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至2009年长达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积累的家底将在未来十年被持续掏空，其弊端不仅造成人权不保、政权腐败，最重要的是贫苦差距拉大，两级严重分化，社会不稳，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动荡随时发生。不过，坏事可以变好事，公民运动将由此产生、发展、壮大，对政府使用权力的限制也由此得以真正突破。
限制政府权力：公民运动将从城市开始壮大到农村
与共产党起家时“农村包围城市”不同，当代的公民运动将从城市发展，然后辐射广大城乡，以及偏僻农村，未来十年将是一个关键阶段。城市居住着有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以及广大农村新移民，目前城市及其城市周边农村的公民运动主要是针对拆迁、征地、不同利益受损的维权，以及对经济发展成果分享不公的抗议，这些人群将在未来十年造就中国的公民社会，从大城市到小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只要维权运动浩浩荡荡，就无法阻挡，政府现在花钱买平安，买稳定，一旦财力枯竭，或者支付成本加大，政府就只能被动挨打，公民维权和其他诉求就可能部分乃至全部达到目的。未来十年，就是让政府仅三十年积累的财政家底掏空，靠楼市、股市凝聚成的美丽大泡沫就会被挤破，财政没有钱，政府的权力就得到限制，警察也因为政府没有大量的钱而不再卖命，公民社会就由此有了发展的机会。
当然，公民运动需要时间，不能仅仅抱怨维权民众觉醒太慢，十年是一个发育的青春期，这个时候需要民众领袖，起着带头领导、承担责任、率先垂范的作用，就像《圣经》中的领袖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为奴之地的埃及一样，领袖的责任就是与民同在，躲追兵，打胜仗，过红海，凝聚民心，可以想象没有摩西这样意志坚强的领袖是无法完成的。现在的城市拆迁、城乡结合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的征地潮迅猛，维权领袖也纷纷走在前面，即使坐牢、劳教也不畏惧，其他还有退休工人的维权，民办教师的维权，退伍及复转军人的维权，都能产生各自的领袖。越来越多的民众领袖被锻炼出来，就大大发展公民社会。现在的中国，最紧迫发展的就是各种不同的组织及其领袖，中国2300多个县市，一旦每个县城每年出现两三个民间自发维权组织和民间领袖，比如从事民主自治选举经验推广的湖北县级人大代表姚立法和为渔村村民代言理性维权的浙江退休老干部林炳长，全国2300多个县市的十三亿人中能有1万个这样的人，1万人很快就能影响到13亿人，用这十年功夫，公民社会发展必然壮大，权力不受限制的时代也将走到末路，真正的公民时代就要来临，共和国走向共和才真正名副其实。
公民要权利，开展维权运动，民间领袖、知识分子们开启明智和新闻媒体的及时呼应必不可少，只有民间压力大了，才有可能限制政府的权力，进而建立一个先进的权力受制约的制度。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就职仪式的演讲中说，“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他还提到了“自由”，并援引《圣经》中以色列先知以赛亚的命令，号召人们都为自由而进行“一场对抗人类公敌——暴政、贫困、疾病以及战争本身——的斗争斗争”，“卸下沉重的负担……（并）让被压迫者得自由。”被称为民主国家标本的宣言《独立宣言》也有言在先：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美国前总统杰弗逊还说政府应当保障人权和自由平等，一旦政府有害于这些权利时，人们有权改变它或废除它。对于中国而言，也并非适合一党专制制度，有人说苏共是中共的明天，其实台湾才是中国大陆的镜子。记得台湾的中华民国前总统蒋经国曾在1986年9月，面对当时违法组党的台湾民主进步党要求解除党禁的行动时，曾开明地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决定不予取缔民主进步党，后很快决定开放党禁、报禁。现在，中国大陆也快到了这个节骨眼——或许最快需要十年，眼下的一党政府行使“使用权力太容易”，但随着公民运动深入、壮大，公民权利意识增长，随着维稳成本加大，会逼着政府要“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权力”。未来十年，公民运动此起彼伏，必然会在全民中掀起要求获得结社自由、解除报禁的浪潮，民众的目的不是制造社会不稳定，而是建立公民社会和限制权力，政府因为受到制衡，必然会做出由小到大的让步。
政权危机：官场疯狂的最后分赃
年年都有重大工程上马，年年都要不停修路，在消耗巨额资金的过程中，官员忙着分赃，大官大贪，小官小贪，雁过拔毛，无官不贪。仅仅重庆市巫山县交通局一个小小的局长晏大彬，因家中漏水导致窝藏的赃款意外露馅，纪委“瞎猫碰上死老鼠”，迅速行动让其落马，最后查明贪腐、受贿及不明来源收入高达2226万元万，这些工程转包受贿等各种方式的钱权交易非法所得，居然很随便地扔在新房子的卫生间一角，可见贪腐的钱如同纸屑一样容易得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交通局长靠道路建设和修路牟取暴利，而重庆市司法局局长、市公安局前副局长文强被称为“亿元巨贪”，又是当地黑社会的保护伞。他也是靠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吃饭，赌场保护、干股分红等等方式“黑吃黑”，仅一处别人赠送的占地20多亩的双栋别墅，价值高达3000多万元，而这仅仅他8处房产中的一处。此外，从其一处住所中搜出来大量的人民币、港币、美元、英镑以及金条，价值3800万元，其总资产已经接近亿元腐败的收入居然升至亿元，仅仅在无名鱼塘处就起获赃款2000万元，应了“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的老话，或许文强只是小巫，那大巫又是谁呢？那就看谁的权力更大，谁使用权力更加无所不在，更加肆无忌惮地谋私。
2009年9月被媒体揭露出来的广州番禺区政府出资新打造的高达2.5亿元大型山水园林旅游景区南粤苑，居然建设有一座贴了一斤黄金的六星级公厕，造价800万元，如果纪委监察及审计部门查查的话，若查不如分赃腐败才怪呢。
还有一个暴利行业就是房地产，获得暴利的最大家就是政府，政府卖地，远比开发商卖房子来得快，所以政府官员的贪腐已经到了震惊世界的地步，国有垄断企业的“老大”之一的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是原天津市委书记陈伟达的公子，他靠父亲打下的基础官至正部级，其贪腐高达1.96亿元人民币，其公司大厅装一盏吊灯，就高达200万元，不难想象其家庭又该是如何挥金如土。陈同海不光自己贪腐，还养有情妇，并帮助其情妇创办房地产企业，同样谋取暴利，情夫唱情妇随，公权力和国有资产就这样轻易转为私用，所谓反腐败不过是走过场而已。如果说抓住的腐败分子都是倒霉的，那么没有抓住的都是漏网的，难怪老百姓痛恨贪官，称“中国的未来将断送在那些贪官手中”，“贪官是吸血鬼，全都该千刀万剐”，因为贪官遍地都是，“一个接一个拉出去枪毙有冤枉的，一个隔一个拉出去枪毙有漏网的”，“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老百姓的话语自然有一定的道理。
“包二奶”也是他们的另外一种分赃模式，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居然养有140名情妇，其中他同时占用一对母女，可见其贪腐的钱之多，其主动参与分赃的能力有多强。有人估计，过去五年里以贪腐罪名判刑的高官90-95%以上包养情妇。如此名利及美色诱惑之下，官员怎能不前“腐”后继呢。共产党创党之初有人说“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几十年之后正好相反，“毙了成克杰，还有后来人”。上帝让谁灭亡，必先令其疯狂。未来十年，对于高官来说，虽然明白“将贪腐进行到底”早晚都是死，但死前享受一番，分赃一番，他们情愿“做鬼也风流”了。不过，这十年将是贪腐的尾声，中国公民行动不会再任由这样的权力瞎折腾、胡折腾下去了。权力腐败就是制度性腐烂，下一步将是民众的治理，未来十年，民众将亲身参与这一转型过程，见证腐败的最后疯狂，以及催生一种健康的新制度的建立。
警察国高筑的“柏林墙”早晚要倒塌
警察国的含义是指警察滥用权力、侵犯人权现象屡见不鲜，如同家常便饭，一些突发群体性事件及环保、拆迁、征地维权冲突，警察冲着最前面并不是保护民众，而是站在民众的对立面。警察实际成了监控民众的工具，成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一堵“柏林墙”。2008年的贵州瓮安民众焚烧公安大楼群体事件、云南孟连民众与警察冲突群体事件，都是警察冲在前面而激化矛盾，导致民变。警察成为政府的帮凶，严密监控民众，与民众为敌，这对于提出不同诉求的民众来说就是一个不好的信号，他们先要对付警察，然后再讨个说法，必然造成政府失信于民，社会动荡不止。不过，中国真的很特殊，政府权力不是自下而上由民授权，而是自上而下指定或任命的，必然不会对民众的权利和利益负责，苏共、东德共产党等一党执政的国家最后都垮台，就是说明这一招是靠不住的，迟早会带来颠覆性的严重后果。
相对而言，东德与西德统一，共党垮台，倒是避免了严重流血的后果，也值得中共借鉴。东德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新闻发言人沙博夫斯基说宣布打开柏林墙的见证人，1989年11月9日晚上柏林墙倒塌之前，起因是这位东德官员对媒体的一次仓促宣布，他本希望此举能“挽救”共产党政权，没有想到他的话音刚落，向往自由的人们如潮水般涌向通往西德的检查站。而不知所措的东德边境守卫们只得不停地打电话请示。最终人群越聚越众，一个关卡打开了，20多年无法自由通行的东德人糊里糊涂地纷纷涌入了西德。沙博夫斯基解释，“打开柏林墙并非出于人道主义，而是迫于民众压力的一个权宜之计”，因为专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权正面临危险。每天都有300人到500人逃出国。迫于公众示威的压力，在作出打开边境的决定之前，10月17日，政治局决定将年迈的领导人昂纳克免职。一夜之间，柏林墙倒塌了，自由实现了，沙博夫斯基非常庆幸11月9日那天的事件避免成为一次血腥屠杀，一个东德国家安全部（秘密警察）的人过来对他说：“沙博夫斯基同志，边境打开了。没什么可报告的。”
柏林墙倒塌二十年之后，中国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无形的“柏林墙”不可避免将要倒塌的问题，比如对于民众依法合理合法的诉求，类似公盟等民间组织的维权和公民运动，若是负责监控的警察头子今天报告说：“总书记同志、总理同志，人权至上、司法独立，人们自由了，今天没什么可报告的”，让法律问题归法律，让政治问题归政治，让经济问题归经济，把人权还给民众，中国的“柏林墙”离倒塌就不远了，我想那时社会才得到真主的进步。
我们中国不是一个孤岛，同一个普世价值，同样的人权，全球化经济时代没有特殊的“中国国情”，从2009年到2019年这未来十年，中国必然走向广大公民参与政府治理、权力监督、人民自治的公民时代，真正走向共和。未来的中国在民间，这是即将看到的事实，人们不必对未来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