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维森塔尔的《向日葵》讲述的是一个受害者与杀戮者的故事，试图讨论的是宽恕与否的问题。这是一个受尽苦难的犹太人，在那个恐怖的年代，家族中有八十九名成员被害，他死里逃生，战后全力投入到追捕纳粹战犯的工作中，并将逾千名凶手送上了法庭。基于此，他是有权利谈论宽恕的。照他故事的讲述，他还在集中营时就被这个问题所缠绕，而我更愿意相信，宽恕与否作为问题，应该发生在他获得自由很久以后，他写作本书的时间，距离第三帝国灭亡已经二十五年了。他在中文版自序中说：“当时很多报纸正在就追诉时效问题进行讨论，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观点：人最终应当宽恕，应该忘记过去的苦难。”我猜想，正是这个时候，宽恕与否的问题才会正面阻截他，而在此之前，他需要面对的是凌辱、杀戮、焚尸炉巨大的烟囱，丧失亲人的剧痛，重建被毁灭的生活，揭露真相，追究凶手。宽恕？也许吧，即便应当那也只能是“最终”的事，从血泊中爬起来走到那个“最终”，路还很远。
维森塔尔的故事发生在极权统治的恐怖年代，其时屠杀的暴行正每日每时大量发生。一个随时会被送进毒气室的囚徒，极其偶然地甚至是戏剧性地被送到一个重伤的党卫军那里，那个参与过大屠杀的党卫军濒临死亡了，他急需找一个犹太人聆听他良心的忏悔，予以他临终的宽恕，也许他以为一个犹太人能够代表所有的犹太受害者吧。犹太人维森塔尔听完他的话，一言未发地走开了，接下来，犹太人良心的折磨开始了。直到许多年以后，他一直得不到安宁。于是他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到处询问。本书的后半部分就是包括神学家、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家、作家在内的多人关于宽恕与否的讨论。自然他们可以从容讨论，在他们那里极权统治已经被铲除了，公理得到彰显，罪行被大量揭露，凶手也陆续被追究，他们已经拥有自由讨论的空间。因为自由，果然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意见。
固然这种自由为我向往，而我更关心的是，在获得这种自由之前，当暴君横行于世，暴行被严密掩盖，真相禁止言说，公理和上帝都闭上眼睛，即如维森塔尔说的“去度假了”，杀人机器正在运转，而乐队也正在为其奏响雄壮或欢乐的乐曲———那时候，所谓宽恕是不是可能的？
在集中营里，维森塔尔试图讨论这一问题，但难友们大都没有兴趣，一位难友叫他不要再谈论这件事了，说：“如果我们能在集中营里活下来———当然我不认为我们能活下来———如果世界重回理性，彼此能把人当人看了，那时候有大把的时间来讨论宽恕的问题……我们在此时此地、此种境遇下争论这个问题是不恰当的，我们根本享用不起这种奢侈的权利。”
是的，权利！人必须获得基本的人的权利，这是所有一切的前提。
所谓宽恕既是宗教的、道德伦理的问题，在此之前，还应该是一个政治问题，亦即一个人权问题。从宗教上说，宽恕是上帝的事情，一个人不能代替上帝去宽恕。从道德伦理上说，一个人只能宽恕施加在他自己身上的罪行，即使同为受害者，也无权代表别的受害者去宽恕。而政治问题关涉每一个人，无论信仰，无论境遇。在这里，人的权利是最基本的，一个人如果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他拿什么去宽恕呢？
人身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彼此能把人当人看”，是一切讨论的前提，我们首先必须争得这个前提。而当受害者继续在受害，加害者继续在加害，真相和公理阙如，而且根本没有讨论空间的时候，有关宽恕的话题只不过是梦呓。
如果故事从那个年轻的党卫军的角度去叙述，肯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他到底还顾忌到良心，他是被极权国家裹挟着成为共犯的。但有什么办法呢，他的祈求是那个权利被剥夺殆尽的受害者无能为力的。
维森塔尔问他的译者佛教对宽恕持怎样的看法，译者说：“我对佛教并无深入研究，也很难向他解释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要比佛教文化大得多。”佛教离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很远，我当然不懂，佛那么超然，大概是不会为这种问题困扰的吧。而儒和道是一对互补的宝贝，其奥妙是总能为人提供一个逃路，并不会把人的灵魂拿来拷问，将其逼入墙角。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难题，但我们非常容易开解自己。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让伊凡表达过有关宽恕的意见，我不在意这是否也是作家本人的意见———“最后，我也不希望母亲和唆使一群猎狗撕碎她儿子的凶手互相拥抱！她不应该宽恕他！要是她愿意，她可以宽恕自己，让她宽恕凶手给她这个当母亲的带来的无边苦难，但是她那惨死的孩子的苦难，她没有权利宽恕，她不应该宽恕凶手，哪怕孩子自己宽恕了也不行！既然如此，既然他们无权宽恕，那么和谐又在哪里呢？全世界有没有一个能够而且有权宽恕的人？我不要和谐，出于对人类的爱我不希望和谐。我情愿保留未经报复的痛苦。最好还是保留我那未经报复的痛苦和我那未经平抑的愤怒，哪怕我错了也心甘情愿。再说大家对和谐的价值估计得太高了，我们完全支付不起这张昂贵的入场券。”
身为一个母亲，我完全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