吟出一联：“一生为史，床头常卧两司马。”父亲望着史大夫，沉默了一会儿，轻声叹道：“为史一生，枕畔独缺曹大家。”
那年，我19岁，当知青已经三年了，面对招工、上大学的诱惑，难免心动，而一年挣3000工分，是公社推荐招工、上大学人选的一项硬指标，我不得不在伺候父亲和回乡劳动之间做选择，权衡的结果，我放弃了后者。
几十年来，日习史传，浸淫既久，已成一癖。40岁前读完“二十五史”，叹而观止，不复问民国事，非不能也，实不为也。自宣统三年武昌举义，上至清廷权贵、督抚将军，下至士绅商民、会党兵匪，悉数卷入洪流，无一幸免，自此，党同伐异，割据称雄，外患频仍，内战不止，民国以乱世始，以乱世终，检阅史料，欷歔不已。民国无信史，辛亥以来，事无巨细，人无贵贱，记言叙事，党见甚深，几无公正可言，稍有新意，即便不陷文字狱，也难免招惹是非，足令史家思而却步。
2003年4月，《南方周末》约我为“往事”版写稿，犹豫数日，写了《孙中山的筹款历程》，此后，陆续为“往事”作文数篇。去年1月22日，长江出版集团吴超先生读罢《难为李鸿章》后来信，有意结集。本欲上半年完稿，春夏之际，右臂忽患肩周炎，昼夜疼痛，不能打字，只得让儿子帮我整理旧稿，至9月底，聊以成书。
选文20篇，即兴漫笔，散无统系，始于清末，讫于民初，逾此不着一字，此间不乏名人大事，竟告阙如，究其原委，读者自能意会，生若逢时，留待日后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