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二二八是台湾的十字架
余杰：我经常在思考，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基督徒和教会可以充当一个什么角色，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是成为政治集团的工具，还是为社会提供超越性的价值？而在具体推动社会进步的历程中，除了来自与上帝的勇气之外，还要有属天的智慧，如圣经中所说的如鸽子般温顺，如蛇一般灵巧。
作为一位社会行动者，你的若干策略十分成功。以我个人的理解，你采取的大都是“边缘突破”的方式，一般不与官方发生正面冲突，自己也比较低调，以事情的成功为目标，而不是让自己暴得大名。你的这些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台湾的转型正义，自己却从不居功自傲。当人们纷纷以能够与二二八难属接近为荣的时候，你却选择退居幕后，陪伴他们走过一段最幽暗的人生之路，对你来说就是全部。
二二八事件的平反，堪称台湾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一把钥匙。今天听你谈及二二八冤案翻转过来的过程，为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换言之，并非当局主动释放善意，而以民间力量的成长，以巨大的耐心和勇气，将社会上潜在的善意激发出来。你在这方面里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我认为这些经验中有相当一部分可以用到中国当下的争取公义的公民运动当中。
苏南洲：一九七九年我无辜地被台湾警备总部抓进地牢，出来时看到门口盘根错节的大树，我就知道单凭肉拳是无法打倒大树的。我开始尝试用建筑师的理念来展开行动，凡事先要有一个清晰的理念论述与设计规划蓝图，然后是施工大样图、资金、人力资源等的结合，然后是开工、完工、验收等程序。我用一个比喻，我是给社会做按摩，让社会尤其是当权者放松再放松，让他们认识到，开放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天不会塌下来，难属不会要求一命偿一命。所以，在我开始二二八关怀行动的时候，我发现这绝对是一项艰巨的社会工程，既是工程，那就要问设计规划理念为何？ 蓝图在哪里？ 需要哪些材料？哪些工班？工序为何？成本如何？何时完工？我们及对手双方的强项、弱项、机会、威胁是什么？这些都要通盘考虑。
在我们的系列纪念活动中，黄色成为“标准色”。清明节的时候，我们制作大量黄色的气球，在台湾五个大城市同时展开“无语问苍天”空飘气球活动，将受难家属的心声写在布条系上气球寄语青天。当时，执政当局很紧张派出大队镇暴警察，以为我们有大型的抗议活动，结果看到我们是出来送气球。很多路过的小孩子手上都兴高采烈地拿着我们的气球。镇暴大队的队长说：“谢谢你们了，我们回去的报告很好写了。”我回答说：“辛苦了，谢谢你们陪同我们放气球。”
我的做法跟其它人相当不同，一九八六年开始有党外人士每年应景搞二二八平反活动，我则在圣诞节前办平安礼拜，在一月成立家属团契，三月办等待礼拜，四月办清明礼拜及“无语问苍天”空飘气球活动，五月举行“安慰二二八母亲”巡回音乐会，端午节举行河祭，父亲节办“我的父亲”儿童绘画比赛，中秋节办团员，重阳节办思亲及在国家音乐厅办“二二八纪念音乐会”与在诚品画廊办“二二八美展”等等活动，这样一个月一个月地推进，我们不搞直接的对抗，用这种柔性而良性互动的办法达成最好的结果，没有牺牲，饶富创意，而成果又可以积累，这种方式很容易赢得社会的支持。因为我们势单力薄，人少钱少，只有靠思想，靠创意，才能以小博大，以弱击强。虽然没直接冲突，但对很吸引社会关注，由于不按当局的牌理不断地出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让党政军特无力可施干瞪眼没辄。等社会力愿意站到我们这边，条件到位了，土方工程差不多了，再接着推动真相、赔偿、纪念碑等主体工程，就像工程最后阶段的上梁工序完成后，所余下的零星杂项工程及落成剪彩等事宜，让别人来处理就可以了。我讲这些是要用亲身经历向你说明，所有历史的改变，得有一个或一群历史作用者（historical agent）运筹帷握地持续推动才能竟功，我们必须有一个团队为运作主体，不然建筑物是不会从天上降下来的。历史可以证明，改变历史的往往是少数人(minority)，而不是多数人(majority)，在圣经中，上帝要用的是被选召的极少数人(highly selective minority)，我始终认为基督徒在台湾人口占2-3%，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我相信只要有一百个来真的基督徒，就足以让台湾翻转过来了。
古今中外，没有过攻不破的城池，特别是京城，罗马如是，特洛依如是。城墙再厚，可以把人隔开，可以把风隔开吗？只要持续的努力下去，我相信你们会成功的。
余杰：回顾这二十年来在二二八事件上投入的努力，你最感欣慰的是那些地方呢？
苏南洲：回顾近二十年来台湾社会各界对二二八事件的行动和努力，大致可分为“政治平反”与“人道关怀”两大路线。前者乃自一九八六年起五年间，由当时党外运动团体以每年一度的游行方式来突破政治禁忌，换取社会的关注；后者自一九九零年底“二二八平安礼拜”起十年间，由教会人士与受难家属在基督信仰的基础上，以去政治的方式建构出主体行动论述，展开长久而持续的真象、赔偿、道歉、建碑及文化教育等多方位工作的推动。我的工作属于后者，包括纪念碑设计和施工的过程，我都巨细靡遗地实际参与了，也帮李登辉草拟道歉文，二二八纪念碑碑文也是我在担任二二八纪念基金会董事时，与官方历史学者逐字抗争下敲定的。但这一切之中，最令我欣慰的，则是能够看到许多二二八受难家属愿意公开认同自己的身世，挥别暗夜饮泣，进而彼此关怀，成为社会的亮光。
当初以一个基督徒，发心为台湾略尽服事，效法耶稣将十字架从钉政治犯的刑具化为上主对人类至上的祝福，成为一个生命重建的象征，而视二二八为在台湾跟随耶稣的人之十字架，也愿将其转化成台湾社会蒙福的印记，承上主的怜悯，二二八关怀运动终于往和解宽慰的向度迈出大步。
余杰：这项工作还有哪些遗憾呢？
苏南洲：台湾教会长期以来处于戒严体制的阴影之下，又习惯于中产阶级的保守意识形态，对二二八这样的议题过往长期噤若寒蝉，等到后来没有禁忌了，却以凑热闹的轻慢态度来加以任意消费，用二二八来给自己涂胭脂粉，甚至指鹿为马、沐猴而冠的事比比皆是，完全缺乏基督徒对苦难及受害者的同理心，比耶稣当年痛骂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还糟糕。
我一直认为基督教之所以广传天下，乃是因为耶稣舍己的精神，在此精神的感召之下，基督徒为了真理正义不惜牺牲生命，对社会有出自信仰的贡献，是社会的正面力量，是黑暗中的明灯。人家自私，我却舍己；人人为己，我为人人；这是耶稣上十字架的道理，要做基督徒的人亦当若是。许多基督徒都知道韩国基督教很兴旺，却不知道韩国当年反抗日本暴政、全民起义的时候，染红汉江的血有一半是基督徒身上流出来的。在韩国走向民主化的道路上，基督徒的巨大贡献是无法忽视的历史事实。韩国教会之所以兴旺，应该是奠基在这么坚固的历史与社会基础上，台湾教会却因戒严心态或昧于历史与社会，绝少提及此一重点。
余杰：如今，二二八成为热门话题，特别是在选举时成为被政客利用的工具。如何避免二二八被政治势力所利用？如何让二二八在上帝的慈爱与公义的光照下获得精神的提升？
苏南洲：这项工作并未结束，虽然我如今不再担任关键角色。在此过程中，我深切地体会到台湾人心扭曲的严重程度，实在离出黑暗入光明之际尚有莫大的距离。这条路，必须靠更多更多有心的人，贡献更多更多的力量，也需要上主的怜悯与奇妙的引导，才有可能竟功。
我们若是真想记取二二八对今天的意义，就应以更多同理心去聆听二二八家属的心声，怀着敬重肃穆的态度去陪他们探望屈死的二二八受难者之墓，进而反省到二二八事件的悲剧根本是政客操弄下的牺牲品，而应改由医界、文化界、教育界、宗教界及市井小民等非政府组织来策划、举办相关纪念事宜即可。政客往往只会利用二二八和族群对立的议题并加以践踏，一定不要让任何政客的脚印站在二二八的血地上，才能保全二二八的基本尊严。
我们更应该深刻体认到，经过二二八苦难的台湾社会可以扩大关怀到所有类似二二八悲剧下的受难家属（如六四天安门及库尔德灭族事件，其性质与过程虽有相当差异，但在抚平伤痕的理念与作法上有共通处），共同努力，防患于未然，让悲剧不再发生，让经过二二八的人都成为人类和平的守护天使，如此才不负二二八这场苦难的发生，也才可让二二八的深刻意义，不致走调成庆祝活动，或沦落成政客的脚垫。
余杰：是的，六四与二二八是可以类比的。当年，你们为二二八遇难者和难属求索公义与慈爱；如今，我们也当为六四遇难者和难属求索公义与慈爱。如果说二二八是台湾基督徒的十字架，那么六四就是中国基督徒的十字架。
苏南洲：二二八的确是台湾的十字架，受难者是牺牲了，但如何牺牲得最有价值？受难家属是得到同情了，但如何赢得应有的待遇与敬意，甚至使他们由苦难中升华成为社会合谐的动力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是应该止于为基督讨回公道呢？抑或应为基督发扬十字架精神？因耶稣的受难与复活，代表痛苦、恐怖的十字架成了上帝祝福与荣耀的象征。台湾没有十字架，却有二二八，二二八便是台湾人历史上最血腥的十字架。如何让二二八化为台湾人由性灵深处升起的盼望，让全世界看到台湾人在重大苦难之后，被炼成荣耀尊贵的生命情操；让这世界能以台湾为荣、为盼望；让二二八如十字架般被重新竖起；让上主的公义和平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我们衷心期盼，也愿踏实地一步步来促成的真平安。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社会最巨大而幽暗的集体记忆，那场上万以台籍为主的菁英与青年学子在短期内突然消失的剧变，实在是整个社会难以承受的沉痛。然而在前述民间与政府的各种努力下，以差可告慰已逝往者及其后代子孙；今天若是国人能够谨遵前人“远离政治”的谆谆教诲，拒绝让二二八一再被卷进政治及选举的漩涡之中，进而从这充满血泪与悲恸的苦难里，透过深刻的人道关怀与理解，淬取出旷世的智慧和勇气，转化为深化与丰富化我们的文化与教育的泉源，则是将二二八作为历史的慧炬，照亮每一个人的心灵角落之无上礼献。如此，亦方为成全二二八精义之所在。
二二八事件的善后工作进行至今，虽不见得得到彻底解决，但也不见得凡事都得追求到彻底解决，毕竟悲剧一旦发生，时光是不能倒流的，已逝者是无法复生的。然而，若能跳脱二二八的悲情，将之转化为这片土地的瑰宝，则所有因二二八而受苦的心灵不但能够得到救赎，并将为台湾社会精神文化的跃升提供莫大的动能，此乃达到万民蒙福之境所必经的上路。
以耶稣之心为心，行所当行，止所当止
余杰：苏弟兄，你做的很多事情，都可以称之为“有勇有谋”，有爱心也有智慧。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如何从信仰中寻求帮助？
苏南洲：其实很简单，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反问自己：如果耶稣遇到这件事情，他会怎么做？如果耶稣生活在当下，他是被动介入，还是主动回应？如果一个人自称是基督徒，他就应当追随耶稣的脚步。哪里有主帅在前线战斗，士兵在后方东张西望的？用这种方式反问，一切都豁然开朗了。
余杰：你的分享让我想起一本名叫《追随他的脚步》（In His Steps）的书，作者是美国堪萨斯州的牧师查尔斯•M•谢尔登（Charles Monroe Sheldon）。书的全名是《追随耶稣的脚步：耶稣会怎么做？》，情节其实相当简单：当一些城市中上流人士正在参加礼拜时，一位贫病交加的失业青年闯进教堂，并对他们提出质问，指出他们空洞的说教与现实生活脱节。他在教堂因病倒地，后来在牧师家中去世。这一事件对牧师造成很大的冲击，他意识到他们以前只生活在信仰的蚕茧中，远离苦难和堕落的外部世界。为了遵照圣经的教导和耶稣的榜样，他决定将信仰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
在第二个星期布道时，牧师提出一项倡议，从教友中征集志愿者，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当面临两难选择的时候，先问一句“耶稣会怎么做”，然后再按耶稣可能做的那样去做。于是，每一位志愿者的人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报社的总编辑从此决定不再刊登拳击赛的消息，不再刊登刻骨的犯罪细节报道，不再刊登烟草广告；一位铁路机械工厂主管无意中获得本公司参与违反州商业法的证据后，终于毅然辞职且向调查委员会举报自己的公司；一个唱诗班的女高音，拒绝歌剧院的高薪聘请而甘愿到贫民区献艺；一个出入于高级俱乐部的纨绔子弟生命得改变，从而赢得女高音的爱情，后来重返俱乐部引人归主；一个只知时事却不涉政事的大学教授决定走出象牙塔，参与选举，以履行他的社会责任……
这本书告诉我们，基督徒能做到“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像耶稣那样生活，并非“难于上青天”，耶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不会超出我们所能承受的范畴。
苏南洲：作为基督徒，我们行事为人当然应以耶稣为标准。如果耶稣不在乎的，我在乎；耶稣在乎的，我不在乎，那么我还是一个基督徒吗？周联华牧师曾经跟我说：“南洲，你从来没有怕过什么。”我回答说：“既然耶稣没有怕过什么，我就不能怕什么。” 有了这样的心态，无所欲，也就无所惧了。比如，一九九五年，中国对台军事威胁，许多有本事的台湾人纷纷移民到美国、加拿大和澳洲，但我的回答是：“耶稣不走，我也不走” 。再比如，自二零零一年起，政治人物企图以“国家祈祷早餐会”一年又一年地来为自己涂脂抹粉，而若干教会中的名流趋之若鹜的时候，我的回答是：“耶稣不去，我也不去”。
余杰：我记得你与基督徒作家杏林子之间有一段特别的友情，你也为她的伊甸基金会做过不少事情。她的创作和社会工作，都对你产生了莫大的激励。
苏南洲：我与她杏林子（刘侠）相识于一九八九年。她从小患病，只能生活在轮椅上。由于教育环境与学制的限制，那个时代的学校根本没有为残疾人士准备无障碍设施等，她只能念到小六。她却靠着主的恩典，以写作为志业，散文、剧本结集出版约八十本，四十岁获国家文艺奖，所写下的近千万言无一句怨叹，字字煦如冬阳，行文如歌。那时，她为了突破政策体制加诸残疾朋友不合理的限制，不惜坐着轮椅上街头，却遭政府无情的压制及教会冷血的指责，有的教会居然高高在上地批评她不顺服在上掌权者。我和几位朋友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出来在台北怀恩堂举办了一场“关怀弱势，声援刘侠”的研讨祈祷会。大会上，周联华牧师坦言说，教会过去天天讲爱，只是一种姿态性的，是嘴皮服务，不是真的用心。
之后，我与杏林子在很多领域有合作，连一九九零年的“二二八平安礼拜”会中的上千支烛火都是她领导下的伊甸基金会残障朋友准备的。一九九七年起，我在国际圣经协会最重要的一百本福音性圣经系列小册《百宝书》事工，也是请她担任总顾问的。她的作品也给我很大的鼓励和安慰，更加认识到我们可以通过文字来将福音传播开。作为一个耶稣所爱的孩子，杏林子一生著作等身，荣神益人，晚年她的版税并不足以照顾生活，但宁可卖地度日；在伊甸前后二十年，但不取分文；担任国策顾问理应月入丰厚，因为“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给她这个钱”，她不敢动用。如此温柔的心、清洁的手，身残之极，心美之至，都是我终其一生学也学不到的。
余杰：多年前，你的工作重点曾触及拯救雏妓方面。雏妓问题如今是一个全球问题，包括经济发达的台湾也不例外。这一领域也是另一种社会“禁忌”。虽然圣经中记载了好几个耶稣关怀妓女的故事，但是现今的大部分教会对不愿接近“性工作者”，担心其“污染”。这是对自己的信仰缺乏信心，也是对弱势群体缺乏爱心的表现。他们自欺欺人地生活在一个自我营造的“纯洁”的小圈子里，他们居高临下地指责种种“不道德”的行径。但是，此类自以为义的基督徒，是不会被耶稣喜悦的。那么，你是如何意识到这个严峻的社会问题的？
苏南洲：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九九一年圣诞节，在好友邀请下，我参加了“励馨园”的自助式家庭餐会，那是座落在台北郊区兴隆路弄巷内一栋不起眼的公寓三楼，是一群曾作雏妓被卖从娼的不幸少女的中途之家。温馨的夜晚、温馨的布置、温馨的晚餐气氛，有蜡烛、有彩带、有礼物，每一颗善良接待的心让我几乎忘记了女孩们的沧桑过去。直到她们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戏，戏里有卖女孩的父亲、有嫖客、有保镖、有鸨母，还有她们自己。多亏当时才七岁的小女儿因为看不懂一直在发问，我才得以强忍住盈眶的泪水。她们流着泪演完每一个角色，又流着泪感谢每一位在场的关怀者给她们这样一个苦难中的庇护所、一个充满鼓励馨香的中途家园。
那晚，我带着妻女先行离去以避免失态。我惊讶于女孩们能如此勇敢地面对那般难堪的过去，其实被接纳的是我们而不是她们，没想到吝于付出的我偶一为之的慈善，却被报以难以承受的感谢。羞愧之余，我开始认真思索“雏妓”这个问题，也发心要为她们那段寒夜苦雨般的梦魇做点补偿。我觉得亏欠她们，这个社会都亏欠她们，因为她们没有犯错，却被推下深渊。
面对“雏妓”的一再发生，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自觉羞愧。关怀雏妓不只是一种人道付出，更是一种赎罪的行动；透过雏妓关怀来终止雏妓发生，更是一项自觉的社会健康成熟的指标。在这样的思考下，我和励馨基金会的一些教会朋友以“让社会作她们的母亲”为主题，在一九九二年五月二日在怀恩堂举办了全场来宾戴面具的“励馨礼拜”，以见证“与不能以真面目示人的人同理心”的信仰告白。五月九日在台大校友会馆举办了“励馨晚会”，并由一群不幸少女演出“小莉的故事”自传式话剧，也是全场戴面具。六月四日在永琦百货及Sogo百货前举办“买雏菊，救雏妓”街头卖花救人活动。六月十三日在立法会举办“雏妓防治公听研讨会”，并于会中提笔拟出“反雏妓公约”，随即发起公开联署活动。接着联合二十个妇女团体组组织“反雏妓行动联盟”并出任召集人，着手推动”化色情名胜为古迹──华西街慢跑”及制定“雏妓防治法”等等不畏得罪黑白两道、挡人财路的全方位运动。
余杰：雏妓和童兵是当今世界的两个最不能容忍的问题。以你的经验，基督徒和教会，以及其它社会力量，可以采取什么有效的办法来彻底解决此问题呢？
苏南洲：据我们一九九二年做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当时台湾有六万左右的雏妓，以台湾的人口总量来看，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从产业观点来看雏妓问题，我们所要面对的不是几百人，而是几万、几十万倍的产业规模。我们的目标既然是期望早日没有雏妓的存在，就不能救多少算多少，而必须从整个产业来看待雏妓问题。英雄式的打击罪恶实不足以撼动这个产业，要想削弱之，必须先找出整个产业的规模、结构及运作机制。因此，深入分析之后，可知此实乃一项巨大的社会改造工程，而非可以慈善公益来等闲视之。比如，要依靠仅仅可以收容二十名少女的“励馨”机构，来处理此社会问题，显然是难以承担的。
我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夕阳化此一产业”。通常要让一个产业夕阳化的方法有二：一是提高业务风险与营业成本及降低利润，二是造成供需失调。找到这一机制，在于增加其成本、提高其风险之后，自然发生降低利润和供需失调的效应。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我们就要建构一套全面性的反雏妓社会网络，提供便于社会各阶层投入的具体目标。一方面加强道德诉求（如人道、宗教、企业形象、社会、家庭伦理及卫生健康等），另一方面动员社会资源（如观光旅游、旅馆饭店、餐饮业、军事界、教育界、传播界、企业界、民意代表、执法机关、卫生医疗、文艺界、演艺界、宗教界、政党界及社会团体等），来共同组成一道又一道严密交叉的反雏妓网络，以全面而实际的行动来促使此项罪恶彻底绝迹。果然几年后，台湾雏妓等贩卖少女的问题就完全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就好像夕阳西沉后，月上东山一样。
余杰：苏弟兄，你的这些工作让人肃然起敬，你所从事的每一项工作都很重要，你一两个人做了七八个人都难以完成的事情。我会为你的工作祷告，祈求上帝加添给你更大的力量。
苏南洲：近几年，我由于身体健康的缘故，开始从大部分的实际运作中淡出，除保留《雅歌》、《旷野》及圣经协会等几项多年固守的事工外，只有担任伊甸基金会等几个文化或社福团体的顾问工作。回顾过往这些年所从事过的公共事务，那当守的道算是有守住，我从来没有申请过任何蓝绿政府的补助，也始终如一地拒绝受到任何政治势力的左右和污染。
我始终认为，在这个价值混乱、伦理迷丧、心灵破碎的残缺社会中，基督徒不应躲在教堂里单单感谢上主赐下特别的恩宠，好像在向世人夸耀上主对其选民的偏爱；也不应只是廉价而短浅地为这黑暗社会中受苦的灵魂祷告，却吝于站出来与他们同担苦难，并进行止痛疗伤的工作。这些年来我的生命经历也一再见证着：没有流泪撒种，就没有欢呼收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