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洲简历
苏南洲，一九五三年生于台湾台北，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建筑系和台湾大学土木研究所，长期从事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方面的工作。曾多年担任台北市社区规划师、中华民国都会发展协进会秘书长，并以“忠孝东路四段人行道既地下街再生计划”及“敦化南路与仁爱圆环都市空间改造计划”等设计方案，获颁第一届台北市都市设计奖最佳推荐及优等奖项。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他亦致力于以文化工作传播基督信仰与价值，于一九八六年与妻子彭海莹一起创办雅歌出版社，半年后又创办《旷野》杂志。《旷野》以基督精神针砭时弊、明辨善恶，将信仰灌注于当下的生活之中。苏南洲先后担任过《新新生命》杂志总编辑、中华基督教文字协会创会秘书长、中华国际圣经协会会长等职务，并着有《开放‧关怀‧参与》、《教堂空间之社会分析》、《基督教与二二八》、《基督徒的社会参与》、《风火山林——时代信仰骑士的呐喊》等诸多著作。
苏南洲是一位信仰纯正、信心坚定、满有智慧和勇气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在台湾社会转型过程中，他扮演着一个先知的角色，不断提醒基督徒要成为社会的良心，要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行人所不敢行之路，“因为基督在哪里，我们就该在哪里”。他是台湾基督教界较早触及二二八事件这一“敏感”议题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在警总尚未裁撤、人们对二二八议题普遍噤若寒蝉之时，在台北怀恩堂举办”二二八平安礼拜”，震动朝野，随后又在自家地下室开始了有十多位难属参加的“二二八家属团契”，及筹组“二二八关怀联合会”并出任执行长，以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成功地推动了二二八的公共化及平反。十年后功成身退，恬淡自安。苏南洲在回顾大学毕业之后的信仰实践苦路时曾经如此写道：“南洲自台大土研所毕业，正欲回偿专业宿愿，特别是自少独钟之基督教建筑设计；却遇六四天安门事件周年，台湾军事强人领政，民间思革，蓄势待发；遂效法近代行动神学家潘霍华之典型，想以基督教信仰告白的方式，为纠结深植在台湾人心灵底层的根源——二二八事件，略表‘化苦难为祝福’的心意，也为长年暗夜里泣不出声的受难家属解怀，更为台湾社会求取平安；这原本是单纯不过的动机，不意小小的‘二二八平安礼拜’竟引起朝野极大的关注与肯定，也从此将自己推上原本不在生涯规划中的单程人生航班；虽然始终没有完全离开建筑本业，甚至跨足都市规划与城市改造工作，但已经说不清何为主业，何为副业了。”
苏南洲不仅坐而论道，且起而行道，是一位少有的具有基督徒身份的社会运动健将。他创办过杂志九种，创立过公益组织十个，出版新书数百本。他不畏权贵，不怕争议，实践真理，呼唤公义，敢于突破教会内部长期形成的“好好先生”式的潜规则。因此，伊甸园社会福利基金会执行长陈俊良称赞他说：“沿着雅歌、旷野、二二八、反雏妓、平安运动、干净选举、都会发展、城乡生态及国际圣经工作，一步一脚印地在‘风火山林’中救火、灭火、点火、煽火，忙得不亦乐乎，一会儿是隐身幕后、筹划操盘的大手，一会儿是一马当先、领军冲撞的前锋，允文允武、能动能静、精力充沛、万夫莫敌。”这样的基督徒，即便在两岸三地乃至整个华人基督教世界，都屈指可数。
二零零八年底，我在美国湾区访问陈佐人牧师的时候，听到陈牧师介绍了许多苏南洲弟兄的情况，便很想与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会面。此后，我与苏弟兄透过电邮开始了文字与心灵的交往，彼此惺惺相惜，《旷野》先后刊发了我的几篇文字。我告知苏弟兄，我和王怡正在写作《以神为本》一书，并希望他成为我们的访谈对象，他慨然应允。二零零九年六月底，我应台湾民主基金会的邀请访问台湾，终于有机会与苏弟兄会面，他伟岸的身材与率直的话语可谓相得益彰。七月一日晚上，在我居住的美仑饭店内，我们开始了这场对话。）
回到信仰的原点
余杰：苏弟兄，很高兴这一次能够在台北与你见面。神交已久，文字因缘加主内情谊，使我们之间毫无陌生感。我很想听听你谈一谈信仰的经历，在青少年时代，有没有对你影响颇大的牧者呢？在哪些方面对你有帮助？
苏南洲：我不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我的父母原本并非基督徒，我是家中第一个受洗的，后来全家都受洗了。我在读高中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参加了青年团契。那是一九六九年，台湾的经济还没有起飞，物质还很缺乏，我当时什么都不懂，被几位非常善良的大哥大姐带到台北一个信义宗教会的团契。那时，团契里经常包饺子吃，还可以打乒乓球，吃完饺子、打完球之后，大家再一起祷告和查经。我对祷告和查经不懂，却很喜欢吃饺子和打乒乓球，而且不用花钱，便经常去参加。不是说笑话，我当时连“团契”这个词语的意思都弄不清楚，正体字的“团”和“契”字，可以拆除重组成“专”和“吃”两个字，我便认为这是“青年专吃”，是冲着吃饭来的。
在我高中启蒙时期，曾有一位美国宣教士傅立德牧师，也是台湾基督教心理辅导的先驱，学养深厚，人极谦和(他原本主修音乐，长于指挥及伸缩喇叭，凡事要求完美)，善于聆听与解惑，很尊重每一不成熟的生命个体。我后来参加他的查经班，也请教他有关存在主义的问题，惠我良多。
余杰：在学道班中，你对上帝的认识是不是日渐加深？
苏南洲：上帝的安排就是如此奇妙，我是一个来吃饭的少年，上帝却由此打开我的心门，让我对圣经渐渐有了兴趣，并经常与大家辩论圣经中的道理。我还报名参加学道班。当时的学道班比较严格，一个礼拜一次，延续一年之久。
但是，我在牧师眼中是个“大难题”，一年的学习结束之后，我是班上惟一没有决志、没有受洗的人。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许多问题还没有想清楚。但我也没有离开上帝，第二年又报名参加学道班，在班上经常问很多别人难以回答的问题，牧师简直拿我没有办法，却仍然以爱心和耐心对待我。我并非故意捣蛋，我是很真诚地提出这些问题来。又过了一年之后，第二次学道班结束了，我仍然没有决定受洗。
余杰：那么，后来“灵魂苏醒”的时刻是如此发生的呢？
苏南洲：中学毕业之后，我离开台北，就读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建筑系。也许因为对基督教的好感，我选择了具有教会背景的东海大学。二十多年前，东海大学的宗教氛围远比现在浓厚许多。
我的灵性觉醒是在东海念书的时候。当时我常到树林中读经和默想，反复问自己说：要不要做一个基督徒？基督徒的身份对我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我在“是”与“不是”之间挣扎。但每次到了最后，我的回答都是肯定性的“是”。
于是，我回到台北信义宗的那间教会参加了受洗仪式。傅牧师看到我回来，就像牧者看到那只曾经走失的羊回到本圈一样，既意外，又欣喜。
信主之后，我在大学里担任《葡萄园》杂志的社长及总编辑，由此熟悉了编辑工作，此后做杂志和出版，便轻车熟路了。这本学生刊物代表着那一代大学生心智的发展和信仰的历程。我和朋友们对生命和信仰问题的许多思考，都一一记载于其中。我的本科专业是建筑，但我的视野和思考并未局限在建筑之内。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是：教育是什么？学校是什么？我喜欢问这些追本溯源的问题。无论圣经还是《论语》当中，都有这样的画面：是一群人围坐在树下，一个老师，几个学生，有人教，有人学。这就是我理想中的大学。
余杰：我二零零六年曾去东海大学访问过，校园很漂亮，尤其是由贝聿铭设计的路思义教堂，我还专门进去默祷了一会儿。
苏南洲：东海大学是这样创建的：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迁台，大陆驱赶西方传教士，关闭教会大学。美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遂将原本支持大陆燕京、齐鲁等十三个基督教大学的经费集中起来，在台湾创立东海大学。东海大学的那座有名的路思义教堂，则是《时代周刊》杂志创办人路思义先生为纪念其父亲在华办学的信仰动力与宗教精神，捐资并邀约贝聿铭设计施工的。
联董会之背景主要为美国南方长老会，他们重视启蒙教育、人格教育、价值教育、知识教育及宗教教育之整合性，更将基督教信仰、现代文明（世界）与中华（本土）文化三者之整合列入创校宗旨之中，从而发展出小班小校制、荣誉制、家长（开放家庭）制、图书馆开架制、劳作制、人文学科以及基督徒学生团契和葡萄园等多方面制度办法所共同构筑出来的师生互动模式之质量与信念，并透过校园规划的理念与影响及阐扬基督信仰的铁三角——学校、校牧室、教会来加以落实。当时，我便时常在路思义教堂旁边漫步，并与同学们讨论信仰话题。
余杰：我与东海大学的几位学者聊天的时候，他们都说现在大学的基督教色彩已经很淡了，新儒家的力量反而占了上风。年轻学生到路思义教堂做礼拜的并不多，教堂成了人们拍婚纱的美丽背景。很多师生甚至羞于谈及东海的基督教色彩。这样的变化让人深感遗憾。
苏南洲：是的，后来一九七五年联董会撤出资金支持，东海大学开始扩大招生以解决财政困难，由八百学生的小而美的自由大学，扩展成上万名学生的现实大学。东海大学几年前还曾出现了为了接受一名佛教居士的捐款，差一点将一所大楼以“般若”命名的怪事。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我对母校的期许是，应当重新恢复创校时的信仰原点，重构基督教大学的教育思想与核心知识。
余杰：我注意到，有些人走进信仰之后，进入一种迷狂状态，心智的成长从此停滞了。而你的经历完全不同，你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成为基督徒之后也没有停止提问。
苏南洲：是的，我对教会、对信仰从未停止追问，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受洗不应该是基督徒心智成长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心智的训练与信仰的成长是相辅相成的。当我回到信仰的原点重新出发的时候，许多伦理教义就变成了足以生死以赴的行动信念。东海大学的校训是六个字——求真、笃信、力行，影响我极大。对我而言，信仰不是学术知识、也不是礼仪规矩，更不是趋吉避凶，而是生命实践。
在我所受的现代建筑专业训练中，所有创造性的设计必须先倒空既成现状，溯回到一切的原点（original point），再以全新的观点切入现实，这种回归本质的设计方法论，反复操练，久了就形成一种心智的习惯，相当有助于提出独到又有建设性的见解，对于我日后以信仰为原点观照现实，并在教会与公共事务的事工推动帮助很大。其实我们凡事从耶稣的观点来作为此时此地行事为人的准则，一切都会成为简单明了的事。我认为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每一个人诚于中、发于外地真实而充分展现他（她）独特而美好的生命风华。
由于受到良师益友的鼓励，以及回到信仰的起点的启迪，二十多年来，我对许多问题一直采取正面“对遇”的方式。比如，我看到什么不公义的事情，绝对不会假装没有看到。今天我讲的话，一定是我认定的。明天呢，就恭敬地交给上帝吧。当然，如果更加谦卑地反省，今天的判断也是上帝给的，但既然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要在人生的试场上做个忠实的答卷者。
余杰：我看到你在很多文章中对台湾的社会和教会有很多的批评，在教会内外你是一位富于争议性的人物。你的很多工作都需要得到教会和机构的支持，但何以你始终可以保持这种超越功利考虑的说真话的勇气？
苏南洲：耶稣该是人类历史上最受争议的人吧!若有人这么不喜欢争议，那又何必来做基督徒说要跟随耶稣呢？耶稣来到世界，主要的工作是传福音、关怀弱势和洁净圣殿。年轻时候读圣经，不理解耶稣为什么要用如此坚决的方式洁净圣殿。后来才领悟到，耶稣对假冒伪善的人痛斥为”粉饰的坟墓”，不能忍受教会被假冒伪善的人所败坏的心境。我对台湾教会的状况很忧虑。如今有些教会依循旧教的老路子，造出一堆远离改教精神的规条与权威，甚至扭曲真理而代之以眩人眼目的宗教符咒，并运用世俗的斗争或行销手法来打击异己或一统江湖，以遂行少数个人的阶级私利或政治意图，其腐败程度已严重危害到教会的本体；有些教会领袖更是对自己没有信心，竟然成天想和当权者沾光，却落得替政商名流搭舞台作背景，这样的教会又如何能对社会发挥影响力呢？
我认为，信仰中不断反省与进步的力量往往不在体制里，改革宗精神如要延续，就需如摩西、耶稣与路德、加尔文们一样，赤手空拳地直接来到上主面前支取力量，勇于对抗所有腐化的既成体制与既得利益阶级。但我也发现，在教会和机构体制的土壤里面，上帝仍孕育栽培着许多怀着尊严与良心的种苗，只要神圣的呼召临到，他们就会挺身而出，为信仰作见证；他们愿意支持我，因为他们相信我图的不是个人名利，而是要让这个社会环境更适合后代子孙成长，也相信我所邀请他们一起来奋斗的事，是有意义、有价值，也有成功的机会的。
余杰：这些年来，你主要在哪家教会崇拜呢？会友们对你的工作和想法认可和支持吗？
苏南洲：一九九六年我心脏开刀住院期间，我岳母教会的牧师常来探病，出院后，他就邀请我加入浸信会怀恩堂，除曾在本堂担任政策委员会委员外，我也出任浸信会联会研究发展部部长及台湾浸信会神学院董事多年，许多本堂及浸信会会友及牧长都是《旷野杂志》的读者与赞助者，当然我也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基本上，我所推动的事工大抵都很受到肯定，只是由于我不同于传统基督徒的特立独行风格过于强烈，也会有人保持有距离的欣赏。
余杰：目前台湾社会虽然实现了民主化，但基本价值尚未确立，道德伦理混乱，在此情形下，教会为何没有成为直航的明灯，在重建核心价值方面有所作为呢？
苏南洲：目前台湾社会由于长期政治与经济的集体焦虑，对于伦理与核心价值无心也无力建构，富则骄奢，穷则鄙俗，难以自在。台湾大教会多自大傲慢，小教会多风行草偃，且非蓝即绿，未能守住批判性距离（critical distance）的超越位格。若是有些基督徒小团体，内攻灵修，兼善天下，或亦可期。
《雅歌》与《旷野》：天使的双翼
余杰：你的本行不是文学，而是建筑。教堂建筑的研究与设计这一领域，在华人世界亦少有人做，在这方面你本来可以大有作为，你的硕士论文便是一个好的开端。那么，你是如何放下建筑本行，转向文字和出版方面的工作呢？
苏南洲：我的父亲都是公务员，所以也希望我当公务员，太太也希望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学生时代我因为一次无辜之冤，被警备总部列入黑名单，被抓到地牢审问过，当兵时便为此吃足苦头。由于有这样的“污点”，自然是不能当公务员了。况且我生性就喜爱自由，正契合建筑师的职业特点——做论件计酬的工作。我念研究所的论文是教堂建筑空间的社会分析，是一种空间社会学的研究，对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及工程与美学等各个层面都必须有够分析力的深度探讨。我曾在建筑师事务所全职工作了三年，之后便一边在研究所进修，一边接设计方案以累积实务经验，后来更主持多项都市改造计划，并未完全离开建筑专业。
大学时代，我与不同科系的朋友组织过读书会。成家之后，与太太心意相通，便开放家庭，从十多个志趣相投的朋友在我家客厅的聚会开始，以充满智性的方式讨论信仰问题。先有人称呼为“咱们”团契，后来就名之曰“窄门”团契，也就是“旷野社”的前身。参加者都有一个重要的入门条件:心灵一定要开放。我们用基督信仰去观照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结果感觉越来越沉重，问题谈完之后，无法改善实况，只有先记录下来。慢慢地，量变导致质变，从谈进而写，从写进而行动，便有了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念头。
余杰：《雅歌》与《旷野》差不多同时诞生吧？
苏南洲：《雅歌》先于《旷野》半年诞生，走的是结合基督教信仰、现代思想与华人文化三者合一的文化使命路线，较长远而静态，属于人文性的机构；《旷野》则多了一些回应当代议题的信仰论述与行动，特别主张对实况进行结构性深度分析并采取适时的社会关怀行动，较实务而动态，属于运动性的团体。《雅歌》与《旷野》分进合击，算是相当不错的基本组合。
余杰：在新闻出版已经相当自由的台湾，基督教的文化出版机构有很多，但我仍然感到文字事工在教会的各项工作中仍然处于比较边缘化的位置，基督徒和教会缺乏应对时势变化和文化潮流的敏锐的触角。所以，你们的工作相当重要。
苏南洲：文字工作是一种独特的信息中介者。任何一篇文章，无论是作者或读者，都必须心脑齐用才能抓到一点意思，也只有开放的心灵才能在其中相会而迸出火花，所以是给进行深刻反省与批判工作者的绝佳舞台，也是汇集思想文化的精华所在。现今的华文教会文字工作因受教会内外现实环境所牵引，缺乏抗衡文化的观念与行动，如能更重视文字工作的非市场价值甚于市场价值，将可为教会作出更长远而重大的关键性贡献。可惜，非市场价值的文字工作在华人教会中一直没有得到应有之重视。雅歌有些书很畅销，也有许多成果只能在“小众”圈子内传播，不过无论叫不叫座，也都还维持一定风评。
余杰：雅歌出版社和旷野杂志社都是我很关注的台湾基督教界的文化出版机构，它们都是小机构，却细水长流，持续了二十多年，这背后的坚韧与持守，让人敬重。在教会和机构都日渐崇尚“大”的时代，我却看重“小”，无论是小教会还是小机构。就像你希望东海大学重新回归基督信仰和基督价值、重新变“小”一样，雅歌出版社和旷野杂志社都是“小”而“恒久”的典范。
苏南洲：先说《雅歌》吧，二十三年以来，雅歌出版社以六大路线——当代议题、文学艺术、传记和见证、心理和家庭、社会关怀、教会更新——为方针，出版兼具普世性及本土性高文化水平的好书，一方面结合基督徒信仰与专业，一方面也与社会上之知识分子对话，以基督信仰为基楚，对社会、文化、当代议题等时代思潮各方面领域进行深度探讨。
除以杂志文章结集出版外，亦相继出版深具反省、批判性的《旷野丛书》，包括前瞻性主题如生态环保、社会关怀、科技与信仰、妇女研究、抗衡文化、同性恋、本土神学等之书籍，并有以人物思想与传记为主的《大师心灵世界系列》；另外也出版了多位大师级作家如路益师（C. S. Lewis）、陈映真、贝多芬、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莫特曼（Jurgen Moltmann）等人的作品，并与许多机构与大学合作出版。至今已出版逾二百四十种以上之好书。
在全球化的变迁过程中，《雅歌》相信只有抓紧基督信仰对华人社会做出典雅、深刻、有特色的贡献之路线，才有发展的空间，也才有生存的意义，要知俗而不随俗，要走在社会与历史的前头而不要走在后头，要活出耶稣要我们展现的信仰风华，而不要勉强追求讨世俗喜欢的一时肯定，这是《雅歌》的创社信念，也是《雅歌》继续走下去的信念。
余杰：我最早读到的潘霍华和C. S.路益师的著作，都是雅歌出版的。对我来说，那真是终身难忘的、极具震撼性的阅读体验。可以说，没有这两位大师的带领，我成为基督徒的道路不会如此顺畅。在此也向你们夫妇表达我的感谢和敬意。
那么，与《雅歌》相比，《旷野》的重点又有哪些不同呢？我很喜欢《旷野》上面的文章，对许多教会的牧者不敢或不愿涉及的“敏感”议题都有深入的讨论，有些观点明显与主流的立场错位，这些文章有真性情，有活力，有创造性，这是的华人基督教界内的出版物上少见的——不知什么原因，此类读物大都有“属灵八股”的味道。我接触到一些基督教的文化出版机构，他们通常害怕争议，对《旷野》上涉及的许多问题往往避之唯恐不及。其实，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字，必然隐藏着某些争议性；真正一流的作者，也必然是有争议性的人物。而要办出一份优秀的杂志或一个优秀的出版社，就得吸纳这些一流的作者和一流的文章。
苏南洲：《旷野》分两个部分，即“旷野社”和《旷野》杂志。一九八七年，《旷野》杂志创刊；一九八八年，“窄门”团契转型为“旷野社”，这是一个没有登记的社团。而《旷野》杂志是正式登记的，因为杂志需要印刷和发行。《旷野》杂志早期几年的经费和编写工作是由“旷野社”的十几位基督徒朋友共同承担的，每月每人交五百元新台币(时约一百元人民币)，后来的二十年则由我和内人总责其成。《旷野》杂志创刊的时候，台湾社会刚由威权开始转为开放，我们一班基督徒觉得信徒也应在社会上有声音，为社会提供美好的价值信念，并让大家知所进退，知道如何在这个社会中安身立命。
杂志取名为“旷野”，并不是以先知自居。我们发现，人的心灵困在都市的灯红酒绿之中，看不见天上的星星；都市里充满各种噪音，人们也听不见天籁之音。因此，我们需要回到旷野，直接支取从上头而来的力量，看上帝对这个时代的心意，然后带着启示和生命的力量，回来作光作盐。这是一种卑微的信念。我们期望跳出现有教会的框框，回溯历世历代信徒、先知的信仰，寻找宗教改革的精神、耶稣的精神、摩西的精神，从他们的榜样找到我们的定位，之后再来看我们自己身处的社会。我们希望超越现有体制，从上帝那里得到力量去走前面的路。《旷野》秉持着「跟随耶稣的往往是选召的少数」之信念，在早期由于其义无反顾的信仰批判与社会行动，与当时保守亲政府的主流教会间存有某种紧张关系，直到台湾政治与社会改革大势已成并普受肯定后才消除。这几年又因「国家祈祷早餐会」等事件再起激烈论战，颇有今之春秋古风，亦曾被香港中文大学基督徒团契称为“比《吶喊》还吶喊”。
《旷野》始终是处于赔钱边缘的，二十三年来，幸有数十位“赞助会员”不断以小额捐款方式长期支持着。我们没有任何教会或机构支持，所以不必看谁的眼色，编辑方针不受任何势力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独立，做到“我手写我心”，也不怕争议性高而勇于直陈问题。我们这里没有「利」的问题，「名」方面倒是曾有些困扰，在这些年里，原本有共同理想的朋友当中也有人迷失了。但我必须守住分寸，多年下来虽然有人进来，有人出去，但大抵上还蛮稳定的，而这份工作总是需要有人坚定而持续地做下去。
余杰：在如此漫长的文化工作中，有没有一段比较低谷的时候？
苏南洲：我决定从事文字事工之后，长达二、三十年时间都没有稳定的收入，多亏内人的包容与支持。有时候身兼数职，也曾有一段时期同时主持三个办公室工作，压力很大。我像保罗一样织帐篷为生，感谢神的是，祂让我们不虞匮乏，不论是精神上或实质上。《旷野》二十三年，《雅歌》二十四年，都是如此。有过几次教训，我们也充分明白上帝不要我们为金钱的缘故，把宝贝的生命放在赚钱餬口上，便开始学习像旧约中的人物那样，在旷野中靠玛那过日子。
为了苦难的母亲，基督徒理应发声
余杰：苏弟兄，你是怎样开始关注二二八事件的？二二八是台湾当代历史上一个最大的伤口。这次我到台湾访问，才真切地感受到二二八的重要性。我到过台北二二八纪念馆及纪念碑参观，也在书店看到了无数关于二二八的著作。但是，这些都是在近十年间出现的。当时你们介入的时候，这还是一个禁区。不要说奢望建立一个纪念馆了，难属们就是寻找一个可以放声哭泣的地方都找不到。你是在二二八之后才出生的，并非这场灾难的亲历者，作为后来者，为何有切肤之痛？
苏南洲：其实，这完全是以信仰观照社会的必然结果，我们的信仰要求我们这样做，就这么简单，不需要太多的理由。曾经有一位福音派神学院的老师通过内人辗转问道：“苏弟兄这么关心二二八，是不是他家有人在二二八中遇难？”内人当时很诧异地直接答复说：“没有。”结果那个老师以相当复杂的神态说：“哦，那么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心力参与二二八呢？”后来，内人带着受伤的口气来诉说这件事，我听了感慨万千，不禁脱口而出：“如果按照他的神学推论，那么耶稣家里一定有人当妓女和长大麻疯。”
余杰：我十分认同你的看法。真正的基督必然会“与哀哭者同哀哭”，“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一直很关注天安门事件，这种关注也曾受到很多人的质疑，从审讯我的特务到教会内部的“好心人”，甚至一些六四的亲历者（他们将亲历也当作了一种不准别人来“染指”的资本）。当我在教会中倡议为天安门母亲祷告的时候，回应者却寥寥无几。大部分人是宁愿为胡锦涛和温家宝祷告的。
苏南洲：参与二二八平反工作，我并不是最早的一批人。但参与二二八难属的关怀工作，我或许还可以算是最早的一批人。一九八七年二月有《自由时代》郑南榕及台权会陈永兴等人组成“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合力每年定期举办各项二二八纪念活动，但皆受到宪警打压及当局漠视。
有一年，我带着妻子和襁褓中的幼女参加长老会第一次公开举行的二二八追思礼拜，在会上看到几位老人家，白发苍苍，面色戚然，满脸泪痕，含着一股终其一生无以释怀、既羞愧又怨怼的情愫……也就在这段时期，才知道有位陈永兴医生，以极为坚毅的行动，让二二八这个幽暗的禁忌第一次晒到阳光。为感佩其精神及勇气，在一个下雨的晚上，登门造访，并采访陈医生，写入《旷野》杂志 “傻瓜列传”专栏。
作为一个基督耶稣的信仰者，面对二二八这段历史上重大的惨剧，而这些受难者家属又都近在咫尺，我真不晓得这三、四十年来，基督的教会如何将头撇过去？而这三、四十年来可曾对这些受苦受怕的心灵稍加安慰？如今竟由一位非信徒来执行医疗社会、伸张公义的任务！到底是耶稣基督放弃了他的信徒，还是耶稣基督的信徒放弃了耶稣基督？
当时，我们每月查考一些神学经典，正在读潘霍华的著作和杨牧谷写的《泪眼先知杰里迈亚》，“与哀哭者同哀哭”的杰里迈亚深深打动了我。我意识到，上帝呼召我要为受难家属做点什么。于是，在「旷野社」的好友支持下，我们先有了一个小小的关注二二八事件的祷告会，再透过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等人，联系到几名难属，邀请他们担任”二二八平安礼拜”的座上贵宾，之后也曾邀请他们来家中小坐，由此开始了二二八家属团契。当时，社会转型刚刚开始，还有点乍暖还寒的气氛，有的难属从我家回去的路上会很担心被便衣跟踪，还有人收到恐吓电话。
余杰：一般人都喜欢做锦上添花的事情，而不喜欢做雪中送炭的事情。而你恰恰相反，你选择与受苦的母亲们站在一起，与这群弱者中的弱者站在一起。
苏南洲：刚刚开始与受难家属们交往的时候，有一位李瑞汉律师的遗孀李邱己妹女士，邀我和她的子女一同在她丈夫当年从家中被带走的特别日子里，吃一碗她丈夫离家前吃了一半的鱿鱼粥——这位八十四岁的老婆婆每年在这一天亲手做粥给全家吃，为的是纪念数十年前被带走的丈夫，而我是第一个尝到这粥的外人。那顿午餐真是吃得百味杂陈，端着碗好像捧着珠玉宝石那般惶恐战兢，毕竟这是人家半辈子的心情，而今信任地开放给我一个后生小辈，我所受之于这家人的，实在不是我所配得的。
在二二八受难的大都是父亲，然而走过生离死别的煎熬、吃过最多苦的却是母亲。远在一九四七年时，百业待兴，民生困难，一个失去丈夫、拖着群小的女性，在所有亲友因着惧怕沾惹政治恐怖而相偕走避的情境下，一方面要尽力救人寻尸，一方面还要独担家计；不但暗吞苦楚，还得强打精神鼓励每天遭到老师同学鄙视、哭着放学的孩子继续上学。最可怕的是，母亲的心灵处于盼望与失望之中，始终对亲人的归来抱着一线希望，直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过去了。
所以，我以为，在处理“人”的伤痛上，首要的是以同理心去体会和触摸受害者的心情，了解其需要，设身处地而无私地为其服务。在所有过程中，只有发挥最大的耐心，才有可能让受害者“允许”我们向其暗夜哭泣之处所靠近一小步。若非上帝特别的恩宠，切勿奢想毕生之力有机会被受害者真正“接纳”，所有的道德劝说皆应来到受害者的心门之外即被放下，这是所有关心二二八事件等悲剧的人起码的自我认识。我们要关心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我们将脚踏上受害者两三代人家、数十口亲人、两万多个无情日夜的苦情与血地中，这不只是六十年前的一条人命而已，也是所有家属的人生、前途事业甚至婚姻嫁娶的连续梦魇，断没有容五、六十年后任何一个基督徒关怀者（或闯入者）可以轻巧地对受害家属多置一喙的空间。
余杰：是的，人是无法安慰另一个人的。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人与人之间已经隔绝了，再没有亲密无间的关系。人只有恢复了与上帝的关系之后，才能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对上帝的爱，人与人之间的爱亦是虚幻的。耶稣教导我们说，爱人如己，在安慰难属的时刻，唯有如此才能让对方得到真正的安慰，也才能获得对方的信任与接纳。与当年东德莱比锡尼古拉教堂中的和平祷告会一样，你也是选择以祷告来对抗无边的黑暗与邪恶，并以“平安”命名之。那么，你为什么特意使用“平安”这个词语呢？
苏南洲：我们的平安礼拜是从这句话开始的——“止痛疗伤，为台湾求平安”。“平安”在我们的基督信仰里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远比”和平”的概念来的更有深层意义。已经流过的鲜血谁也洗不干净，只有靠耶稣的宝血来清洁；我们所能做到便是为台湾这个地方及人们求平安，是作为基督信徒最基本的一点心意。“传福音”应该不是指教势的扩张，而是指整个社会真正平安的促成。二二八就好像一个溃疡的伤口，如果不妥善处理这个伤口，台湾就没有平安。当然，能够赐予平安的不是人而是上帝，我们只是代求，求上帝将不平安的因素拿掉。
当时，党外运动已经取得合法地位，开始谈及平反，提出政治性的诉求。我们基督徒的诉求有所不同，我们不讨论要谁承担什么责任，只是求上帝亲自安慰那些在阴影和黑暗中哭泣的受难家属。人与神之间的平安需要神的饶恕与接纳，加上人的诚实与痛悔；人与人也是如此。平安是接纳饶恕的爱与忧伤痛悔的心所合成的，没有这些就没有真平安，上帝的公义与慈爱也无法落实，教会万万不能成了与平安的福音无关的宗教俱乐部。
余杰：紧接着，这个家庭式的祷告会，又是如何进入了公共空间之中？
苏南洲：仅仅在地下室中祷告是不够的，在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八日，世界人权日前夕，也是圣诞节期间，我们发出两万份邀请信，请大家到台大旁边的怀恩堂(这是台湾最大的礼拜堂)来参加平安夜的「二二八平安礼拜」。我们正式的名称为“一九九零平安礼拜——尊重人权，纪念二二八”。
我们期望，这个平安礼拜能够成为整个社会参与安慰的开始。出乎我们的预想，这次的平安礼拜有将近两千人参加，有六十多个国语和台语教会基督徒以个人或团体代表身分共同发起，第一次突破了省籍的隔阂。平安礼拜能够成功举行，与我邀请周联华牧师和翁修恭牧师出面有关，周牧师是两蒋时代蒋家的“家庭牧师”，也是曾带领旷野社读书与读经的牧师，而翁牧师是当时的总统李登辉的牧师，也是帮助我完成教堂空间研究硕士论文的贵人。如果两蒋时代遗留下来的那些顽固派刁难，周牧师会出面应付他们；如果李登辉身边的人要来阻止，翁牧师则会化解之。平安礼拜中安排了两位牧师证道，由外省背景的周牧师以台语证道，在由本省背景的翁牧师以国语证道。这是我的一个独到构想，也是我从建筑学中领悟出来的一种处理社会上结构性难题的方式。
二二八平安礼拜那天晚上，军事强人出身的行政院长郝柏村全程出席，并于烛光中由象征后代子孙的小朋友向受难家属献花的会后，至家属席与十数受难家属一一握手致意，从此打破以往当局漠视及全面抹黑的做法。二二八平安礼拜在《平安夜》的和谐歌声和柔美烛光中顺利完成。次日各大报均刊出头版二版三版连续全版之新闻报道，由此台湾社会为二二八争取公义和平的奋斗展开了新页。
余杰：此后数年，你最大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便投入与二二八有关的事务当中去，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苏南洲：是的。一九九一年一月，在我家小小的地下室组成了二二八家属团契，成员十多人。当时，由我和翁牧师出面召集，我们两人没有难属的身份，却能够帮助难属分担一部分恐惧。后来我们将隔周一次的聚会移到翁牧师的客厅中举行。如果在总统牧师的家里的聚会还会岀问题，那么整个台湾都不会有一个地方安全。我们分头邀请难属来参加，各个基督教宗派的信徒、天主教的信徒及尚未信主的人，我们都欢迎与接纳。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团契还处于地下状态，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情况。
很快事情就有了变化。一九九一年二二八这天，李登辉通过翁牧师表示，希望接见难属代表。我们便从当时团契的二十五人中推选了五人，由林宗义教授率领前去，他是在二二八事件中无辜遇难的台大文学院院长林茂生博士的儿子。
我记得，那天几位难属由济南教会步行至总统府，步行约二三十分钟。我也不知道当时总统府方面为何没有安排车辆来接。但这样反倒让记者可以一路追踪报道，使得这一过程更具新闻性。在此次会面中，难属向李登辉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诉求：真相追求，道歉赔偿，建碑建馆，设纪念日，推展相关的文教活动（如将二二八写入教科书等）。李登辉当场接受了这些要求。
我们其余二十多人在济南教会等到林宗义等五人代表回来后，林宗义及在场家属即要我着手成立一个团体，于是，三月七日，我在台北济南教会开始筹组“二二八关怀联合会”，直到八月成立大会时，邀得发起人有八十三位，刚开始时没有办公室，甚至连一张桌子都没有。但第一个以二二八难属为主体的团体，就这样在一无所有中起步了。紧接着，我们开始推动“黄丝带，黄玫瑰”行动。这个创意是从一首六零年代美国乡村歌曲所描述的故事中来的：一名从狱中释放归来的囚徒，给家人写信说，如果家人接纳他，就在老橡树上挂一条黄丝带；如果不接纳他，就不挂。结果，他在车上发现整个小镇的树上都挂着黄丝带。我希望黄丝带蕴涵一个等待的意象。
虽然我们今天用“二二八”来定义当年的大屠杀，但实际上大规模的杀戮是在三月份开始的。三月八日，二十一师登陆之后，在一天之内便打完了十五万发子弹，特务趁乱捕杀本地精英。许多被带走的人，政府一直没有宣布死刑。所以，此后难属经过了近两万个日子的苦苦等待，丈夫和父亲依然没有回家。他们继续这样等待下去。四五十年来，都市改造计划展开，道路都不一样了，即便亲人此刻回家，当初的家也改建了，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那么，怎样才能让回家的亲人找到他们的家人呢？我们召集了十二个家庭，三月十二日在济南教会中举办“等待礼拜”，在邀请卡上附上黄丝带，我们的邀请卡也送给了当时在立法院备询席上郝柏村身边的内政部长吴伯雄，因为他的二伯父也在二二八中遇难。这些难属向整个社会提出呼吁：如果你们看到了我们的亲人，请告诉他，我们都在树上挂满黄丝带的济南教会等待着他，而且坚定相信我们终有等到他的一天。
余杰：谈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中国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来。中国教会对这个群体的关怀与安慰太少了，我们太多考虑自身的安全，似乎只要不被当局骚扰就心满意足了，根本不愿去在意那些受到更大的逼迫和压榨的群体。我们也需要反问“当天安门母亲哀哭的时候，我们在哪里？我们有没有跟母亲站在一起打一场公义之战？中国教会在上帝的面前真是大大地亏欠，真该向你们好好学习。
苏南洲：我也看过天安门母亲的一些资料，她们心中的苦实在太大。从我们的信仰出发来看，苦难一直是人类的试金火，经过苦难，人性可能被扭曲成自私多疑，也可以升华为尊贵崇高；可能被烧成灰烬，也可能被炼成精金。二二八这场苦难延续了四、五十年，亡者上万，受牵连者无数，其子女则如痲风病患者般，以遭枪决之“叛乱犯”的后代忍辱偷生，受尽就学就业甚至交友婚丧各方面的诸般干扰。这般苦难，了解其内情者，谁能不一掬同情之泪？然而二二八亦是台湾人民最大的试金火，特别是在清白得雪、心灵得慰之际，正是选择化为灰烬或炼成精金的历史性时刻。
余杰：时至今日，你认为二二八事件的平反工作，还有哪些不足之处，在哪些方面还可以继续推动和改善的？
苏南洲：二二八关怀运动在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五年间，由于外在过于快速成功及受到肯定，受难家属与社会朝野缺乏必要的心理与文化转型空间与时间，随即被蓝绿政客各取所需地胡乱利用，这几年已经严重变质。若是还有机会，就是政客退场，让文学家、舞蹈家（如林怀民编岀“家族大合唱”舞码）、音乐家（如萧泰然作曲《一九四七序曲》）、美术家（如二二八美展）登场……让这块土地上的苦难化为文学艺术创作的泉源与宝藏。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