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采取国家经营的形式，因此，又称国有制（还是称国营制比较准确）。全民所有制被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要求它在国民经济中掌握经济命脉，在经济运行中起主导作用。但是，任何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家，都必然存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哪怕一度将私有制消灭干净，公有制成为唯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过一定时期，私有制还会顽强地孳生出来，成为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经济成分。这种私有制最初采取自留地、自留山的形式存在，采取家庭副业的形式存在，后来采取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形式存在，采取个体修鞋、补胎的形式存在，采取集市贸易、互通有无的形式存在，再进一步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重新出现，开始新的历程。这些私有经济的生命力所以如此顽强，其经济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多层次的，从近代机器化、电子化的大规模生产和全国、全球的贸易与信用往来，到手工劳动的小规模生产经营，再到数千年来一直未变的牛拉犁、人收割甚至刀耕火种的生产形态。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需要多种生产经营方式与之适应，因此，既要有国有制，也要私有制。国有与私有是既相矛盾又相统一的经济体。
1949年，旧政权的官僚资本与民营资本（俗称民族资本主义）相比，按工矿运输业的固定资本计算约为8比2，按工业产值计算约为6比4。中共接管政权后，没收了官僚资本，对民营资本经过6年的”利用，限制，改造”也使之消亡。为什么对民营企业这么快就斩尽杀绝呢？这同中共的”恐资病”有关，惧怕资本主义。由于绝大多数党员都是农民出身，没见识过机器化大生产，不知道资本家为何物，打进县城见到商铺就抢劫一番，以为革命就是如此。中共高层稍有知识者，不过是从书本上学了几句”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污和肮脏的东西”、”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之类，以为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有了这种观念，才使他们搞土改时连资本主义成分富农一起消灭，对民营资本则”围追堵截”，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看待民营企业的消极面比较重，把消极面作为消灭资产阶级的借口，1952年开展”五反运动”时就企图把民营资本端掉。当时以”退财补税”名义惩罚资本家。蚌埠市有105家工商户，资本为1.5万亿元，而规定的退财补税额却高达3万亿元。（《陈云文选1949-1956》，第172页）上海市民营资本1951年缴纳所得税和为抗美援朝作了大量捐献后，剩下的盈利额只有5万亿，而退财补税却需要10万亿。（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74页）竭泽而渔，是掌权者的普遍心态。他们认识不到，当时经济的落后状况正是亟须发挥民营企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积极作用的时候，资本主义的这种积极作用是国有经济无法替代的。1949年，中国大陆只产钢15.8万吨、成品钢材13万吨，只产自行车1.4万辆、收音机4000部，手表、缝纫机、电扇、洗涤剂的生产都是空白。（《中国统计年鉴1986》，第295-297页）经济极端落后又遭战争连年破坏，不去积极调动一切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动力，反而对民营企业抢劫、打压，结果是工人失业、商品短缺、物价上涨、人心惶惶。
当政者为什么心急如焚地要干掉民营资本呢？这源于中共特有的思维逻辑。毛泽东认为，”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他认为，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3页）他之所以批判刘少奇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就是根据这种认识。毛的”结束就是开始”的论调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它是马克思曾经倡导而由托洛茨基继承的所谓”不断革命论”，”革命”不能间断，不能停歇，打下江山后马上向社会主义对立面资本主义宣战。这种理论之脱离实际、陷于左倾空谈是很显然的。
灭亡了私营经济，个体经济也组织起来，是社会主义向私有制全面进攻的结果。无奈灭私立公建立的国有经济一直生态微弱。新政权经营的国有企业长期效益不高，生机每况愈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57年到1978年，国有企业投入增长7.4倍，生产净值只增长3倍，投入产出比为2.5比1；国家每投入1元，增加的净产值从0.62元减至0.32元，投入产出率为负48％。对这种不甚理想的生产效率，尽管想尽办法加以改进，可惜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国有企业亏损面还是不断扩大。当政者本想依靠为数众多的国有企业创造的利润大干一番，这些亲手拉扯大的孩子总是辜负养育之恩。从国有企业提取的利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1985年竟下降到2.2％，1993年更下降到1.2％，当年国家财政还要补贴国企411.29亿元。（孔善广：《五万亿的国企利润哪里去了》，《议报论坛》2007.5.1）应该说，数十万户国有企业不仅没有起到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甚而连自身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中共掌权者及其军队赖以为生的经济来源，首先是国有企业。国企愈益严重的亏损状况不能不令中南海担心。此时，再怎么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于事无补，空话和假话业已无用。现实迫使当政者痛下决心。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决定”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中心是”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将国有小型企业出售、租贷、兼并、联合，或实行承包经营、股份合作。在国企总户数中，小型企业占80％以上，大多是县属企业。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再进一步，决定把中型国有企业也放开、放活，只留下占户数4-5％的大型国企由政府掌控。
中小型国企出售、出租、兼并、联合，实际是把私有制问题提上日程。出售，当然就是化公为私，企业成为私有的。山东诸城市市长陈光一口气把全市272户国企卖光，故有绰号曰”陈卖光”。出租、兼并、联合，也要引入私有成分。大量的中小型国企走上私有化道路。这是在”国有”与”私有”的较量中，从原来的”国有”吃掉”私有”转变为”国有”让出部分权益，按等价交换原则送与”私有”。实际上，这是”国有”承认自己没有能力把主导国民经济运行的责任承担起来，把占国企户数95％的权益出让。从此，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可以名正言顺地发展。但是，它们在宪法中还是以公有经济”补充”的面目出现，说明不允许它们超越”补充”的界限。
中共当局放开国有中小型企业并非是无代价的。它要以”重点抓好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来作补偿，其中，当然蕴含着深谋远虑。这一决策实质是夺取经济制高点，以便将经济的垄断权牢牢握在手中，从而获得高额利润。他们在中小型国企方面的退却是为了在大型国企方面集中全力进攻，这是有退有进。
让我们看看这一进攻的态势及其特点：（1）它宣布，国有经济要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7大产业保持绝对控制力，这些产业是：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要对基础性产业和支柱产业的重要领域保持较强控制力，包括装备制造，汽车，电子电信，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譬如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跑马圈地，这里的国有资本在圈划自己的垄断领域。既要”绝对控制”，又要”较强控制”，把市场竞争的选择排除在外，无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对走向市场经济无疑是绝大障碍。凭借对资源的权力霸占，凭借对资本的行政集聚，凭借对市场的全面排除，凭借对收益的肆意留存，这些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垄断性就可以十分突出地强化起来。这里，我们看到中央政权正积极扶持垄断资本成长。（2）这些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利润是可观的。2006-2008年，中石油实现利润1422亿、1456.3亿、1144亿；中石化实现利润506.64亿、565亿、297.69亿。这样的巨额利润不是凭着善于运营、巧于博弈，只是由于对石油资源的垄断，对这种资源的廉价汲取和政策优待。垄断而不是市场竞争使这些企业和企业集团攫取了大量的源源不绝的国民资产。（3）这些企业得到中央政权在经济上大力资助，就是说用全体国民的税金资养这些垄断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四大商业银行是巨额亏损户。中央政府先剥离他们的坏账1.4万亿元，又注入美金600亿元，再先后投资3万亿元，如此大量输血是为了保持中央政府在金融方面的垄断地位，这是运转国有工商企业的关键环节。令人惊讶的是，中石化2006-2008年每年盈利丰厚，只是由于个别下属单位出现政策性亏损，又特殊享受财政补贴50亿、123亿、503亿。既享受垄断利润，又享受财政资助，鱼与熊掌兼得。中央政权在这方面的利益倾斜是十分显然的。更令人惊讶的是，国务院批准，1994年起国企除按税则缴纳税金外，所余利润全部留在企业。垄断利润的取得本来就不合理，出资人（全体国民）不能享受盈利分红更不合理。中央政权在这方面的利益倾斜更加明显。中央政权与企业的利益纠合，说明政权与垄断企业组合成命运的共同体。（4）留在这些企业的利润成了特殊利益，垄断企业的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总会计师等获得这种利润以自肥。他们自定薪酬，自家享受。某商业银行董事长年薪2285万元，打破其他商业银行高管年薪数百万元的记录，引起舆论界警觉。（《21世纪经济报道》2008.4.8）更甚者则是中国平安集团3名董事、高管2007年年薪均超过4000万元，该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2007年年薪6616.1万元，比上年增长394％更是一则爆炸性新闻。（《北京青年报》2008.4.21.A7）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明确支持垄断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他向新闻记者表示：央企负责人的薪酬是适当的。
不管当权派怎样为特权利益制造舆论，为特权利益者鼓气助威，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已经指明，中国大陆0.4％的人口掌握70％的财富，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一个以官僚资本、垄断资本为基础的特殊利益集团在控制着这个社会的命脉是不争的事实。（5）这些企业的高层坐食肥利的途径不仅是在中央政权支持下自定天价高薪，而且，想尽办法掏空这些企业。这些人已经搂足了，资财、老婆、孩子已转移异域，自己准备了若干护照，随时可以溜走。能够满足他们日益空虚的灵魂的只有挥霍。中国石化董事长、总经理陈同海平均每日挥霍的钱超过4万元。很难想象这4万元（相当于20多个农民1年的纯收入）是怎么支出的。陈同海的挥霍不是个别事例。国家审计署2005年审计10名中央企业领导者，光乱肆挥霍一项即达145亿元。（《北京青年报》2009.8.3.A4）巨额公款挥霍，在刑法中却是空洞，无法施以法律追究。因此，公款大吃大喝，公款境内外旅游，公款购置豪华轿车，公款修建豪华办公楼，特权利益集团不把老百姓的底垫挥霍得一干二净是绝不甘心的。不仅如此，挥霍的背后必然隐藏着更加肮脏的勾当。审查确定，陈同海受贿数额为1.9573亿元，也是天价数字。（《北京青年报》2009.8.8.A4）有关部门从他的两处住宅中查出美元52万、加元48万、欧元65万、假名存折9本、别名护照5本，分别藏匿于卫生间水箱内、金鱼缸底盘、屋顶瓦片槽内。陈同海落网了，众多的陈同海们还在那里消遥复消遥。综合上述5点扫描，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企业的垄断形态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是相对立的，它们攫取的垄断性利润是不合理的，由于这种特殊利益的存在而使国民资产大量流失，特殊利益集团与这种流失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的垄断企业究竟对谁有利？
如果再深挖一步，就会遇到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根本问题：它的所有者在哪里？全民所有，它的所有者是13亿国民。由13亿人运作千千万万个大中小型不同产业的企业，是无法想象的，无法操作的。以为由接受委托的部门代表全民去运作这些企业就可以实现全民意志，那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各方面都紧盯着这个没有所有者的经济实体。没有严格的监督制度，国有企业很容易被经理层融资廉价收购而去，或者，企业形成”内部人控制”，通俗地讲就是主人不在时，保姆把全部细软一卷而逃。这样的弊端表明，国有企业的根本弱点在于所有者缺位，没有真正的所有者在那里精心照料这些企业，象私营业主那样为它呕心沥血。国有企业由政府运营形成的利益机制与市场竞争需要的利益机制不能对接，这使国企在市场上难以形成自己的优势，因而也就无法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理智的选择似乎应该是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有序退出，躲开自己不占优势、不能攻下的坚实阵地，而选择竞争领域以外自己可以发挥优势、可以攻占的薄弱环节，这在战略上就是”避实就虚”。可以首先退出资金与技术含量较低而竞争激烈的领域，这方面国企斗不过个体与私营中小企业，然后，退出资金与技术含量虽然较高但非国企长项的领域，这方面国企斗不过技术含量较高的私营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应该占领的阵地，首先是有关国家安全的产业（这是私有企业不能染指的，或者，它们只能在产业的边缘地带起拾遗补缺作用），其次是社会公益事业（这是政府责无旁贷，为公众服务的领域）。至于基础性产业和支柱产业，需要依据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不同的经济力量对比而适当分工。无论怎样分工，有一点是应明确的：这两项产业必须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不能由垄断作为统治形式。国民经济作如上战略调整，坚决贯彻实行，到2020年国有经济与个体私营经济的比重有望分别占GDP的20％与80％。
这一设想当然会遭到左倾人士激烈反对，特别是会遭到垄断意识坚持者的激烈反对。看来，国有还是私有，垄断还是反垄断，是经济运行中必然会交锋的重点，是无法避免的。不管交锋时的争论如何激烈，有一点大约是彼此都不能否认的，就是私有经济正以自己适应社会需要的活力锐利前进。只举一个例子就可把这种无可阻挡的”活力”显示出来：浙江省温州市，在1.1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拥有34个不同产业的生产基地，30万家企业。它生产的剃须刀和锁具占全国市场需求量的70％、生产的打火机占全国市场额的90％以上。2007年，它生产10亿双鞋，占全球鞋产量40％，生产的打火机几乎占全球产量的100％。温州一个小镇平阳水头镇曾1天生产皮张1.2亿，为全国产量1／4。2008年人均GDP超过4500美元。（《大纪元》2008.12.15）私有经济就是这样开辟自己前进道路的。
90年代开始，民营企业陆续在食品、饮料、饲料、纺织、服装、皮毛、家具、造纸、电信、金融、交通、钢铁、汽车、机械、化工等领域显示身手。民营经济营造了大型的知名企业，如青岛海尔、江苏红豆、杭州万向、北京联想、四川希望、浙江吉利。大中型民营企业正经历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纷纷成立，股权的多元化则孕育出混合所有制经济。目前，私营企业已成为社会就业的主渠道，对外贸易的主力军，提供税收的重要来源，GDP的重要创造者。中华全国工商联发表的2006年私营经济发展蓝皮书宣布：2005年底，民营经济产值已占全国GDP的65％，预计2010年将达到全国GDP的75％。达到75％，表示民营经济将占有国内生产总值2／3的天下。它正在飞速发展。国家工商局的资料表明，2007年6月底，私营企业为520.5万户，注册资本为8.3万亿元，1年半后，到2008年底，户数增加为657.42万户，注册资本增加为11.74万亿元，分别增长26.3％和41.4％。这就是民营经济前进的速度。这种发展态势是否会迫使中共当权者在被迫放弃国有的中小型企业以后，再作出进一步退让呢？答案的揭晓不取决于左派或右派的价值取向，更不取决于左、右之间的互相争吵。民营经济正在与国资委统领下的中央垄断企业和企业集团进行一场和平竞赛，中原逐鹿，最后的胜利者将揭示上述问题的答案。
2009.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