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和资料收集者：秦淮散人
1959年，毛国瑶在南京靖应鵾家读到一部《石头记》旧抄本，抄录了一百多条与家藏“有正书局石印本”不同的批语。他是学理工的，不知道价值如何，1964年读到《文学评论》上俞平伯先生的红学文章，便将这些批语寄给了俞先生。俞先生认为很有价值，催促毛国瑶到靖家找来那个旧抄本。不料，毛国瑶再去借阅时，靖家已经找不到这部书了。
后来，红学界传开此事，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等先生都得到了靖本批语的抄件。其中，周汝昌先生的兴头最大，多次与毛国瑶通信，并抢先于1965年7月25日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红楼梦版本的新发现》，介绍了靖本的基本情况。
毛国瑶因为这件事跟俞先生熟悉起来，两人多次通信，毛曾提出想看看几种旧抄本。1964年11月。毛国瑶去北京，俞先生借给了他刚刚影印出版的线装本《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第二年，俞先生准备整理《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需要使用《红楼梦稿》，便于1月25日写明信片给毛国瑶，请他归还《红楼梦稿》。恰好，回家过春节的邻居陈家兄弟（陈慕劬、陈慕洲）将返回工作地内蒙古，要路过北京转车，毛国瑶便将《红楼梦稿》包裹捆绑好，托陈家兄弟捎到北京还给了俞先生，是俞先生的女儿俞成到火车站去把书拿回来的。1965年2月6日，俞先生写明信片给毛国瑶，说《红楼梦稿》已经收到了。
文化大革命中，“半个红学家”江青同志不知道听信了谁的报告，怀疑是靖家或毛国瑶把书藏了起来，于是派红卫兵或造反派三番五次到靖、毛两家去抄家，还将两家人发配到了农场，受尽了折磨。但两家人无怨，自感有责任，所以一直在多方查找靖本的下落。在靖老太太临终之际，家人还在追问是否想起书去了哪里，是不是当废品卖掉了？
1983年夏天，周汝昌开始怀疑俞平伯“藏匿”了靖本，便写了《靖本石头记佚失之谜》一文，于7月24日酷暑中完成初稿。一年半以后，即1984年12月13日，周汝昌先生接到南京记者严中（周汝昌给他起了个化名“尹延宗”）的来信，说据他调查，靖本可能没有丢，陈家兄弟曾替毛国瑶带书给俞先生，靖本可能在俞平伯手里。这份“调查报告”居然与周先生此前的怀疑完全合榫！（有意思！）于是，次年，即1985年夏天，周汝昌先生又改写了旧作《靖本石头记佚失之谜》，加上了“调查报告”的内容，于8月22日改定，投到香港，发表在1986年1月号的《明报月刊》上。文章捕风捉影，无端指责俞先生将靖本据为己有、秘而不宣，同时，周汝昌先生还向中央领导写了告状信。此时颇为欣赏周先生的“四人帮”已经倒台，新组成的中央领导集体没有理睬周先生。
但是，周汝昌先生的文章还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海外极为轰动。案件涉及到的当事人不得不纷纷写文章澄清事实，痛斥周汝昌先生造谣诽谤、栽赃陷害俞先生，一时风起云涌。俞先生这时候在政治上还没有平反，头上还笼罩着1954年大批判的阴影，不敢招惹小人，他在事件中只对记者淡淡地说了一句话：“对这种人不要理他算了。”（郑重《访新红学派的开创者俞平伯》，见1986年11月16日《文汇报》）然而，许多正直的学者看不过去，催促俞先生的外孙韦柰写了《致周汝昌——替俞平伯伸冤》一文，发表在1987年1月号的《明报月刊》上。俞家本来是可以跟周先生打官司的，但碍于政治压力，最后也只好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不了了之了。
三年后，即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先生带着重重屈辱，以及周汝昌先生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的罪名，与世长辞了。1991年5月，严中在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红楼丛话》一书，收录了周汝昌的那篇《靖本石头记佚失之谜》，周先生还加了一段附记，对俞平伯先生实施鞭尸，对主持正义的人们进行挖苦，对俞先生的家人则加以嘲讽与恫吓。
本人愚昧至极，曾经被一些虚幻的假象所迷惑，以前也崇拜过周汝昌先生。正是在去年读了这一栽赃诬陷俞先生的大作及其反驳文章后，才初步了解了周汝昌先生的为人。后来知道的事情越多，对他就越失望了。现在做一次文抄公，将涉案的几篇主要文章节录如下。感谢师兄惠赠《靖本资料》（上海石言居2005年10月版），这些抄录的文字都来自这本书。文章太多太长，我打字速度慢，既要赶写毕业论文，还要欣赏世界杯足球赛，不可能全文抄录，请朋友们谅解，就窥斑见豹吧。好在这些文章的原文也是容易找到的。我希望，那些周先生的追随者能够跟我一样，幡然悔悟，迷途知返！盲目的崇拜心理要不得，它会蒙住你的双眼，把婊子当贞女，把骗子当成圣人，把坟头上的荧火当成“泰山北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