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史角度观察，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本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论说”的传统，一个是“掌故”的传统，或者说一个“义理”的传统，一个“考据”的传统。“论说”的传统是大传统，“掌故”的传统是小传统。“论说”重议论和立场，是分析的：“掌故”重事实和人事，是写实的。所谓掌故一般是指旧人旧事，旧制旧例，历史上的人物事迹、制度沿革等史实或传说。
1944年，瞿兑之为《一士类稿》所写前言，是一篇关于掌故笔记之学的经典文献。掌故笔记的特点是以当事者叙述经历和现状，偏重人事和内幕事实的叙述，是正史之外极有利于人们判断历史细部、细节及偶然因素的一类文献。晚清以来掌故笔记的兴盛，成为学术传统中的一个得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这个传统在教学体制中并没有太高的地位，但在研究过程中，却成为很难偏废的一种史料，它对研究者回到历史现场、掌握作家、社团和流派间的细微关系都有很大帮助，我们不应当只把这些东西看成是一般的文坛内幕、轶闻传说，而是要在掌握大时代背景前提下，从这些细微史料中养成判断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的基本能力。
一个学科如果要发展的平衡，应当是这两个传统都不能偏废。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术传统中，“论说”传统很兴盛，“掌故”传统却较为消沉，少数从事史料工作的人，或者从事“书话”写作的人，可能在这方面也没有足够的自觉意识。如果我们梳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大体可以发现“论说”传统是绝对主流，而“掌故”传统还不成系统。无论北大、复旦还是南京大学，就其制度化的学科传统观察，都是“论说”一路，当然这不意味着凡“论说”传统就轻视史料，而是说，“论说”传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绝对主流后，在制度化的教学体系中，“掌故”之学的地位可能会受到影响。如果我们从杂志的角度观察，改革开放后《新文学史料》代表了“掌改”的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代表了“论说”的传统。据我所知，凡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一般对《新文学史料》的评价要高于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评价，因为“掌故”是实的，而“论说”则难免流于空疏，当然这个判断只在一般意义上成立。
“掌故”之学的形式，较少高头讲章，多数应当算在私家著述范围。对私家著述的判断，瞿兑之《一士类稿》所写序言中有一个看法，极为深刻。他说：“自来成功者之记载，必流于文饰，而失败者之记载，又每至于淹没无传。凡一种势力之失败，其文献必为胜利者所摧毁压抑。”
这个看法和陈寅恪早年处理史料的一个卓见相同。陈寅恪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开始就指出：“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陈寅恪的意思是说，在历史研究中，我们判断史料要官书和私著并重，互相参证。对今后研究中国当代历史来说，在相当多的方面，我个人认为私家著述的价值要高于官方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