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正处于前现代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因此民众由臣民、顺民转变为公民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说公民社会在中国大陆崛起，为时尚早，因为做一个公民有相当大的风险与代价。只有输无可输的底层维权者和看到社会必须和平改良的精英人士中的少数人，起来在黑暗的屋子中呐喊几声，以期引起更多人的注意。这些踽步前行的少数人，相对于庞大的13亿来说，真可谓沧海一粟。但面对此种局面，吾人不应悲观，任何变革都起于青萍之末。2008年5．12大地震中，非政府组织、自愿者及其相关机构的参与，便使民众看到国家与社会、社会与个人关系的些微变动。多年以后，我们返过来观察这些“青萍之末”会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力量与感动。
一：只有国家，没有社会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国家像牢笼，整个社会封闭，信息不公开，人员流动性差，经济处于崩溃的状态。除了大城市的人，一些中小城市特别是许多偏僻乡村的人，根本都不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更不用说有非政府组织及志愿者前往救援的事了。即便你有心前往救援，你也可能因收入太低、交通工具落后无法前往，更可怕的是对流动人员管制得非常严，你独自前往还有可能被视破坏分子而遭逮捕。在此种情形下，一场大规模的地震灾难，酿成人祸是必然的结局，其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拒绝外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包裹民族主义糖衣的口号，看上去特别漂亮，但其实际意图则是闭关锁国，使铁幕下民众的苦难生活，不为外界所了解。好让悲苦的民众，在没有选择、无所依靠中更加听任政府的摆布，而不得轻举妄动，哪怕你遭受了天大的冤屈，也只能打碎牙齿自己吞。
1978年以前，中国只有国家，没有社会。强大的国家直接面对弱小的个人，中间没有鲜活而正义的社会力量作为缓冲，就像太阳不通过臭氧层而直接照射大地可使万物烤焦乃至晒死，实在是民众的大灾难。作家阿城说，四九年后中国大陆之所以不能诞生好的文艺作品，其根源在于，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被官方意识形态的泛政治化切断有关。导演贾章柯也认为几十年来切断市井生活和文化传统，被革命的宏大叙事所裹挟，是中国导演拍不出好电影的一个主要因由。
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虽然有很多问题，政府专制独裁的实质没有改变，但经济有所发展，自由有所增加，民众的生活有所改善，信息流通相对顺畅，权利意识逐步提高，因而才使社会的活力有所恢复。从唐山大地震到5．12大地震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出这种差别，5．12大地震在救援和灾后重建的各方面均比唐山大地震有所进步——虽然政府隐瞒、冷漠、傲慢、不尊重民众选择、不追究人祸中的官员责任等方面没有实质的改变——这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民间社会因三十年发展之利，能够迅速行动起来，非政府组织与志愿者于第一时间进入各个震区参与救援。
二：对比与选择
一个国家的良性发展，不在于政府的强大，而在藏富于民。民间社会的蓬勃生机，公益组织的不断发展，非政府组织的逐步崛起，个人自由空间的扩大，才是民众真正的福音。5．12大地震后，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前往救灾，给几十年来政府包括慈善与救济在内的垄断，提出了一定的挑战。
由于几十年来政府在各个方面的垄断，民众对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很缺乏了解。有一次到乡下救灾时，一位老者问我，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我说，我们是志愿者。他说，什么是志愿者？给他讲理论他显然是听不懂的，何况理论还要说得浅白易晓，绝非易事。于是我们有如下轻松对话：我说，我们下来发表讲话不？他说，没有。我们下来训斥你们不？他说，没有。我们下来有干部陪同没有？他说，没有。我们喝你们的水吃你们的饭不？他说，没有。我们走了，你们知道我们是哪里来的不？他说，不知道。我说，这就是志愿者。他“哦哦”连连，似乎懂了除政府之外，还有别的人在救助他们。
也就是说，在沉寂近六十年后，民间力量正在生长，政府救灾和重建中的全面垄断正被打破。花纳税人的钱所养的政府，当然应该是救灾的主体，但政府不应该也没有能力垄断救灾事务，应该让公益组织和个人主动参与，使救灾和重建能够快速有效地推进，从而使灾民恢复信心。如果没有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的参与，民众不仅对政府官员的作为，没有对比，而且对救灾的资源和救助形式，也没有选择。没有对比，不知政府官员之傲慢冷漠，没有选择，便不可能得到全方位更为可心的救助。
三：要用好的方式去做
在公益组织、非政府组织、志愿者救助的过程中，也是非政府组织及志愿者自我学习及完善的一个过程。因为此前任何一次灾难，都没有出动这么多的非政府组织及志愿者，大家都难得有这样的实践机会，所以不单是民众不知志愿者为何物，而许多志愿者对自身也需要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由于政府对慈善和救助活动六十年来的垄断，再加上雷锋这种变态行善的宣传，使许多人即便有行善的心，也没有行善的能力。善心不一定能办好善事，如自己捐了钱就逼别人跟着捐，大房地产商王石更是因为说了让一些民众觉得有错的话而被批评和逼捐的。捐款行善完全是私人的事，你可以倡导，但绝对不能干涉别人的自由。但在中国大陆不只是普通老百姓喜欢逼捐，所在单位更是从工资里直接来进行逼捐，以达到政府是如何有力的宣传效果。再者，有一些行善的人包括企业家，把受助者当作自己行善的广告来做，不考虑受助者的内心感受，觉得自己捐了款捐了物行了善，就是受助者的大爷，受助者有义务来配合他们进行一系列的行善表演，这是对受害者的二度伤害。
官方更是搞虚伪行善表演的高手，政府的救助本是拿纳税人的钱（物）准确迅速地分配给受助者，但宣传机器却要民众配合电视和报纸来感谢党和政府。有的人感谢党和政府的说辞，虽不一定是官方宣传机器诱逼的结果，但几十年愚民教育之害所导致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使他们形成巴甫洛夫似的条件反射，不由自主地在镜头面前说出感谢党和政府的话来。更为恶劣的是网上流传颇广的一条标语：“命苦不怨父母，地震不怨政府”，是由中共青川沙州镇党委、政府写成大横幅挂在显眼的路边，以引导民众不要抱怨政府救助不力的。作为一级政府写出这样混账的标语，这只能表明沙州镇政府做贼心虚，他们知道这虽是天灾，却也难逃人祸之嫌，才用这样荒诞的标语出来愚弄民众从而消气灭火。
学者刚多赛说得好，做好事是不够的，还要用好的方式去做。比如你是个建筑设计师，到藏羌地区去建房，除了保证房屋质量安全外，还要尊重他们的民族采光及风水习惯，不能以科学霸权主义来行善。有些习惯虽然不一定科学，但这习惯并不危及到人们的生存，更是人们的一种情感寄托。这就像我们知道清明上坟给祖先烧纸钱，根本没用且不科学，但人们乐此不疲，那就是因为情感不能被科学所主宰。灾后房屋重建做得最好的就是台湾建筑师谢英俊，他在建轻钢生态房中实施灾民自主、协力自建的理念，不仅造价低、注重环保生态、就地取材，而且易于民众自主学习和自主建造。从而使民众在某种意义上享受灾后重建家园这个过程，而不只是享受现成的房屋，搬进去住了事。这一个微型的“民治”（ By the people）试验，算是在灾后重建中播种公民理念的幼芽。
四：两部电影里的细节
台湾9．21大地震后，纪录片导演吴乙峰率其团队在南投县国姓乡九份二山地区南港村拍纪录片，我看到其中两部，一部为《生命》，一部为《梅子的滋味》。前得关于生命的思考，是地震纪录片中的翘楚，后者则是表现灾后重建过程中，村民与邻村、乡公所、游客等的利益冲突，如何互相妥协洽商的过程，展现了民主社会下村民自治的成果。其中一村民说到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如果不能很好解决的话，那么不怕跟官方打官司对抗，并充满必胜之信心。他说这话时，不仅带着阳光般的微笑，神情也十分自信，这在大陆民众中是少有的。
5．12大地震后，美籍华裔学者夏明等在灾区采访，拍摄到绵竹富新二小127名死难学生家长集体艰难维权的过程，最后制作成影片《劫后天府泪纵横》，感动了成千上万善良的人们。由于死难学生家长维权受到官方的打压，许多家长退出了维权行列。有位死难学生母亲不甘心就此罢休，依旧接受夏明等人的采访，其邻居竟与她在镜头里吵了起来，要她维护“国家形象”，不要说共产党的坏话云云。这位母亲马上反驳说，我并没有说共产党的坏话，我只是反映我娃娃屈死的实情。她一边与邻居争辩，一边下田去栽秧，看到她插秧的镜头，我既心痛又难过，忍不住留下泪来。
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几十年来官方宣传机器的愚民宣传，对民众的洗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他们并不自知。死难学生母亲争自己的权益，为死难孩子讨说法，并没有影响邻居的生活与利益，因为邻居并没有小孩屈死后与官方达成一致的人。即便你没有丝毫的帮助与同情之心，你也不应该指责别人为自己屈死的孩子讨说法。可是被愚弄了的“凛然大义”使得民众参与剥夺、侵害别人的利益，而维护那个空洞的被一党私利绑架的所谓“国家形象”，实在使人既愤怒又难过。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大抵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
从总体情形来看，中国大陆要培育出合格的公民，还有漫长艰辛的路要走，许多维护自身权益的常识，大多数民众还黯昧不知。但随着信息的逐渐开放，经历过5．12大地震实践训练的NGO组织和志愿者，对改变中国社会现状的参与，开了个好头。虽然官方对非政府组织、志愿者机构和个人有许多打压与阻碍——如著名的牛博网曾因救灾被短暂封锁银行帐户、许志永为首的公盟组织被取缔等——但我认为公民像石缝里的草，终将开遍原野，不可阻遏。自由的中国，是由热爱自由的人民践行出来的。
2009年8月26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