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一位政治上的朋友出事了。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朋友创办了一家中立的公益机构，专门为一些中下层的人士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在我们国家，这样的独立运作的中介机构通常在现实中是不被允许成立的–极权主义怎么能够允许自己眼皮底下有独立于它之外的东西存在？因此，朋友的最终结局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当然，与以往其它的政治案件一样，政府的行为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宣布处罚决定时办案人员出示了工作证件；取缔这家机构沿引了相关的法律条文；拘捕违法者同样履行了相关的法律手续；举行听证会和新闻发布会都面向整个社会公开地进行–自始至终都摆出一幅依法办事的样子，整个过程不存在任何违反法律的迹象，即便有少许的瑕疵，也只可能是来自工作上的失误，并不牵涉其它。
事实上，一家致力于从事公益事业的中介机构就在这些合法行为的遮遮掩掩下消失了。
在北京，类似这样的”第三方”中介机构也零星的存在着，在中国其他地域，也可以发现它们少量的存在，它们大多处于半公开的存在状态，奔走在环保、卫生、教育、女权主义、儿童保护等领域，之所以被允许存在，大概是政府为了向世界证明它所具有的宽容、开放姿态以及这个制度的文明程度，除此以外，似乎没有别的理由更具说服力。
当然，私底下，这些”第三方”机构要随时接受政府盘查和训诫，接受它隐秘的、无时不在的存在与监视，一旦它们试图独立存在于这个世界–这位朋友就是极好的参照。
因此，与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接触，无论是公开还是地下场合，都会发现，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与周围事物保持某种天然的小心翼翼，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流露出下意识的不安全感，这不仅局限于针对谈话的对象。
对于政府而言，这些机构虽然在它的全面掌控之中，但是对这些机构保持警惕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关联，它们的行动顺理成章的蕴含了某些特殊的政治意味，今天，政治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并非一桩光采、正义、美好的事业，相反，这个词的寓意好像更贴近监狱、流亡、人民公敌类似这样的名声，一旦不小心被沾上，就意味着被隔离而告终，失去在这个国家立足甚至继续存在下去的可能。这样看来，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持谨慎的态度对待周围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他们中间极少有人从事职业的政治活动。
我的理解，他们从一种特定的人类境况下摆脱出来，祛除了心理束缚和恐惧，获得一个较为独立的社会身份，但是却因此偏离了整个社会运转的轨道，从而陷入新的恐惧和生存危机之中。更通俗的表达，他们在一个既定的世界里，用另外一个世界的行为方式和尺度工作和生活，导致他们的行动在本质上具备了某种特殊的政治属性。这种与众不同的政治属性给他们自身当下的存在带来了麻烦和不安全感–他以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卷入了极权主义时代的政治当中–因为这种存在的方式。
我将试图解释他们的麻烦和不安全感的心理究竟源自何处，试图解开这些独立存在的机构与极权主义政治究竟存在一种怎样的内在逻辑和关联。
（二）
通常情况下，我国当前的政治制度是由极少数政治官僚操控了所有经济、社会资源及社会地位的极权主义制度，这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在我国进行的一次全新的尝试，任凭我们将它作为魔鬼加以攻击，或者极尽言词去赞美它，或者听天由命的接受它的统治，人们都很难把握其内在的逻辑结构或经验意义，摆脱它，将它在日常生活及其经验中予以清除从而获得独立。
认为中国已经从极权主义运动中摆脱出来是不顾当前社会现实的说法，事实上，有组织的政治谎言依然能够大行其道，持续的宣传灌输到整个社会的管道没有加以破坏，在现代科学的精心呵护下日趋精湛，以更加成熟的方式出现，公民们的正常思考和行动并不具备向真实世界回归的现实可能，它的整套意识形态体系依然是完整的，并且行之有效，仅仅变换了一个视角，用另外一套逻辑和修辞学重新定位和解释世界与历史。
通过不断调整意识形态的功能，极权主义社会以它自身的方式平稳的进行自身的再生产，它从革命的极权主义运动中摆脱出来，但并没有因此改变极权的最终性质：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周年纪念、巧设名目的集会庆典、功能主义的大众文化，填补被它所破坏的群众之间的联结纽带；官民矛盾取代了阶级斗争，我认为，这更像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是极权社会的权力结构之间利益之争替换了纯粹思想领域的争斗，彼此之间在人性上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各级官僚隐藏在匿名的面具背后，沉闷的说辞和仅供内部交流的特殊语言取代了激情澎湃的演说，消极应对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各类问题，解决问题的最终结果是千篇一律的”这里不存在任何问题”；唯一有所变化的是，党的领袖不再具有其前辈们享有的政治声望–这并不影响到极权主义操纵和驾驭历史的实际能力。
连贯的虚构和周密的组织保证了之前被政治实践证明是谎言的政治谎言在被揭穿后仍然能够以”合法”的身份存在。
在可以想像的未来，今天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会被人类的实践证明同样只是一幕荒诞的假像。
总的说来，人们被置身于一个彻底无权、陷入绝境的世界，想要从中得到什么，只有尝试与极权主义的政治权力进行合作，一旦进入其中，便自动地成为极权主义在某一结构层次上的代理人，不管他是自愿还是被迫与其合作，当然，他们拥有一个很好的借口：适应社会，这是人们从现实跑往虚构，从偶合跑往连贯的极好的心理桥梁，通过它，人们心安理得的进入这个虚构的意识形态世界，通过它，人们以此抵制来自良知和内心真实的审讯–世界原本就应该如此。虽然，人们在内心里早已不相信这些陈腐的说教，但至少在表面上，他必须表现出对其服从、恭顺的一面，这种普遍适用的心理结构导出了整个社会的现实境况：极权主义为个体提供一幅以物欲为导向的、整齐单一的、全面去政治化的社会图境，人们知道如何去适应它的转变，调整自已–专注于家庭建设，顺从的，努力做出一幅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样子。
党与国家的高度融合保证了极权主义国家仍然能够适应不断扩张的需要、适应不同的环境而存在。
这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极权主义国家通过宣传对社会进行吸收、同化和更新，党破坏的自由空间并没有真正得到有效的修复，相反，它全力以赴清除新的形势下所有可能产生自由空间的空间：从事公益事业的”第三方”中介机构无法获得合法成立的资格，被打上官方烙印，纳入极权主义权力体系的范围；党的组织全面渗透到律师从业的工作机构，确保律师们带上法庭的辩护词与党的利益步调一致；政府任命的第一书记直接介入最底层群众的日常生活；党的政治代理人重新进驻”国有”企业，论证回到之前与人类生活格格不入、最终导向神秘主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可行性，虽然，他们中间很多人早已成为自由世界的合法公民；至于那些较为像样的私有企业，党的触角也早已延伸至此，在专用的精致的办公室内，挂上了镰刀与斧头交叉呼应的红色小旗。诸如此类。
所有这些工作的顺利展开并最终得以实现，远非极权主义对社会与人类生活侵犯的终结，恰恰相反，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今天人们持续的、普遍存在的心理上的恐惧即源于此。
新闻管制和出版审查机制比以往的某些历史时期更加被强调，不仅是为了防止政治反对派们趁机夺取极权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力，更重要的，这种审查机制使真实的声音受到抑制，从而使谎言能够连贯、有序、系统地开发出来，通过这种方式极为有效的稳定整个极权社会的群众情绪。
极权主义者们非常清楚，这些政治上的反对派们无法获得政治上的成功，因为整个社会都被溶解在极权主义的虚幻世界里，他们难以获得广泛的群众支持，除非这些人以另外的极权主义组织的面目出来接管现政权（假如有可能，以极权主义本身运作的方式反对极权主义。），而这，并不对极权主义构成威胁，倘若他们以别的方式出现，可以想像，社会将无法适应它的存在，至少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陷入混乱无序的社会困境，类似于将一对性情、生活方式迥异的男女强行捆绑起来，组建家庭，根据常识判断，这个家庭迟早会走向分裂，即使生活在一起，也不会得到幸福。
当然，政治反对派们的文章和诗歌被隔离在整个社会之外，无法通过正常的管道进入其中，本身也是这个稳定的极权主义社会获得成功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彻底趋于保守的社会，是一个人性彻底荒芜的社会，是一个被”合法”化了的虚拟社会。总之，它与人类及历史的存在伴随始终，在政治上是不可战胜的–它是所有政治的最初源头和最终归宿地，是唯一的政治理论家，历史编纂家，最后的胜利者。
（三）
与今天人们的恐惧对应的，是人类自身责任感的普遍丧失。
当公民们的结社权利和集会表达权利被国家法律禁止，公民们通往外部公共世界的道路被截断，陷入与周围经验到的真实世界相隔离的存在状态，个体必然孤独地面对整个国家（这是它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他们在名义上仍然是受法律承认并予以尊重的国家公民，实际上却被这个国家剥夺了作为”人”存在的社会身份，不得不依附它而存在，在”总国家”的引导下，人们不需独立的作出判断，只需遵照它的命令行事，失去对自身行为所应负的责任。
国家，从人类成员的共同体中异化出来，抽象地成为极权主义构建和维持的虚假世界的载体，所有的人实际上都处于一种无国家状态，成为官僚政治绝对权力的统治对象，意识形态命令围绕如何稳固极权政权而展开，渗透在整个社会的现实肌体之中，想要在其中飞黄腾达的人都要把这种命令当成真实必然，在这里，不存在诚实、羞耻、正直、责任感这些人类最基本的品质，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对制度的忠诚与人性的持守两者之间存在一条天然的鸿沟，这些人性化的东西，与意识形态命令背道而弛，具体化的个人对于这个虚假的”总国家”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存在的目的是为它的存在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至少不能对它的正常运转构成麻烦。
人类进入这个虚假世界的路径，通过极权主义有条不紊的组织工作来完成，今天，这个组织大概起到了以下几个作用：第一、为那些狂热而坚定的极权主义追随者提供一条通往虚拟世界的桥梁，同时掩盖他被异化成机器零部件这一事实的坚固工事–他只是履行”国家”所赋予的一份职责；第二、为这些人提供一个既回避来自外部世界压力，同时安慰自己良心的可靠平台，这个平台至少给他们一个欺骗世界又敷衍自己的心理借口：我如此行动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更糟糕的、更坏的人出现在这个位置上；第三、通过他们的行动，强有力的鞭笞那些尚未进入其中的、还在犹豫徘徊或者期待改变的人们。
极权主义的整个组织都是为这些基本的目标而创设。
在我看来，今天的政治反对派们对这个极权主义组织的理解仍然停留在现代政治学教材中的政党组织上面，以为它仅仅只是一个不合格的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想一想，为什么潘岳先生提出的”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现代政党理论会引起那么多政治反对派们的共鸣？），忽视了这个组织创设的目标与主要功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导出将人类目前面临的困境归罪于这个组织或者领袖，认为正是它们政治上的不作为，才导致今天人类面临灾难性的后果，我认为，这是不全面的。实际上，在这个组织权力结构内每一个层级上的个人只是被异化了的、代表极权主义向外部世界发言的各级政治代理人，他们与其他小人物一样，不存在真实的政治属性，同样改变不了被决定的命运。在这里，不存在政治家，只有极权机器内部呆滞的权力操控员；而这个组织，则相当于这台机器的发动机，没有它，整个机器最多停止运行，但绝不会自行消失。
当然，可以列举出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些佐证，比如八十年代的胡耀邦、赵紫阳、比如苏联后期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改革家，在我看来，这些人是极权主义真正的异类，事实上，今天的极权主义比人类自身更加懂得如何小心翼翼的维护自身利益。
一种观点认为，引入政治上的竞争机制或许能解决问题，比如：建议允许国民党在这里重新恢复党支部，或者组建独立的第三政党，这种观点无疑也没有摆脱上面我提到的那种思想的束缚，将这个制度当作了一个普通的专制主义存在，回避它的极权属性，我认为，这同样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当下面临的困境，解决不了人的问题。这相当于将一台先进的电脑放回1000年前的时代，然后宣布那个时代正式进入二十一世纪那样简单的处理现实中存在的政治问题（因为只有这个世纪才拥有如此先进的电脑。），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类似的笑话。
正如之前的某些历史时期一样，将所有希望寄托于极权主义组织和它的领袖的改变，如同将人类自身责任感的真正回归寄希望于这个虚假世界自动消失一样，是一种精神上的幻觉。
因为，这是一个极权主义社会，不是其它。
（四）
诚然，在许多人看来，我的这位朋友所从事的职业是不合时宜的，在他们眼中，朋友大概扮演了这样一种角色：在1000年以前的时代，司职今天才能从事的工作（换句话讲，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他过早的洞悉了时代的脉搏，注定要承受倒霉的命运。
问题来了，这位朋友在这个极权主义社会中到底扮演了一种怎样的角色？他的存在对极权主义社会构成了一种怎样的现实威胁？我将做出自己的分析。
据我的了解，这位朋友日常的工作仅仅是给群众提供一般性的法律咨询和援助，有时，也针对一些社会问题撰写文字性的调查报告之类的事情（当然，根据”总国家”的法律规定，社会是无法接触到这些文字的，只能在地下悄悄地流传，因此，影响力极为有限。）。
正如前面提到的，朋友的实力无法与整个极权主义社会抗衡，更不用说去战胜整个权力集团，取代它。事实上，他仅仅在他感兴趣的领域从事一份正当的职业，不受外界干扰的，不带任何偏见的，独立的完成这份工作。
故事由此展开：他为一个被政府官僚侵犯了权利的公民提供法律服务，无意之中给那位政府官僚制造了麻烦；他为一位被剥夺工作权的记者出庭辩护，从而得罪了那些做出开除处理决定的报社领导；他主持撰写的社会调查报告得出的最终结论极有可能与政府提供给社会的那个完全不符合。等等。
这还不是全部，他通过各种可能的管道将这些自身经验到的东西向外界公开，表明这个社会在很多方面需要加以改进，这一切工作由他独立来完成，他公开的站在了制度的另外一边，一个人，赤裸裸的面对整个极权主义社会发号施令，提醒人们注意这些问题的存在，他的行动照亮了周围的一大片地域，把原本就存在的问题真实的放到聚光灯下，让世界注意到，令整个社会难堪，蒙羞。
可以想像，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非常惊讶的看着这个人，像欣赏一个怪物似的审视这儿发生的一切，同时，他的行动也给人们提供了一面审视自身及周围世界的镜子，以及他们经验到的东西，从另外的角度。
如果把整个极权主义社会比喻成一个漆黑的夜空，我们将更加清楚的看到问题的本质。之所以将极权社会比喻成漆黑的夜空，是因为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被它私下里加工过，一切都是被决定的，人类的目光触及不到它以外的任何事物，而这个人的出现，仿佛夜空中突然出现了一颗星星，他强烈的刺激着人类的视觉神经系统，提醒人类注意在浩瀚的天际苍穹之间还存在一颗白色的星星，更为重要的是，他同时暗示人类整片天空的全部基调原来竟然是黑暗和虚无，在这颗星星出现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人们不可能形成如此强烈的色彩和光线的对比与反差，正如长期身处黑暗洞穴之中的人们不可能想像出光明的模样。
因此，令试图笼罩整个世界的夜空感到威胁的，绝非这颗星星是否可能会取代它覆盖整个天空，而是因为这颗星星的光芒刺破了它精心打造的整个铁幕，向全世界宣布这里仅仅是一个虚假的表像。
同样地，令极权主义社会感到担忧的，并不是这位朋友是否可能会取代它统治整个世界，而是因为他的行动还原出了世界的本来面目，并因此吸引了更多的人们关注，他的出现完全打乱了它事先预设好的游戏规则，令它打造的谎言世界暴露在阳光下，形同虚设。
这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并为此付诸行动的人在整个极权社会中所蕴藏的巨大政治潜力。
如果说维系极权主义的重要支柱是谎言，那么，真实，是它的敌人。
如果说极权主义需要人类对它宣示效忠、无条件服从，并由此将人类打造成极权机器上的零部件，那么，独立，真正独立的精神，无疑是它最为恐惧的心理特征。
这是”人”选择作为人类存在还是作为极权机器上的零部件存在双方斗争的焦点；这是为什么极权主义不允许任何独立于它之外的人和事物存在的真正原因，那里是一个它永远也无法掌控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