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接香港北大校友向明来电，告诉我北大校友盼了三年之久的《梦萦未名湖》，将以精装两大册全部收入一百八十八名校友作品的书出版，全书一百多万字，将在六十周年国庆时，送到校友的手上。闻此信息，我悲喜交加，感慨万端。
我所悲者是，这样一部怀念北大七十多年历史的书，我们北大出版社竟无法出版，大陆的主编花心血费时五年之久的这部书，竟不能与大陆读者见面！为了它的面世， 可以说是委曲求全，甚至可以说俯首听命，说去哪篇就去哪篇，说哪个校友的作品不适合出现，便让这校友作者的作品消失；组织了一百八十八名校友，可以说全是 中国的知名人士，学者，教授，作家，艺术家，部长，将军，不能不说是中国的文化精英了。然而这些人的作品，竟不能要北大出版社自由地出版，这不是怪事吗？ 本来在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时，出版社发了广告，人们等着看这部校友们写的回忆录的时候，突然间，出版社负责人告诉主编不能出了，还要从印厂退回重审。何故？当时说上边来了一个电话；后来传出是中宣部的一个不知谁打来的电话；后又说，是中央一个领导人的电话；倒底是何因？只有出版社领导心里明白。这就不能 不让人怀疑，是谁有此生杀大权，竟可以让一百八十八位北大校友不能出声？到北大111周 年校友会上，我从副主编哪儿知道，此书争取了一年，仍无结果；基于一种义愤，我在校友会上说了真实情况。没有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我当时说得是听说是 中宣部的一个电话，我后来说明，我不相信是中宣部的电话，因为做为中宣部，是不能如此无视中国宪法规定的。我们希望查明这个电话倒底来自何方？让北大出版 社给北大校友说个真话，说个真相吧。
我的发言后，出现了戏剧性变化。北大出版社不再说是上边来电话了，而把责任自己承担，说是一个老编审提出意见而不能出版的。这就更不能自圆其说了。如果是一个编审，为何在发稿之前不提，都发到印厂了才突然发现重大问题了呢？编的话，是不好编园的。到底有何重大问题，至今校友们还在闷葫芦里不得而知。
香港出版社的主编说，此书将我的在北大校友会上的发言，做为书的附录用上了，以便纪念这部书出版的过程。我便写信说明，北大出版社倒底是因为何故不能出这部书，既然他们否认了是中宣部的电话，那就不要在我的发言里说是中宣部吧，改为“不知是从哪儿来的电话吧”。主编说照我的意见修正了。
我为北大出版社不能出版这样的书，而感到悲哀；我为中国大陆不能出这样的书感到悲哀。
我为它终于能出版面世而喜。听到这消息的校友说：多亏有个香港，多亏有个一国两制，我们不少好书都从香港出版了，那些大陆不许可出版的书，都能从香港出版， 而不久便可在中国大陆看到盗版本，且非常便宜，可以购到。盗版书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怕比中国大陆许可出版的书更大。这样，我们便可以说，如果找写中国真相的书，请找香港出版的书吧。最近，我从书摊上购到了杨继绳的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的《墓碑》上下两册，一共才花了三十元。只要是有点头脑的读者，都在思 考这样的问题：这是为什么？
我在美国，听台湾同胞对我说：我们说的一国两制和你们大陆说的意思不同，我们指的是一个是民主制，一个是独裁专制。从经济上说，大陆和台港没有不同，都是搞 资本主义；因为大陆政治上是专制，所以是权贵资本主义，你们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台港是民主制，所以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大陆因为专制，这些宪法 规定的自由是给外人看的。中国如果都实行民主制，中国就统一了。所以台湾人提出用一国一制，来求中华民族的统一。
我对台湾同胞的话，当时不以为然。而回到大陆，却总受到当局的现实教育，让我越来越觉得台湾同胞说的话有道理了。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让我们为一国一制而呼唤吧。
我真的希望中国实行一国一制，早日完成一国一制。让中国大陆的公民也能有如香港一样的言论出版的自由吧！那里，没有国家垄断书号，出书不用交一二万元的垄断 书号费，那里实行的是国际统一的书号，只要登记就可以了。那里没有出版限制，如写文化大革命的书，不能出，写反右派的书不能出，写历史真实情况的书都难以 出版；如果我们和香港一样的有出版自由，那时，我们便只有喜而没有悲了。 一国一制，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前途，也是中华民族的福音吧。
这是我听到北大校友就《梦萦未名湖》的出版，引发的感叹。你有何高见，请回信交流。请示你的通讯地址，香港校友好把出版的两部精装的《梦萦未名湖》直接寄你，不致丢失。
等你的回音。
你的北大校友 任彦芳2009.8.29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