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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按：八九年五月底在北京跟马少方做了一次专访，大约一个月后，我才整理稿件出来。十九年后，翻阅陈年旧稿后不久，我竟然有机会跟他在香港再次见面，呼唤记忆，灵魂相遇，恍如隔世。他说，坐牢也没大不了，不必恐惧！我说，我没法摆脱恐惧，虽然我没坐过牢。二十周年的纪念日快到了，他是首批发起《零八宪章》的联署人，我们曾经失去联络.
五月二十七日下午，再跟马少方专访倾谈，这次具体谈到学生组织之间的问题.我问他对话代表团、绝食团和北高联之间的关系及意见是否有分歧。
他说，很显然这三个组织对绝食或其他一些重大的决议，是曾经出现很大的意见分歧。他认为，针对绝食活动来说，北高联和对话团都应该尊重绝食同学的意见。事实上，在绝食活动以后，北高联只持理解及同情的态度，但北高联是应该表示支持的。
他解释绝食期间这三个组织之间的关系.北高联是一个长期性的组织，绝食团和对话团都是临时的组织，本来后二者是应该服从前者的领导，而三者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由於绝食同学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广场用生命来死谏政府，因此，北高联和对话团便应该尽最大可能服从或帮助绝食同学达到绝食的目标。在绝食七天的活动期间，这两个团体都致力做好这方向的工作，可惜有些地方做
得不够彻底。
五月十四日阎明复等政府官方与学生对话，对话团和绝食团有否好好的联系？他表示，当日绝食团的代表有出席对话会场，但没有发言权，也没有代表性，只是聆听，以及由程真读出一封遗书，表示广场绝食同学的意愿。
当日，对话团坚持要展开对话，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绝食团同学则认为，政府说过会广泛的与各阶层展开多层次的对话，而绝食团要求对话有现场直播和不许拖延的，最后政府不答允有现场直播，显示政府没有诚意展开真诚对话，对话团就完全没有理由要与政府继续对话下去，这点对话团是充分理解和支持的，所以便终止会议，没与政府继续对话。
马少方说，他后来也到了统战部把绝食同学请离场，因为绝食团是不应参加对话团与政府的对话。
绝食是由几位同学倡议的，包括王丹、吾尔开希、杨朝晖和马少方等，这些绝食发起人是否想当然地成为绝食同学的代表呢？他说，事实上，很多同学都没有把发起人视作绝食团的代表。
绝食是每一个同学自愿自发参加的，即使中途退出也是自愿性质.不过，大家都要遵守绝食宣言，亦即：“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换言之，任何人违反这条，便都不能算作绝食团的人。
他承认在绝食期间未及做好的一件工作是，没有尽快普选产生一个绝食团的领导机关，不过由於紧急关头，倡议者暂代这任务也未尝不可，因为绝食宣言及誓词是由倡议的同学起草，以发起和宣扬共同追求的政治目的，这是参加绝食的同学应该服从和守诺的。
既然同学宣誓说过：“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何会在五月十九日决定停止绝食？他说，其实有八成同学是不赞成这决议的，他认为作出停止绝食的决定是草率、仓促和没有道理的。
他表示，由於同学用生命死谏政府，只要有一个同学不同意，也就不好宣布停止绝食，其他同学若不愿绝食可以自愿退出，因为当时大家曾经说过，若停止绝食要百分之一百的同学同意才行。后来作出了停止绝食的宣布，他个人表示很失望。
当时柴玲担任广场绝食团指挥，由於有很多同学被抬进医院，感情上接受不了，所以召开了各校代表会议，结果五十二票同意，四十票反对，两票弃权，基於少数服从多数，作出了停止绝食的决定，由柴玲宣布。
绝食在五月十三日开始，戈巴卓夫在五月十五日访华，到底在选择日期的时间考虑方面是否有任何关联？
他说，五月十一日已决定绝食，而同学都知道政府在五月十二日有对话的答覆，在得到答覆后才决定绝食时间.由於政府的答覆是允许对话团派二十名代表，而学联则可以派四十名代表，一起进行六十人的对话，而非单独与对话团对话，这简直是欺骗，所以同学决定用绝食作为手段示威抗议.
他认为，考虑五月十三日绝食，其实是有给政府让步，因为当时考虑到十五日就是戈氏访华，同学假定有两日，约四十多小时时间给政府作决定，而绝食在十二日便宣布，政府是完全知道的，不过没有诚意跟学生对话而已！
事实上，在绝食期间，有些同学认为绝食乃过激的行动，太快把学运推到尽头，将来除了自焚外，很难再有其他行动，比这次行动更彻底的了。
马少方对此点并不苟同，他说，斗争的手段中，自焚、绝水和大串连的激进程度远远超过绝食，他认为在这时期选择绝食抗议是恰当的，因为第一次学运的高潮是属於低估时期，而一切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怎样才能给政府施加压力，把学运推向第二个高潮呢？同学已採取非暴力和平方式进行游行、罢课、静坐等抗议行动，这些都不能促使政府给正义让路，同学唯有选择绝食了。
个多月来，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请愿行动，令同学疲於奔命，但政府反应冷淡，似乎这次学运是甚么结果也达不到了。
他认为，从狭义来说，这次运动确是得不到原先所要求的：“不是动乱，必须平反”、“平等对话，现场直播”等目的，但是却从细小的要求，达到更大的目的，亦即重要的结果和有意义的目的都达成了。现在，人民对这个政府彻底失望，愿意站出来要求改革或解散这个政府，要求重新组织一个人民信任的政府，亦即有利於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对民主改革起巨大的推动作用，向前迈进了第一步。
五月十五日凌晨，十二名知识分子前往广场声援学生，以戴晴为代表，向同学提出两点撤离广场的条件：一。在《光明日报》全版刊登记者访问知识分子，肯定这次爱国运动的文章；二。让李鹏、赵紫阳站在广场中，跟学生讲句问候的说话。似乎这两点要求盖过了绝食同学原先的要求，知识分子的插手反映了甚么？
马少方毫不客气地说，十二名知识分子修改同学的要求，这种求变通的做法，完全是知识分子那种奴性，亦即改良主义思想所导致。其实，他们早就已经知道政府不可能答应同学的两点要求，所以希望能劝服同学放弃斗争，但这是广场上绝食的同学所不能够接受的。
固然，同学们内心会感谢知识分子的关心和爱护，但是对同学的要求採改良主义的态度，从同学们对戴晴的呼籲有异议的声音可见，这是不受欢迎的。反观知识分子的要求，其实也并非容易达到，是否他们跟高层有协议？
据马少方所知，十二名知识分子是曾经到统战部发表他们的声明，因为在分析过中国政治形势后，知道政府不会答应学生的要求，所以变通一下。一方面考虑到同学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也能给政府留一个下台阶，以为能通过知识分子在学生中间的影响力来帮助政府渡过这次难关.
他认为，知识分子一直不敢与政府对立，跟学生所坚持的不同，到底甚么时候才是民主进程的最好时机？还要等一百四十年吗？几代人之后再等几代人就能没错吗？他强调，民主不是自然而然到来的，是争取得来的，如果不争取，就永远都不会来。经济发展、利益冲突和权力分配，牵涉到人性、人的欲望等私利问题，如果不去施压，它只会膨胀而不会收歛的。
到了五月十七日，绝食活动把人民唤醒过来，数百万壮观的人群参加全市人民大游行，严重打击政府的绝对权力和共产党的威信，同学有否利用这个良机，把学生的斗争跟市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斗争结合起来，成为大联盟？
马少方表示，其实最好是在五月十八日能停止绝食，把学生力量加进人民民主运动中，直接投入全民爱国民主运动的大潮流去。
可惜，广场出现了失控状态，谁也不能劝服同学们停止绝食，因为当时同学的眼睛只是盯住所要求的两点.
他说，这失控现象也正好反映同学对民主的认识并不属於科学化的民主，而是处於与政府对立的局面。这是争取民主过程中的重大失误，不过在以后更大的运动中，亦可为同学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经验。
同学到底怎样做决定的呢？为甚么会出现失控？
马少方说，广场指挥部做决议时，是由在场的各校全体同学委派代表出来商议和表决的，但是柴玲能代表北大，程真能代表北师大吗？她们能否真正代表各自院校同学的思想，本身就存在问题.
事实上，出来表决的同学，都表示能代表学校，而学生能否代表同学的意愿，就要视乎同学代表能否把每个同学的反对意见，採纳及补充为自己的意见，或者尽量令反对的接纳自己的意见，试图说服他们。
五月十五日凌晨，绝食同学在天安门广场为应否转移一下的问题争论，当时同学已经否决了十二名知识分子的两点要求，也不等李鹏和赵紫阳出来了。同学认为他们到广场来说声你们好，没必要了，同学也不会撤退的，因为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只是一种欺骗，对学生不公平。
由於戈巴卓夫访华，同学为转移绝食场地的问题伤透脑筋，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赞成转移，希望绝食同学以大局为重。当时，这些自愿出来绝食的同学对政府还抱有一丝希望，还未完全失望，所以没有理由不给政府作一些让步，向全国人民表示，同学对政府还抱有诚意。但是，另一方面亦有很多同学认为，既然绝食是用生命来向政府死谏，政府一直以来对同学没有诚意，同学又有甚么理由
让步？
两种不同的意见，由五月十四日上午争论到十五日凌晨还没有结果。马少方说，主张转移的同学不希望影响戈巴卓夫的访华行程，同时亦希望表明绝食跟戈巴卓夫访华没有直接联系，而且所有同学对戈巴卓夫访华都表示欢迎的，所以十五日凌晨六时许，绝食同学採取了由纪念碑的北侧转移到东侧的行动。
其实在採取这行动之前，反对转移的意见亦很强，所以曾经宣布过原地不动。当时意见存在很大分歧，学生领袖无法说服绝食同学，最后吾尔开希以个人身份劝同学顾全大局，贯彻爱国精神，希望同学接纳他们的意见，挪一挪让出广场中央的地方，欢迎戈巴卓夫到访.马少方当时亦有发言，他认为由北侧转移到东侧是顺乎民意，有利於坚持斗争，乃是明智之举，所以可供同学参考。
终於转移行动成功了，同学收拾被铺，拖着疲惫的身躯，由学生纠察队开路，顺利转移了，然而，转移过程中，却也有很多同学不支晕倒。其实，即使转移，结果还是佔用了广场的一侧，外交礼节上的欢迎仪式始终无法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而且广场实在髒臭得很厉害，满地垃圾、纸碎、破瓶，戈巴卓夫肯定不能来啊！
马少方说，这是策略问题，不佔用北侧，政府就不能向同学施压，但是绝食的地点一定要坚持在广场，这是不能改的。不过，同学也真的没有考虑到政府是这样无赖，绝食了四十多小时，还不给同学答覆。
他也承认，只挪一挪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但至少可以表示对戈巴卓夫的欢迎和尊重，因为戈氏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政治改革家，而中国的问题正是政治体制不改革，所以欢迎戈氏访华，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向戈氏学习，进行彻底的，根本性的改革。
绝食的七天里，他说在继续绝食和停止绝食之间是曾经有过犹疑，但是见到同学一批批倒下时，他再没有犹疑了，主要是因为有救护设施，同学的生命并没有太大危险，而且继续坚持绝食是希望迫使政府能够满足同学的要求。
在绝食到了第五、第六天，北京出现了大规模全市人民大游行，但是仍未能促请政府答应同学的诉求。当市民也起来的时候，便已经变成由市民採取实质行动，将学运性质定性为“爱国”而不是“动乱”了。
他说，戈巴卓夫结束访华行程后，李鹏曾经看望过学生，但学生认为李鹏是以政治投机分子身份到广场，没半点人道主义思想，对三千多名绝食同学的死活毫不关心。很明显，李鹏关心的是内部政治的权力斗争，要夺回他认为必须夺取的权力。
至於赵紫阳也来看望学生，他不敢说赵紫阳是不带政治目的来广场，肯定是有的。但那天，赵非常诚恳地劝同学停止绝食和返回校园，并掉下眼泪，这至少是有良心和站在人道立场，对每条生命爱护，而李鹏连这点人性也没有。
之后，李鹏与同学见面、谈话毫无诚意，令同学十分失望。
李鹏曾说，要红十字会把广场上所有绝食同学全部送去医院好好护理。当晚，绝食同学因避雨已走上绝食车，他们恐防政府真的强行把他们一车车运走，有同学激动得把绝食车的车轮刺破，使车不能开动。
对话又再不欢而散。马少方表示，他不赞成绝食团跟政府有这种接触，因为既然这是用生命来死谏政府，向政府提出请愿和要求，就不应该有任何政治上的买卖.
政府怎样表态，同学才能满意呢？
马说，中国政府应该尽快通过新闻媒界直接及以实质行动来满足同学的要求，而没有必要跟李鹏接触.
同学在甚么时候发现政府内部权力斗争激烈的呢？
他说，在同学未进行斗争之前，已经知道政府内部派系斗争非常激烈，而两派都想利用学运整党和推翻另一派。学生是没有能力逃避或不被他们利用，但是有能力主宰自己和作出抉择。
总之，不管那派上台，阻碍民主进程的就反对，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就支持。五月二十日，李鹏宣布戒严、军管，这是中国的大倒退。这个人不可能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会为中国带来贫穷和落后，所以要彻底反抗他的领导。他说，同学已清楚看到这个政府是他妈的王八蛋呀！
政府的态度很强硬，而学生的组织又因为缺乏经验而涣散，没法协调行动，很多外省同学涌到北京，但广场缺乏有力的领导和指挥，市民不可能持续地早晚去堵军车，每天给广场同学送水送吃的了，运动这时已呈胶着状态，令人担忧.
马说，撤留问题争论了好几回，往后运动该怎样发展谁也估量不到。现在已不可能撤了，天安门广场必须坚守，因为很明显它已成为民主的象徵地，留在天安门就表示民运尚未结束。学运已经成为民运，北京天安门广场这地方更成为全国人民民主运动的圣地标志，任何撤退的决定都不能符合争取民主、争取自由的人民心理。
到底要坚持到甚么时候，没有人知道，因为这是长期的斗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过，留在广场就一定要搞好秩序、组织人员及注意卫生问题，这些整顿工作后来也慢慢展开了。
至於大串连的工作，其实亦酝酿着开展，当时不少外省来京的同学都回去把北京的情况广泛宣传，而北高联也有人建议空校运动，有组织地向各地统一宣传，同学是策划着一次比文革大串连更有组织，和更明确的宣传纲领的。
将现在的运动跟文革比较，最大的分别是甚么？
马少方说，他还没有很深刻地思考这个问题，不过文革是自上而下蔓延至全国，基本上是否定民主和人权，这跟今次运动完全是自发的，要求民主和人权很不相同。文革时期的大串连是很有目的地将官方的宣传深入到社会各阶层及每一个角落，如果这次运动进展到大串连的话，问题就複杂得多了。
对学生而言，现在是面对着新闻封锁，如果不走到全国每一个角落，就很难让全国人知道，北京到底发生甚么事。因此，是新闻封锁迫使大学生走上大串连这一步，希望广泛地将北京的学运讯息和民主思想，传达到全国各地。
谈到会否造成文革时期的大动乱，他认为，北京人完全有能力维持现状，有信心将这场运动拉到大串连这一步。因为在这个多月来，北京没有混乱，也没有动乱.而且，他相信北高联是有能力让同学有秩序地到各个省份去宣传斗争的方向，把北京同学和市民的非暴力和平斗争方式带到全国各省，这样就能令斗争越烧越旺，而各省地区也能通过这场非暴力和平的斗争令社会安定、和平，这跟
文革时期也很不一样了。
学生是反对暴力，反对流血的，毕竟他们还年青，还比较热爱生命。他说，同学都希望这政府能够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流血。但是，假如政府真的希望造成流血事件，也许这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这流氓政府越早做这一步，它就越快倒台。
当然，这群年青的同学，还没有经历过文革及“四五”天安门事件，始终还是显得感性激情一点，是否真的对流血、死亡没有恐惧害怕？
马少方说，同学是有点怕的，也不敢说所有学生都不怕流血。
事实上，这流氓政府也曾有过镇压的先例，实在不能不提防他们会下毒手。
后记
六月四日，这流氓政府终於下毒手，用坦克车、装甲车镇压和平请愿的学生，用冲锋枪、达姆弹枪杀手无寸铁的市民。惨烈的大屠杀引起民愤，恐怖还在延续，这政权仍以狰狞的面孔进行辗压、吞噬、杀戳、炸裂，血还在流，不知道甚么时候才完结.
跟马少方做访问时，当然没估计到会有这残酷暴戾的结局。那天他还透露，会以北高联为中心，另外搞一个民运组织，类似成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党派，成员由普选产生，而最高纲领及总原则还在草拟中。
过几日，他又表示会去其他省份大串连.六月一日出发了，六月二日我们还通过一次长途电话，六月三日晚他赶回来，因为吾尔开希通知他，北京形势十分紧张。六月四日屠城的时候，他在广场站在第一线，坦克驶近时，他无畏地迎着坦克。后来跟随大队撤退，他与勇敢不怕赴死的同学，安全地撤离天安门广场。
后来听说他六月五日离开了北京，逃亡到广州。他变成被政府追捕的学生领袖通缉犯之一，最后的消息是六月十七日，他在广州向公安投案。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