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次酒桌上，我的朋友王小山曾感叹,百年中国近代史,可谓每一次重大选择都是错误的,对此,我的回答是,至少有一次是正确的,或者说大体是正确，我说的是1992年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选择，在大陆，一般认为起自于该年早春的邓小平“南巡”。
1989年，邓小平选择了强力镇压学生运动，并罢黜了自己一手提拔的赵紫阳。但是，邓并没有放弃改革开放的既定战略，六四事件过后五天，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这是总结我们过去十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但是，由于六四事件，纵然邓有心继续推进，在当时的内外条件下，改革开放事实上也停滞了下来：从外部来看，因六四事件，西方国家普遍对中国实施制裁，而从内部来看，随着赵紫阳的下台，保守派势力卷土重来，占据了党、政权力的核心位置，政策上采取所谓的”治理整顿“，与改革开放几近背道而驰。
不过，仍然保留着某些有利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因素。当时，世界仍处在冷战格局之中，中美关系尽管受到了很大伤害，但出于整体战略考虑，美国仍然希望与中国保持相当关系，并且支持中国重新开放。六四事件后仅仅17天，布什总统即秘密致函邓小平，要求派特使秘密访华，由于此行高度保密，以致一直传说，特使座机经由上海入境时，险些被打下来。而在国内，1989年前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也普遍地赢得了民众的拥护。初尝物质享受甜头的普通民众，对于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拥有高度的认同。
邓小平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发挥潜在支持，以克服体制内的保守势力。以党统政的中央权力依旧大权在握，保守势力也主要集中于此，表面上看，保守势力位居枢要，煊赫一时，然而，经过此前10多年的放权改革后，相当多的权力已经下放到了地方和企业，保守势力越来越徒有虚名。由于邓小平本人就掌握了武装力量，所以，其问题也更加简单，只需要在舆论上造成声势，再辅以其已经拥有的武力后盾，就不难逆转乾坤。
有见于此，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足迹遍及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据说，在武汉，邓曾放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狠话，1992年3月25日，深圳特区报发表该报记者陳錫添的撰写的长篇通讯《東方風來滿眼春》一文，当日，该文被《羊城晚报》转载，28日， 上海《文匯報》及北京《中華工商時報》全文轉載，30日，《光明日報》、《北京日報》全文轉發，31日，新華社播發全文，同時配發消息，随即，全國幾乎所有省市區主要報紙在一版顯要位置刊发，一时风云突变，大局遂定。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２日至１８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在北京召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写入党章，这标志着因1989年64事件而停止的改革开放再度启动。
1992年确立的方针基本主导了此后10余年的大陆经济发展。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从市场化改革的一端而言，通过抓大放小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批国有企业转换了机制，非公经济迅猛发展，全面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从对外开放一端而言，通过加入WTO等措施，大量的外资及与之相伴的技术和管理被广泛引入，与中国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相结合，连同对外开放提供的广阔市场，一并使得中国在短时间内一跃成为出口大国。因此，1992年所确立的方针应被看作是中国经济迅速腾飞为世纪第二大经济体的关键基础。
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与法制建设的提速。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和法制体系的相对完备，具有自主性的社会空间也开始浮现。但是，不应高估自1992年以来的大陆社会的变化。自1949年建立起来的全能体制基本未受触动, 受64事件和苏东巨变的影响，中共更加强调党的统一领导，于是，1980年代曾经尝试的党政分开被搁置, 党权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削弱，而依旧是超越一切的最高权力,并凌驾于所有有形的制度约束之上。
全能体制的继续存在，和64事件留下的政治恐惧，使得大陆的政治抗争寥寥无几，同理，大陆民间社会也在全能体制的掌控下，得不到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成长。而政治抗争匮乏和民间社会的弱小，又进一步放大了权力的无约束。绝对的权力自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充斥着腐败、侵占、不平等竞争。。。。。。而其背后，则无一不是以权力为后盾。民间直斥市场化就是权抢钱，学者则提出应警惕权贵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绝不是玫瑰色的，对于那些被剥夺和侵害的人群如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拆迁户等等来说，则不啻是一场噩梦。所有这一切，同样埋根于1992年的基本方针：在不触动基本政治制度和权力关系的前提下进行经济改革。
1992年之后，人们一度幻想，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改革将进入所谓的“攻艰”阶段，然而，最近的趋势表明，所谓的改革并未延伸到政治领域，相反，1992年未曾触动的权力，正以高速经济发展所提供的资源为后盾，试图重新有效地全面掌控社会，经济领域的“国进民退”，和谐社会政策的提出，都体现出权力的这种企图。而在另一方面，多年的经济发展，持久的对外开放，以及互联网时代所带来的信息和交流方式的转变，也使得重压下的大陆民间社会有了一定的资源，可以开始与全能政府抗衡，从维权运动到《零八宪章》，就体现了这一变化。
无论是重新回归的全能体制，还是正在发育的民间社会，它们都根植于1992年的那个早春，而它们之间的对垒演化，将决定中国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说，1992年应该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年份，其意义甚至超越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