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在此之前，龙应台这位台湾知名女作家与大陆电影人韩三平彼此并不知道各自在做些什么，甚至相互间并不相识。然而，一个狭小时空却使两人狭路相逢。
这一时空使是1949，这个注定无法平静的年份。
龙应台先生之接触1949，起初并不十分明白究竟是为了什么。据她对《南方人物周刊》称，这是一次探险之旅，”一直写到最后，写到95%、98%，才有了这个核心的概念。这是我一直在摸索，到最后出现的东西”。这一核心概念就是：向失败者致敬。她说，我在丛林里走着，有了那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感受。很多人写”一将功成”，这很重要，但这本书，写的是”万骨枯”。
阅读龙先生的作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种为小人物立传的悲悯胸怀随处可见。在这里，一个个普通而鲜活的生命在无可抗拒的历史大潮中漂浮、摆布，最终都落得个颠沛流离、生离死别的结局。无论是大陆战败、退居台岛的前国军将士，还是刚脱日据、等待光复的台湾原住民，都是一身伤痛、一腔悲愤。更为可悲的是，匆匆时光将这些伤痛、悲愤统统压缩在他们那孱弱的身躯内，无人知晓，无人问津。假如不是龙先生感触于1949，发心在作这一探险之旅，将这些伤痛、悲愤细细挖掘，或许真如那漂逝的尘埃，再也无从寻觅。
大陆这边的韩同志则不然。他在拍摄《建国大业》时有着强烈的主题追求。正如他对上海《新闻晨报》记者所言，他是带着”妈妈过生日，儿女送礼物表心意”的心情拍摄这部被他自称为”主流意识形态电影”的。这里的”妈妈”虽说是指”国庆”。其实，”国庆”之中的”国”只是个虚拟名词。众所周知，中国已有五千年之悠长历史，并非只有”60周年”。况且，究竟哪天才算得上祖国生日，更是无从考证。准确地说，1949年10月1日应属中共执政纪念日才是。因此，”国”之后的”党”才更为重要。韩同志曾对《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坦言：”我们一方面从正面来写共产党为什么会胜利，另一方面从侧面甚至反面来写国民党为什么必然失败。”由此，韩同志心目中的”妈妈”呼之欲出：为”共产党妈妈”夺取全国政权胜利的纪念日而献礼。纵观韩同志大作《建国大业》的故事脉络，其背后的历史观依旧是这里的人们十分熟悉而被韩同志冠之以的”主流意识形态”或”主流价值观”，即：阶级斗争，国共对立，你死我活，成王败寇。韩同志对此也毫不讳言，称共产党领导”是我们坚持的一个基本前提”。他就是抱着”党的领导”、”英雄史观”来讴歌共产党的开国英雄们的，特别是他心目中的大英雄毛泽东。他说：电影所表现的1945年至1949年”是毛泽东最辉煌的时代，也是他最有创造力、最气吞山河的时代”。”他两年之内指挥了人类历史上很难找到同等规模的三次大战役–辽沈、平津、淮海。任何一个军事家都无法和他比拟，包括拿破仑都没法和他比拟”。
龙先生与韩同志各怀”1949″情结，不约而同地分别从”万骨枯”与”一将功成”两个侧面进行了回忆、记录、总结，似乎都很重要，似乎都不可或缺。然而，旁观者不能不将二者进行对比，并作出自己的判断。因为，几乎同时出现的这两部作品聚焦的都是1949这个牵动多少人命运的年份，触发人们对其背后隐含的两种历史观的思考是必然的。
毫无疑问，1949年是以共产党、毛泽东的胜利、国民党、蒋介石的失败而载入史册。时光回转到那一年，大陆众多的民众是以怎样的心情迎接新政权的诞生，大概只有”欢欣鼓舞”可形容。当年站在天安门城楼前观礼台上参加”开国庆典”的诗人胡风难抑心中激动，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我发现天地变色了
我的眼睛充满了光辉
我的眼睛充满了彩色
千千万万朵的花
在祖国大地上开了出来
每一朵有每一朵的彩色
千千万万缕的彩线
在祖国高空里射了开去
每一缕有每一缕的光辉
满天的光辉
满天的彩色
满天的彩色
满天的光辉
光辉连结着彩色
彩色连结着光辉”
诗中洋溢的激动与幸福是真诚的，可信的，或许可以代表当年一切向往祖国美好未来的人们的心情。韩同志在他的电影中以”阳光的、暖洋洋的”的色调表现共产党一方，以”清冷的、灰蒙蒙的、湿漉漉的、压抑的、悲凉的”色调表达国民党一方，或许也正是当年人们这种心情的写照。假如当年就有人以龙先生的”向失败者致敬”心态来纪录这段历史，真可以”慧眼独具”、”凤毛麟角”来形容。
然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站在60年之后的今天再来观察、思考这段历史，难道还能仅仅停留在这种”激动与幸福”、”阳光、暖洋洋”与”清冷、灰蒙蒙”的鲜明对立之中吗？至少那位数年之后即遭灭顶之灾的胡风不会作如此想！假如他能活到今天，好思考的他一定会深思，这之后的一切是怎么会发生的？在此之前的过程中是不是已经有什么问题潜藏着了？
以韩同志在电影中强调的毛泽东深知民意，实践”耕者有其田”、而蒋介石连句口号也不敢提的土地问题为例。假如时光永远停留在1949年之前，似乎一切都证明了韩同志的正确。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共产党掌握政权仅仅数年之后，代表”中国大多数人要求”的毛泽东、共产党便通过合作化运动，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将土地从刚刚在土改中获得的农民手中又夺了回来。对毛泽东、共产党夺取政权做出最大牺牲的农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剥夺，甚至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活活饿死了3600多万！而几乎与此同一时期，代表”大地主阶级”的蒋介石、国民党在退居台湾之后，以和平方式完成了土改，让台湾农民真正享有了”耕者有其田”，并由此奠定了台湾农业、乃至整个经济腾飞的基础。
再以韩同志所言”蒋介石是搞专制，搞独裁的，我们搞民主协商，多党合作”为例，毛泽东确曾公开标榜并实行过”民主协商，多党合作”。长期以来，所谓”新中国”也以此为标志，而与”专制、独裁”的国民党、蒋介石执政的”旧中国”相区别。然而，同样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被毛泽东、共产党称之为”民主党派”的那些国共之外的其他政党、组织，恰恰诞生、并活跃于那个”专制、独裁”的”旧中国”，而被阉割（消灭）于毛泽东的”民主协商、多党合作”的”新中国”。1957年之后，那些党派的领袖们纷纷被网进”右派”罗网而遭政治扼杀。此后，那些”民主党派”名头虽在，而那些主席、主委们却都是经过共产党的组织部与统战部”民主协商”、遴选培养后才能上任，且事无巨细，都得听命于这两个部门的指导，哪里还有什么”民主”、”合作”可言？而在台湾，即便是蒋介石当政的威权时期，1950年已经实现了乡镇、县市两级民意代表和行政官员的公民直选，1954年又实现了省议员的公民直选，非国民党籍人士已有很多通过选举渠道进入地方政界。即便是在”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文化领域，也还有《自由中国》，有《文星》，有殷海光先生。这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红色恐怖”的大陆是无法实现、甚至无法想像的。正因为有着这些民主薪火的相传，才在台湾萌发了1980年代的”党外运动”，才有了蒋经国先生的开放报禁、党禁，才会有台湾今天的民主政治。
韩同志在回答记者有关战争问题时说：”战争带给普通百姓的肯定都是创伤、灾难，但这不等于可以没有战争。毛主席说得很清楚，用正义的战争来最终消灭所有的战争。”人们早已见识过这种”革命战争正义论”。因为在所谓”主流意识形态”或”主流价值观”中早已有之。人们要问的是；人民通过”正义战争”，付出了种种沉重的”创伤、灾难”之后，获得的又是什么？究竟是曾经期盼、也是共产党曾经承诺的民主、自由、和平、幸福？还是恰恰相反，是比国民党、蒋介石执政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独裁、专制、动荡、死亡？以此而言，那些战争的”正义性”又从何说起？
相信韩同志应该了解，其实毛泽东在执政之后不久，即全面抛弃了他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理论”，也就全面抛弃了他为了获取民众的信任、战友的襄助、以及民主力量的支持而曾经标榜的那些承诺。被韩同志在电影中津津乐道、也为当今中共领袖们仍然称颂的毛泽东、共产党那”正义的战争”，那”最辉煌的时代”、”最有创造力、最气吞山河的时代”，所成就的其实只是毛泽东的”秦始皇”美梦，以及共产党的一党江山，除此而外，还有什么呢？
由此，人们不能不想到龙应台先生那深深的忧思，为那些在国共内战中阵亡的数以百万计的年青鲜活生命而深深痛悼！如果说，龙先生以她那立足于普通人的人道立场向当年那场战争中的失败者致敬，向”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致敬”，那么我相信，在她所致敬的人群中，一定会有包括那些曾经的”胜利者”。因为，他们可能更是龙先生所称的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一群。他们曾经崇敬、追随、效命甚至为之牺牲的那些理想、信念、追求，最后竟然完全为其领袖所抛却，异化成了相反的东西。他们内心那种受践踏、受侮辱、受伤害的感受，至今尚无人予以记录。如果龙先生有心，去记录被监禁数十年的胡风的思絮，去记录文革中跳楼自戕的陈琏的思絮，去记录大陆这边无数在时代大潮中沉浮的无名小人物的思絮，那将是另一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部会与龙先生这一作品珠联璧合、全方位复原人们心中真正的1949的巨著。
感谢龙应台先生，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让我们在这个时刻有了新的思考空间与维度，去对那段虽然逝去、却依然如梦魇般缠绕着当下的历史作更为深沉的探寻。
感谢韩三平同志，是《建国大业》让我们知晓，至今”主流意识形态”或”主流价值观”是如何的顽固与强势。
好在多元化已是无法回避、也无法抗争的现实。韩同志强调的”主流”理应更改两个字，即”官方意识形态”或曰”官方价值观”，或许更为恰当。当然，即便是”官方”亦非铁板一块了，否则，怎么会有”政令难出中南海”一说。
2009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