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功臣刘基所著《郁离子》一书中有一则故事，说是瓠里子从吴国到广东去，宰相派人送他，并对这个人说：“让瓠里子自己选择公家的船过河吧。”送他的人还没有到，此时停泊在水边的船有上千只，瓠里子想要选择一只船，可是却认不出哪只是公家的。送他的人来了，瓠里子问他说：“像这样多的船，我怎么选择呢？”那人回答说：“这很容易选择，你只要看那船篷破旧、船橹折断，而帆也破了的，就是公家的船啊。”瓠里子按着他的话就找到了公家的船。
读罢这则故事，不禁引起我的联想，感慨万千。这则故事显示，早在中国的明代，就有“敝篷折橹而破帆者，即官舟也”的社会现象。可见公有财产历来都不被人们所珍爱和呵护，相反倒是人们掠夺、挥霍、侵吞的对象。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早在23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就给出了答案，他说：“一件东西要引起人们的关心和钟爱，主要有两点，即它是你自己的，并且它是珍贵的。”然而，诸如“官舟”这种公有财产，并不具有“这两种性质”，自然就得不到“人们的关心和钟爱”，也就难免不落个“敝篷折橹而破帆”的结局。
其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人对公有财产的利益相关系数都几乎为零，因为人们从“关心和钟爱”公有财产上获得不到任何好处，也就没有人再来“关心和钟爱”公有财产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华盖集续编·记谈话》）现实种种迹象显示，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或者政府官员的上级，乃至上级的上级……因为都不是公有财产的所有者，所以都不会尽力去保护它不受侵害。相反，从对它的掠夺与瓜分上获利极为容易而且极为安全。因此，在缺乏有效监管和新闻监督的背景下，滋生腐败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
然而，“舟泊于浒者以千数”，非“官舟”者却没有“敝篷折橹而破帆”的现象发生。而在非公有制下的私企，因为其管理者往往就是私企所有者本人，私企的兴衰存亡，与私企所有者的利益得失息息相关，经营管理有动力，在一般的情况下，不仅不会发生“敝篷折橹而破帆”衰败现象，相反，却呈现勃勃生机，如日中天的兴旺景象。
经常听到有人讲，国企没搞好，是因为管理者没选好，倘若管理者像焦裕禄那样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必然会对国企的兴衰真正关心。然而，个人的思想境界觉悟素质有的靠得住，有的则靠不住。有的今天靠得住，明天靠不住。诚如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一文中所说：“从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为社会主义可以用另外的人来建设，可以先培养出一批品质优良、纯洁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然后再用这些人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一向嘲笑这种想法，这是玩傀儡戏，这是酸小姐拿社会主义消遣取乐，而不是严肃的政治。”当年的刘青山、张子善；如今的李培英、陈同海，他们当初被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时，其品质哪一个不优良、不纯洁？可是后来不都演变成死刑犯了吗？
由此看来，“舟”（资产）被造出来，还是多姓“私”少姓“官”为好。因为“舟”姓“私”是个人的，个人使用它时，必然倍加关心和爱护，很少会发生“敝篷折橹而破帆”的问题。而作为一个资本家，首先他不会糟蹋贪污自己的钱，他对自己资产的利益相关系数很高，他会两眼紧盯着，不允许任何人贪污、偷盗他的财产，他会花大价钱雇人监督经营财务状况，管理者或工人胆敢贪污或偷盗他的财产，不但会失去工作，有的还会吃“官司”。一个人糟蹋自己的钱，我们最多说他是个败家子，绝不会说贪污腐败，他的下场就是破产、穷困潦倒，这种情况并不多见，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肆意挥霍自己的钱财。
其实，“舟”姓“私”与姓“官”比例大小，与民的福祉多少息息相关。据陈志武先生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陈志武《中国政府有多大？》）那么，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陈先生写道：“据财政部长谢旭人先生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 D 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 D 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结果，“不管按绝对数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国，尽管美国是十足的私有经济。”
难怪当年瓠里子在目睹了“敝篷折橹而破帆”的“官舟”后，仰天叹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为官民欤？则爱之者鲜矣！宜其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