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文人和学者特别迷信自已的才华和聪明，不肯塌塌实实做人。在当今国人心智未必都那么开化的背景下，他们总以为公众可以任意忽悠，自己智商超群，投机、取巧、钻营、撒谎，用知识和聪明为自己千方百计狡辩，用一个谎言代替另外一个谎言，遮掩并不光彩的过去，而他们恰恰吃亏就吃亏在这一点上。余秋雨就是一位这样典型的中国作家，他是高级知识分子自我完善的失败典型，与其为中国社会能产生如此多的文化次品而悲哀，还不如为社会成就了这些产次品的中国文化而痛哭。
“文革”前的事就不去说了，“二余”论战的事也不去说了，就说汶川大地震以来，余秋雨极尽表演，一会儿去充当师爷“含泪”劝告灾民，一会儿又暴出“诈捐”，作为一个文化人，他的表现，用“无良”二字都难以形容。其实，诈捐的事多得很，人们为什么单单揪住余大师“诈捐”不放呢？从其中可以看出怎样的文化心理？有一件让人感到滑稽的事情是，汶川大地震后社会各方都纷纷向灾区捐款，有两人很快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一个是腰缠万贯的中国文化名人余秋雨大师；一个是极度贫困、身无分文的乞丐老人。一个虽然捐得少但为汶川地震灾区捐款是动真格的；而另一个是只是耍弄嘴皮却冠冕堂皇地说向地震灾区捐了20万的却始终不见影子。两人之间贫富悬殊之大，善举之大不同，无疑是触动了当下国人那根最敏感和最脆弱的神经！一个连真话都不说一句的文人，你还能指望他什么？余秋雨作为公民，尤其是公众人物，又尤其是号称捐款最多最早者，既然发生在公共空间，赢得了公众的赞美和支持，那就必须在公共空间接受监督和质疑。对于这样公然以“诈捐”方式来作秀的文化名人，公众当然反应强烈。
余秋雨善于善于制造“文化口红”和主流调情，以达到让自己高潮。上世纪90年代，余秋雨以一本《文化苦旅》登上中国文坛，一个彻底平庸和彻底苍白的时代。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人争读余秋雨。品读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俨然成了近年来中国大陆的时髦风气。紧接着，《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5月）、《秋雨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9月）、《霜冷长河》（作家出版社，1999年3月）、《行者无疆》（华艺出版社，2001年10月）等相继问世，余式“文化散文”被人们口耳相传，而余秋雨本人也俨然成了传媒争夺的骄子和时代文化的代言人。他滔滔不绝谈论中国文化在当前的状况以及在21世纪的走向，扮演着无所不知的预言家的角色，他似乎成了一驾将中国文化拉向复兴的马车（余杰语）。于是那源源不断的稿费和获得来的荣誉也成就了余秋雨先生“文化大师”的桂冠。
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一文中称，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是“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进而认为《文化苦旅》与口红、避孕套一样是日用消费品，余秋雨的作品就是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并且还是规避道德病毒的“文化避孕套”。媚俗的话语策略是要选择大众感兴趣的文化母题和故事模式，然后采用极度煽情的叙述方式。余秋雨以媚俗换得名利双收，他在文章中说什么“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正在滴血”、“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他为之要“下跪”，要“恳求”，还要“大哭一场”、“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脸”、“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两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因此，当我偶尔一个人默默省察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时候，总会禁不住在心底轻轻呼喊：我的老师！我的学生！我就是你们！”……无须进一步深刻的历史反思，传统文化修养贫乏读者在接受了免费的文化常识培训后，情绪也被激活了，历史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裂缝已经被修复了，读者们可以跟随余大师指点历史，感悟文化。可是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到了《霜冷长河》中，余秋雨不再像《文化苦旅》那样谈山谈水，也不再像《山居笔记》谈史谈鉴，他放下了清高的知识分子卖弄学问的架子，则完全剔除了身上的文化忧患意识，完完全全的变得世俗与功利了。因为这本所谓的“文化散文”看不到一点文化的影子，而成了一本既非文学又非文化的大杂烩。有学者毫不留情指出，这是“一个庸俗人在谈人的庸俗”，“一个世俗功利的人谈世俗功利的人生”，“书中众多文章充满了大师气导师气和浓重的个人恩怨、人身攻击”。其所谓的谈人生却总是以自己为中心，个人恩怨、怪戾怒气充分介入其中，所谓的经霜后的中年不是理性的冷峻，而是浮泛的无聊了。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出来之后，余秋雨写了《答余杰先生》，余秋雨为自己“不忏悔”辩护的文字读得越多，他让人越来越失望了，在我心目中的形象甚至有些猥琐！朱国华在《别一种媚俗》很精辟地说道，余秋雨散文的基调“永远具有学术权威口吻的居高临下，遗老遗少式的吊古伤今，牧师布道时的悲天悯人，并且还夹杂着旧式文人特有的似乎聊充派遣之用的故作通脱。”余秋雨散文丝毫没有什么真诚，故作感伤式的煽情。余开伟撰文指出：“余秋雨教授没有反思和自省的勇气，却很有对批评者反击的勇气，把对他的批评上升到关系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的高度来看待。这样就只能导致作家自我感觉与客观实际的错位，无法超越自我，陷入自我膨胀和精神变异的困境。”
接下来呢，余秋雨频频亮相媒体，电台采访，巡回演讲，文化顾问，凤凰台“千禧之旅”，青年歌手大奖赛、模特大赛的文化评委，真是乐此不疲。但余先生面对大众的“文化缺失”，循循善诱，侃侃而谈，吐莲锦口，那种文化腔调打着传播文化的幌子，与其说是“传道授业”，不如说是“精英媚俗”。余秋雨以文化为道具建造起来的所谓“文化人格”、“文化良知”等，在剥离其“文化面具”之后便只剩下干瘪的矫情与煽情了。此后，他便褪去头顶上的光环，蜕变成一个“文化明星”。在寻求健全文化人格的文化良知上，余秋雨是一个拷问者，他有着拷问者的焦灼、痛苦和愤激。然而，真正的拷问者，自己也应当同是受拷问者。由于“受拷问者”身份的缺席，使得余秋雨散文本来能够达到的思想力度严重被削弱了。历史出现了断裂，人格出现了断裂。张育仁先生亦写道：这种拷问不会救赎任何一个灵魂，而只能将其推入灾难的渊薮中。拷问者就是判官，就是行刑者，他们居高临下，口含天宪，是无须拷问自己的。余杰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中称余秋雨为“文革余孽”、“才子加流氓”，批评矛头直指余秋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余秋雨玩起太极，他理直气壮地说：“关于文革，他们说的那些材料是伪造的。他们始终抓住一个叫‘石一歌’的事情，说我是其中一个。我倒想问一下，‘石一歌’的哪一篇文章出自余秋雨的手笔，请拿出证据。石一歌小组的那些人也都还在上海，可以去问一问他们。这里面有些基本的疑问很多人不去想：首先，文革过后石一歌小组是经过清查的，清查的时候有余秋雨出场过吗？”谈起文化，头头是道，论据凿凿；拷问起来，做痛苦状，但是，问题一旦涉及自身，他就讳莫如深起来。人们在电视里看见的余秋雨，总是信手拈来，左右逢源，那么渊博的知识，顺着他的有些女性气质的语气和体态，让那些爱唱歌的年轻人长了见识。然而，在我看来，与病态的文化人格相比，余秋雨的“文革”失节问题、文风问题、文史错误，皆是小小的枝节问题。“一个人没有基本的诚信，他的才华越多，造成的破坏就越大。这也就是今日余秋雨成为众矢之的缘故。
余秋雨的文化散文自然有贡献，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他过于看重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名声，过分爱惜自己身上的“文化羽毛”，在公众面前苦心经营自己的“文化名流”的形象，开始以“文化大师”自居，拒绝任何善意的批评，恶性膨胀。余秋雨这样论断他的批评者：“在我看来，他们生活还十分贫穷，靠写点骂我的文章以挣得养家糊口的费用，完全可以理解。”余先生还在博客里说：“我是一再劝说那些义愤填膺的批判者，在你们出生之前，中国已经有过漫长的历史、大量智者，经过无数次设计，无数次试验。因此，不可能留下那么多简单的破绽被你们一眼看穿”。于是批评道：“历史很多时候是一场黄帝新装似的闹剧。能看到赤身裸体的黄帝的，不一定都是智者”。从余秋雨先生的话中，或许可以这样解读：历史长河里有无数的智者，所以我们不用去怀疑有没有简单的破绽了。所以，一般凡夫面对学识渊博思维纵横千里那“大量的智者”之一的余秋雨得出的结论，只需欣然接受，无需怀疑。余秋雨当然是“识时务者”，他不会忏悔的。他不缺少才华，缺少的是知识分子的尖锐和担当。一个一惯自大骄傲的人是不会反思自己的，我觉得他陷入那种自大的幻境中，无法醒来了。余秋雨总是用“余秋雨式的方式”贬损自己，骂批评他的人是“历史的盗墓贼，中国的新纳粹”。这就余秋雨，一个永远都在回避自我的“假话大师”。
据报道，2006年余秋雨版稅收入至少1400万人民币，为中国作家之首。余秋雨到处讲座，都和文化有关，在大学讲座是文化，给企业家、金融界讲座还是文化，余秋雨成了表面的文化精英，实际上是个文化小贩。余秋雨在博客中透露，在近日由上海一些政要参加的余秋雨大师工作室授牌仪式上，他讲了下列一番话：“听到成立工作室这个消息后我曾作过几次努力，希望删去‘大师’这两个字，但没有成功。这是教委的一种架构性的设计，要改动有一定的难度。后来我想，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从“含泪劝告”到“后退一步”加冕“大师”，余秋雨丝毫没有改变他作秀的文化自恋心理。最近几年余秋雨真的是不甘寂寞，什么事他都要发表一下意见。在汶川地震未满一月之时，余秋雨先生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博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他说“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家长们要做”识大体、明大理的人“，”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余秋雨在写下《含泪劝告请愿灾民》这篇文章以后，遭到了众多批评。这一次就连央视的《道德观察》节目就直接点名批评余秋雨用心不良。香港学者梁文道也撰文公开指责余秋雨的媚权心态：”动不动就叫人‘顾全大局’，虽然明明想的是当局。似乎大家都和领导人很熟，都沒拿自己当外人。“在众多批判余秋雨的声音中，谢泳的评价最为宽容平和。以此作结，以飨余先生：
“余秋雨看起来是一个什么好事都赶上了的人，但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又可以说他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人，他早年的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不可能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人，他总是能和他所生活的时代达成妥协，这是他的最大优点，也是他的最大局限。他是一个永远生活在当代的作家和学者，他不大考虑未来。”
“余秋雨现象”表明，“知识分子”失去了飞蛾扑火对真理追求的勇气。社会伦理、道德、正义、传统、真理、良知、秩序在他的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他看中的只是自己的文化趣味，他们平常一副道貌岸然、虚怀若谷、和蔼可亲的样子，但是你一旦触及他们的切身利益，对他们的地位和名誉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的时候，真实的一面显露出来了。我觉得，不能把所有对于余秋雨的批评都一概说成是什么“围攻”。余秋雨曾经这样断言：“一个国家最大的灾难莫过于人格灾难。”然而，余秋雨的身上折射出了一些病态的文化人格，应该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集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自恋、虚荣、撒谎、矫情、自大、虚伪、言行不一……余秋雨不仅没有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风骨，现代知识分子的品格，他试图为自己的谎话涂上一层文化的外衣，使其看起来不那么虚假。
其实，从“余秋雨家谱”来看，就可以理解他现在的系列行为。作家朱健国在《“余秋雨家谱研究”建议》一文就指出，细品余秋雨家族“又红又专又富”（有钱有艺术有政治）的贵族世系图，可以发现两大特色：一是余秋雨家族的“主旋律”是“以商兼文”的“富而贵”，二是余秋雨家族一直有顺从“主旋律”的光荣传统，无论怎么改朝换代，余家总是显要人家（可见追求幸福并非要等到什么“新时代”，再坏的朝代，只要会跟“主旋律”，总是有好果子吃）。吸食着余秋雨文化快餐的读者们，在文化意淫的路上继续逍遥，继续和传统调情。厌恶余秋雨的读者一眼看穿他是文化的“伪士”，灵魂虚假，精神丑陋。“表面看充溢着人文关怀，细想起来，细想起来都是无一字一句落到实处，无一字一句关乎当代中国人的痛痒，缺乏人格魅力和道义力量”，“远离大众，忽视民瘼，自得其乐”，“除了一己名声利益外，都可以选择聪明”，“虚与尾蛇，没有良心”，“他是以文化的形式，在各个方面疾患丛生的社会人生中，在困境包围、忧患重重的世界里，得意洋洋地混世。他以才华让自己驾在因病而沉重的现实存在之上，享受自我优哉游哉的飘逸；他利用着蒙昧幼稚的文化心里，制造虚幻诱人的景观，让人们在虚假无意义的文化感中消磨意志……”，“没有文人，只有文人之名；没有生命，只有蝴蝶样标本；没有深沉的爱，只有换了包装的自恋自怜”，“矜持地梳理自己的羽毛”（以上所引自“天涯”网友语）。读他的东西，只能“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鲁迅语）。
还是鲁迅先生的眼光毒辣犀利，他曾经将缺乏独立的文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帮忙”文人，一类是“帮闲”文人。所谓“帮忙”文人，是给主子出谋划策、起草文件的，位居重臣；而“帮闲”文人，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而“帮闲”文人之羡慕“帮忙”文人，也是自古已然。（《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余秋雨写博客，“含泪”劝告灾民，也是“帮闲”的需要。鲁迅还发现，处于中国式的现代化过程中的知识分子，不仅不能根本摆脱传统知识分子充当“官的帮忙、帮闲、帮凶”依附于政治权力的宿命，而且还面临着新的危机，难道这是一种宿命吗？
病态的人是病态的文化所化成的，病态的人又同时是病态文化的承载者。病态文化中人，要从根本上改变自我，诞生新文化精神，造新文化而重生自我。没有真精神，游山玩水，偏要弄个千回百婉，非得“掬一把泪”，以娇柔造作作精神空洞的表达，类似余秋雨这种“有点学问就去装大师”的文人，与现实生活完全绝缘，远离大众，忽视民瘼，独善其身，矫情自恋，凌空蹈虚，不是当下中国真正有责任的知识分子要做的。作为一个具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无论如何，不能对社会现实视而不见，仅仅矜持地梳理着自己的羽毛，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独立于权势之外的独立的思想者，思考者，思辩者，应该是一个批判者。余秋雨也许有知识传播的功能，但决没有文化与思想启蒙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他是有着严重精神缺陷的。
2009-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