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事恁彷徨
“谈美”（美国的美）不是件轻松的事。爱美吧，肯定会招致板砖与唾沫齐飞，除非你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定力；反美吧，你又得考虑“为谁说话”，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合谋的尴尬境地。连清川表示自己既不是“爱美主义者”，也不是“反美主义者”，而只是想表达一个中国媒体人“在纽约：读书，读城，读世界”的感受，当然倾向还是很明确———9·11之后以迄于今的美国是个“彷徨的帝国”。
所谓彷徨，其实就是主义的迷失，而背后则是哲学的贫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路径无非两种斗争：进步与保守。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的叫‘进步自由主义’，里根的叫‘古典保守主义’；克林顿和戈尔的叫‘新自由主义’，布什、切尼的叫‘新保守主义’。也无非是两种路线：国内平权和国际开放，或者国内稳定而国际动武。两者之间，你方唱罢我登台。执政或在野，内心都跟明镜似的，无非就是什么时候东风压倒西风而已。”9·11之后，这两种主义都不敷用了，“因为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每个人都是朋友；一个恐怖主义的时代，每个人都是敌人。用康德的方法不行，用霍布斯的方法也不灵。这是一个需要重新创造政治哲学的时代。”然而，“目前的美国，甚至整个西方哲学界，实际上无法真正解答全球化所必需的哲学基础。”由于缺少哲学家，“应对一切的手段回到了原始丛林之中，以牙还牙，以暴易暴”。伊拉克战争就是美国对恐怖主义刺激作出的反应，但却“可怜金玉质，终陷泥淖中”。作为全球最为强大的国家，这种方向的错乱和措置的慌乱，不能不引起关注。
连清川的这本《彷徨的帝国》当然不是专门谈论救世哲学的，而是四类文章的结集。一是“2008，大选时间”，表达作者对2008年美国大选的一些随想；二是“纽约，观察空间”，记录作者在美期间的一些观感；三是“读书，品茗思想”，收集作者在书海中获得的一些碎片；四是“新闻，职业体验”，呈现作者作为职业新闻人的一些体会。虽是一个媒体人，但连清川“已经进入政治学和历史学领域，突破了国内传媒界青年记者的狭隘眼界”（朱学勤语），已然是一位学者型媒体人了。耐人寻味的是，连清川是在新闻理想和事业遭遇挫折的情况下负笈美国的，但对于这个“媒体是如此的狐疑，看上去再美的物体也难以逃脱他们尖锐的手术刀”的国度却难以掩饰自己的狐疑，包括媒体。
像《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和CBS这样的业界典型，在9·11之后突然都被“爱国主义”所劫持，在政府和公众面前变得唯唯诺诺，难得再有自己的声音。本来布什政府对媒体就肆意压制，在伊拉克战争的随军报道上更实行“准入制”，由不得媒体不与其合作。由于政府极力营造恐怖气氛，美国民众自然以“爱国”相标榜，如果有媒体质疑批评政府，也就难逃“不爱国”的舆论大棒（爱国简化成了爱政府）。美国的传媒在这个时代只能“竭力在理性传统、传媒伦理和当下环境中寻求平衡点”。以2003年的《时代》年度人物为例，之所以在萨达姆、布什、拉姆斯菲尔德、美国士兵等候选人中选择了美国士兵，乃是因为在爱国成为最大的政治正确的情况下，选一个看上去像英雄的群体，既不会像CBS那样因采访萨达姆而被指控为“不爱国”，又不至于显得非常地和公众意见、传统道德背离。尽管如此，也不必惋惜《时代》周刊堕落了，不像世界级传媒了，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世界的传媒，它不过是美国的传媒而已”。连清川这话的指向，应该还包括在商业或资本压力下经受煎熬的媒体已然有些张皇失措、歧路迷茫。
《世界是平的》一书风靡一时，连清川也读了，并写下了长篇书评。他的基本判断是：“弗里德曼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国人，他有着天真的世界观和纯洁的心性。”言外之意，弗里德曼太乐观了。作为一个技术决定论者，他可能认为“通过技术的发展，能够消解掉人类的不平等、不公平和差距，从而达到天下大同的终极目标”。但连清川颇不以为然，“全球化固然在沟通整个世界的商品、资源、人力和知识，但同时也在推动着世界间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并且通过不平等的贸易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安排，使一些文化、民族和宗教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上升。同一和分离的推力都在加大，到底是谁战胜谁，还是一个未知之数，现在就预言一个通过技术实现平等的世界，未免过早”。在他看来，当今世界还是个等级制世界，第一世界国家生产技术，第二世界国家生产机器，而第三世界国家生产产品。全球化迄今为止并没有打破这些等级和秩序。因此，世界仍然是圆的，而承认这点，是为了更能够参与到扁平世界的竞争之中去，比如市场化更加彻底，法律化更加完整，对世界贸易组织更加主动地参与、服从或抗辩，教育投入加大和普及，技术和研发更加广泛地投入，核心则是消弭制度差异。连清川把自己的立场概括为“历史现实主义”。这篇书评，其实可以视为其“世界观”的集中呈现。
美国不是天国，世界不会大同。这一认知源于连清川的实地观察和深入思考，亦可以说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成果。尽管朱学勤先生认为这“明显带有美国左翼知识分子的视野局限”，但连清川毕竟已经“在路上”，多年以后再回来，说不定又是一重新境界。●胡堂
洪水猛兽的“可怕”也不过尔尔
中国意识
《民主的细节》文章选择的主题很有诱惑力。因为其问题的提出，一般都有一个强大的思想背景，那就是当下中国社会遭遇的难题。这本书虽然有个副题，叫“当代美国政治观察随笔”，其实，就连那些纯粹讲述美国内部问题的篇什，其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也指向她极为关注的中国现实。更何况，有些话题，直接就是由中国时事热点引发。
政治学的专业训练，让刘瑜产生一个习惯，就是对一个典型事件做跟踪观察，寻求发生、发展、高潮，到问题最终获得解决的政治运行逻辑。凭借近水楼台，她一路追踪了哈佛大学内的清洁工被解雇事件。一名出身底层不懂英文的海地移民上班时间晕倒在走廊的沙发上，哈佛校方以“上班睡觉”为名将其解雇。他有晕厥的病史，并有病历作证，于是，他寻求组织的帮助，他所隶属的工会遂发动游行抗议活动，学生组织也予以响应，地方政府、议会随后作出决定抨击哈佛的做法。于是，这弱势群体的一员，获得了强大的组织后盾，在与强大的哈佛校方的博弈中获得了全胜。
作为对照的是中国的山西黑砖窑事件，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路径来看，高下悬殊。事件曝光后，人们看到的只是黑窑工的孤独无助与沉默无语，听到的都是旁人的支招与热议，“组织”的声音千呼万唤始出来。
刘瑜的药方是让工人有真正能解决问题的组织，为自己说话、撑腰，让强弱悬殊之势归于平衡。
从细节开始
刘瑜在接受媒体访谈时曾表示，她对政治有兴趣，因为政治和生活息息相关，政治就是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的“基础设施”，比如粮食价格、比如房价、比如医疗，这些与生活休戚相关的东西，根子里都是政治制度。
这种认知显然决定了她的视野与选材。谈政治、谈民主有多个角度，刘瑜所写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学，以活泼的心态叙述严肃的政事。她在书中谈权力制衡，谈美国大选，谈社会难题，谈财政预算，个个看起来都宏大得吓人。但由于是从个案着眼，从细节下笔，问题意识极强，遂能冲进杀出，把一个论题酣畅淋漓地擒于笔下。
凌空高蹈的政治概念之争不是她的兴趣所在。她对当下政治与思想领域的“左”“右”之争，似乎兴趣不大。她在此书中摒弃了学院派擅长的逻辑论证方式，更喜欢把社会生活的实例一点点揉碎掰开，让读者看到政治行动背后的东西。从书中，我们认识了不少活生生的个体，他们都以自己极富个性的表现，充实着民主制度的内涵。逻辑论证总是不如讲述人物故事能吸引更多的读者。
文章且须放荡
国内对西方政治理论的译介，近些年来成果甚丰。圈里圈外，国人对民主、自由、宪政与制衡等理念西方政治生活中的“宏大概念”已耳熟能详颇有了解。但正如旅居美国的作家林达所说，“高等学府里，也有一些专学政治法律或社会制度的学者，也许，他们也难于不知如何向国内的学术圈外人开口，因为听众若是对美国历史不甚了了的话，要向他们解释清楚专门的理论，也实在很吃力，得不偿失。”
古人说“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刘瑜深谙此道，行文常常抛开成规，摆脱束缚，让笔下文字摇曳生姿。时而信息绵密，论证谨严，节奏缓和，一旦到了可“放荡”之处，则充分施展其语言技巧，倾笔泻出，耍乐一番。如在《哗众取宠主义》的结尾，刘瑜写道：“你也可以用痛心疾首的语气说，资产阶级自由化走到尽头，就是这个样子！也可以用如释重负的语气说，原来资产阶级自由化走到尽头，也不过就是这个样子。”这类精辟而富有辩证色彩的隽语，时不时在刘瑜文章的某个角落里闪光。
她的好文笔，应来自在网络江湖行走多年的磨练，她的评论也因此保持了网友的幽默和犀利，而不走一般学者严肃谨慎的惯常路线。其次，作为留美政治学博士，她有着对美国社会深入贴近的观察和体验，避免了隔靴搔痒，避免了游谈无根；而坚实的学术功底，则使她保持了清晰而具有穿透力的思维能力。
刘瑜在一篇博文中，记述了5名女博士一起考察资本主义最腐朽的一面：脱衣舞男俱乐部。最后她得出的结论是：“自由这个东西的可怕，不在于它会带来多少洪水猛兽，而在于，这些洪水猛兽出现以后，你发现它其实也不过尔尔。”无西方政治学术训练，如何能产生如此精妙的心得？●韦中华
细节决定民主
法国愤青托克维尔一百七十年前写在《论美国的民主》里的一段话，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剑桥大学讲师刘瑜“仍然恰如其分”地用在了她的新书《民主的细节》的开篇：“在美国，我看到的不仅仅是美国。在那里，我寻找民主的形象本身，它的倾向、特点、偏见和激情，从而了解它的发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恐惧或希望。”
但这并非是一本晦涩难懂、枯燥乏味的政治学学术作品。我们能听她说说故事，看她讲讲数据，然后“美国的民主”这样一个很多人会认为是概念性的东西，就能被她拆解成点点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描述成生活化的细部与切片。
绝对的真相是不存在的，正如不存在绝对的民主。刘瑜却是更多地强调了理性观察与客观视角，而不是除了时常无事生非外一无是处的意识形态，因为她相信“比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更重要的，是他抵达一个立场的方式”。在自己的博客上，她更是坦言：“对于那些怀疑它由于时效性已经‘过时’的读者，不用担心，这本书本质上是关于制度，而不是时事”。应当严谨地说，这本书是关于制度的细节的，是关于“精确性的议政方式”的。
于是，在刘瑜的笔下，美国的民主向我们展现了一种并不宏大却更为亲切的模样：当“选谁都差不多时”，选举议题的“鸡毛蒜皮化”可能未必意味着“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却有可能也表明美国社会在重大基本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而且任何一个上台的政党都代表了多数人的利益与观点；当州政府因为与州议会的预算矛盾而被迫关门时，体现的也未必是“三权分立的伪善背后的效率缺失”，却有可能说明一个好的公共财政体系就是要通过政治博弈“让花别人的钱变得像花自己的钱一样心疼”；种种占领道德制高点、保护弱势群体的主张，最应当警惕的是它们本身就有可能成为政治家道德造型的牺牲品、甚至最后伤害了弱势群体。
刘瑜在论说人物部分展示出来的举重若轻的学养、笔力与深度，绝不会让读者失望。被媒体和公众脸谱化乃至妖魔化了的新保守主义“哲人王”列奥·斯特劳斯，让她看出了一种既蔑视民主自由又捍卫民主自由的矛盾，还更为深入地拷问了斯特劳斯这种悲剧性的矛盾背后隐含的自由民主制度本身的悖论性。她在布什政府谢幕之际并未人云亦云地起哄造嘘，却看出了一个见证新保守主义激进冒险、目睹其勃兴忽亡的意义重大的时代，而且勇敢地道出这一重大的意义在于“为我们勘探了政治的边界，再次提醒了人类激进主义———无论来自右翼左翼的危险”。
值得注意的是，刘瑜在书中一再强调了公民实践与民主之间良性互动的必要性。托克维尔曾说：“美国的联邦宪法，好像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刘瑜也认为如果说美国的民主比某些国家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普通民众在不断通过自己的行动去激活它”，而不让它沦为一堆废纸、一套摆设、一篇说辞。事实上，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斯特劳斯，无不关注民众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对公共责任的自觉实践。我们必须明白，民主不是空谈，不是抽象、不是口号、不是标签，而是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同样地，只有在仪式化而非形式化、崇高化而非拔高化、庄严化而非威严化、参与化而非施与化的鲜活民主实践中，社会凝聚力才有可能得到增强。●米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