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事件把新疆民族问题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推到了人们的面前。75事件诚然是中共多年在没有宪政原则基础上的”民族政策”所造成的，这一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包含在民主政治的大命题内，也在民族、历史、文化、宗教和人文地理这些不可忽视的概念之内；中共在民族问题的处理上已经吸收了前苏联的经验教训而变得更加强硬，其在新疆问题上的强硬处理使由它所导致的尖锐的民族矛盾可能会在短期内搁置，但却不会根本解决。
75事件超越于简单的民族矛盾，它把新疆这样的多民族杂居的历史现实难题推出了水面；幅员辽阔并有着深厚地理资源和重要战略资源的”你的东土，我的西域”，尽管有被中共僭称的”国家利益”的表说，这是它继续行使强硬的”国家权力”的重要依据，但”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仍是一个客观现实问题，在没有宪政基础的情况下新疆问题不会真正妥善解决。
一、民族问题与政治和社会相关。民族问题的人文特殊性从宗教信仰、地理风俗到语言文化等因素使得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但在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民族问题却总会与其大国政治、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及社会现实等纠合在一起而变得复杂起来：从民主国家的美国、加拿大到”季风性气候”的次大陆国家印度和中国，以及曾经世界上最大的多民族专制国家苏联都莫不如此。
经典政治家们对民族问题的概括是一切民族问题都是政治问题。”职业革命家”列宁说旧俄国是一个不同民族的大监狱，俄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对其它民族与其说是民族歧视不如说是政治压迫，沙俄的专制主义是旧俄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之一；然而历史的反讽却在列宁后的苏联再次重演。布尔什维克在旧俄的土地上再次建立了另一个多民族的大监狱和大熔炉：民族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一切都在苏维埃专政的钢铁机器下熔化。
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宪政基础的民族联盟作为一种统治术不具备任何政治和社会的亲和力，对于”被联盟”或”被自治”的人民来说体现为一种政治和社会的双重离心力：地理上离中央政府太远，现实政治中与”自治”相悖；专制大国无法消除这样的民族距离，就象它无法消除因为没有民主而带来的政治距离一样。
大国对民族问题的不同处理方式明显凸现出其政治制度的优劣。如果说民主国家对民族问题处理的基本取向是对建立在对少数民族”尊重”基础上的协商、对话和谈判的话（是否能达成最后和约是另一回事，但对话仍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专制和极权国家却多是以暴力镇压为主要解决方式，这是因为现实政治中从来没有这样的协商机制，当然也没有这样的民族问题协商机制。极权政治所造成的民族困局单纯用民族政策无解。
民族问题既包含在民主制度这样的大命题内，又有着历史、文化、宗教和人文地理这样的不容忽视的问题，对后者的认识解决在现实层面上更为复杂；极权大国因为缺乏前者的制度上的基础建设，便没有了后者的最佳现实解决方案；在这两点上（制度的和现实的）极权大国只会寻求在现实中的可能解决方案和手段，这是其区别于民主国家的另种策略，这样的策略能持续多久是一个问题。
二、强硬：苏联的教训。苏联崩溃前西方对其可能导致崩溃的主要原因的探索如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持不同政见运动以及对新上台的领导人的寄望等，都不能不说没有思想见地；苏联的崩溃最后源自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但”改革”所导致的帝国崩溃最关键的部位却滥觞于各个”加盟共和国”并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虽然有些始料未及但又在政治情理之中：正如历史上已经发生的那些事实一样，帝国的崩溃首先是被它长期专制的其它民族从中心的分离。
中共对民族问题的强硬政策一方面来自传统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苏联崩溃的经验。这是苏东崩溃后给中共的另一重要国际教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共试图从苏联崩溃中总结出的执政经验中重要的一条就包括对民族问题的处理，如果说从戈尔巴乔夫那里得出了”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从而试图在体制内极力避免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式人物出现的话，那么苏联崩溃给中共在民族族问题上的教训就是不妥协的强硬，避免第一张多米诺牌的倒下是中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要做的事。
三、”文治武功”：超越了传统。专制帝国的政治文化特征是从暴力出发最后也只有回到暴力；不管是政治社会问题还是民族问题，其基本治国策略可以理解为是在”第一时间”和”第一地点”在力量上占取”主动”，”打了再说”是多年来中共为中国制订一个游戏规则，这个规则也会应用到对民族问题的处理。中共在处理类似问题上的成功靠的就是这种无与匹敌的先发制人的强力。
作为国家统治和执政能力中的”两手硬”是其自邓小平时代以来处理体制外反对力量的基本权术或策略。同中国传统中对边塞之地”以夷制夷”的”文治武功”一样，”两手硬”也贯穿于其民族政策中，”硬”是基本前提，辅之以策略手段，打压在先（打压当然是争对绝大多数基层反抗者），怀柔于后（怀柔当然是争对其”合作者”），从过去到现在它都是这样做的，如果以中国历史中数千年”以夷制夷”的”成功案例”，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手段也是有效的。
两手硬的统治术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成功概率超过了传统。硬的一手的”强力控制”在汶川大地震的”天下未乱蜀先乱”的成都可以感觉到，满街的外地警车；75事件后据《成都商报》2009年8月18日报道，”全国31个城市先后接公安部命令调特警赴乌市维稳。”中共在已有了类似这样的超强控制的资本后，强力控制就大的局面来不能说它无效，对西藏问题的解决是如此，对新疆问题的解决也会同样如此。帝国存在一日，这种处理方式也会存在。
区别于满清的”左屠夫”之流的是中共那意识形态另一手的成熟运用；这”另一手”的运用在极权鼎盛时期是把宣传机器作为愚弄人民的”致命武器”，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千遍太多，只须重复三遍就可以了；后极权时代是”保持新闻的高度一致”，”高度不能达到”，”低度”是可以达到的；现实中实行某种新闻管制或控制为其策略服务，在极权国家始终是可以做到的。于是，全面发动国家和政府机器为其目前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稳定服务，在保持了对整个国家基本控制的情况下，民族问题不会单独构成对其统治根基的威胁。
四、开放社会的压力和现实。今天的世界与过去之不同在在于它的开放。开放社会对民族问题的处理在公众视线之下，这样的处理方式将面临着更加表面化的国际国内的压力，即使是在奥运之后的所谓盛世极权的中国它也必须面对这样的压力，它也必须考虑这样的压力。这是弱势的”少数民族”一方为什么有时候也会成为国际”舆论多数”的又一原因所在，尽管这个”舆论多数”基本没有可能在中国形成一个现实政治力量的多数。
于是民族问题又回到了一国的政治行情：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特征如果是寡头政治和垄断经济所带来的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和人文环境，以及最重要的是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一切跟现实有关的那些极需调和的阶级和社会的对立，把社会矛盾推向一个表面激化的时候，民族矛盾也才能表面化。
这种时候也只有这种时候即是当民族矛盾只是诸种矛盾中一个次级问题的时候，它才会真正变得危急和复杂起来。这可能是中国的民族问题略区别于前苏联的一个重要着眼点；中国民族问题区别于前苏联的一个最重要的着眼点（或许是根本的）是这个国家的世界第一的人口，从而使对”少数民族”地区殖民成为一种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对新疆来说尤其如此。
宪政是一国处理民族矛盾的根本或最后的解决方案。只是今天的中共在处理民族问题上肯定不会这样做。在一个连基本的言论保障都没有的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不会有任何制度上的联邦设计；相反极有可能在现实中修正既有的民族政策的”自治”意识，在政策和现实中强化”民族融合”的已成事实，如果说西藏因为地理和宗教上的原因使其意图有难度，那么在新疆这样一个幅员面积达国家六分之一的”少数民族”地区，它会拱手相让或坐以待毙容忍自己生存空间和政治空间的被挤压？以中共的强势和中国的”盛世”它都不会这样做。最重要是这可能是这个国家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基本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