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的记忆
英国诗人约翰·多斯写道：没有人是座孤岛，独自一人，每个人都是一座大陆的一片，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一小块泥土被海卷走，欧洲就是少了一点，如同一座海岬少一些一样；任何人的死亡都是对我的缩小，因为我是处于人类之中；因此不必知道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
（一）
一九七九年夏天，我从县城到沙州去参加全国研究生统一招考。参考的都是来自瓜州、我们S县、A自治县和沙州的三十五、六岁的老五届大学生。大家最头疼外语；除了我以外，都是硬着头皮考那早就被忘得精光的俄语。我考英语，那是头一年跟着广播电台学的，也算学了两年。没办法，为了离开苦寒之地，摆脱当年被流放的命运，我们大家都怀着侥幸心理来碰运气。没想到卷子发下来后，我忽然发现，一道大题——英译汉的短文，竟是十多天前我练习过的！我心头狂喜，拿着起蘸笔在墨水瓶里蘸满水，在瓶口“咣当咣当”磕碰几下，又用力像剁菜似的“蹦蹦蹦”地敲着桌子写——这是我的不良写字习惯。后来又有一道语法小题是设了一个小圈套让我钻，我上当了，可是在最后关头却又被我识破了，来了它一个金蝉脱壳，于是心头又是一阵狂喜，又是“咣当咣当”加“蹦蹦蹦”。答完卷子，检查了又检查，甚觉满意，就交了。下来后，同县的老李数落我说，大家全被俄语题难倒了，都在苦思冥想三十三个字母，寂静的教室里，却只有我的蘸笔声惊天动地地响，气得众人一齐对我怒目而视，恨不得手刃此獠，而我竟浑然不觉。一席话使我羞愧难言，因为我最讨厌那些爱张扬的人，难道我也“小人得志气焰万丈”了不成？
坦白地说，那时的外语考题比今日初中二、三年级的还要简单；因为考试面对的皆是老范进，出题者不得不如此将就。后来我得知，我所以能被录取，英语成绩高帮了大忙。啊！这真是没毛的鸟子天照应啦！
考过后，心情不错，索性坐班车去肃州探亲访友——多年没有离开S县了。
早上离开沙州，天气还算清凉；到了瓜州，天气大热起来。出了瓜州新城，时值近午，茫茫戈壁滩上，骄阳当空，赤日炎炎，我真担心那能把人烤焦。这一条公路我已经走过许多趟，景色单调而乏味，车厢里的乘客，个个迷迷糊糊，似睡似醒。不知过了多久，仿佛忽然之间，人们不约而同地伸起懒腰，抖擞精神，开始笑语喧哗，或者朝外面张望。原来进入绿洲了，我们的班车在望不到尽头的林荫大道上行进。我也探头车外，望着一株株两人合抱才能拢住树干的清一色的大垂柳——左公柳，不觉又惊又喜，如久别重逢老朋友。又到玉门镇了。每次在玉门镇见到左公柳，我必情不自禁地肃然起敬，并且激动不已。
盛夏时节的百年左公柳，是另一番风光，一句话，充满活力。垂柳的树枝横斜逸出，低垂的树条如丝带，如珠幕，轻轻飘拂。庞大的树冠前后左右相连，浓荫如盖。班车行驶其中，一对对巨柳迎面而来，真像是通过一道道绿色拱门。我饶有兴趣地端详眼前这许多的巨柳。我觉得虽然它们是老树，却一个个像是风姿绰约、仪态万方的美人。它们翩翩起舞，那各有千秋的姿态，令人联想起嫦娥奔月，西施浣纱，贵妃醉酒，黛玉葬花……。我忽然福至心灵，发现婀娜多姿的柳树所呈现的美，含蓄、典雅、温馨、阴柔，完完全全是东方气质，丝毫感觉不到西洋情调。
一株株大垂柳从车外川流而过，绿色帷幄连绵十数里。古柳外侧，大片的麦田泛着金色的波浪。陆续有农人坐到柳荫下歇晌：壮年汉子背靠大树悠闲地吸烟，年轻小伙子四仰八叉睡倒在汩汩流淌的水渠边，妇女们给幼儿喂饭或是做针线活儿，小女孩子挤在一起抓羊骨拐儿。我看见小贩在树底下摆了瓜摊，大西瓜可堆可堆的。只见买瓜的随手拿起一个，一拳砸开，捧在手里大口大口地吃，一连串的动作显得十分豪爽。想起大城市里那些在水果铺前逡巡不定，或者挑选不完、决断不下的顾客，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不是这许多古老的柳树，眼前怎么会出现如此生气勃勃的塞外风情呢？栽树者功莫大焉！
此时我对“左公柳”的来龙去脉，已经了如指掌。
那是清朝同治年间，大西北一片乱像：延续十数年的民族血腥仇杀和地方割据，列强虎视眈眈，混水摸鱼。朝廷相当一部分高官主张放弃新疆。左宗棠——他是林则徐的学生——力主不可放弃大西北。于是朝廷授权他指挥湘军远征。他平定陕甘民变，进军新疆。左宗棠在大西北前后十数年，战功卓著。除军事而外，作为颇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在戎马倥偬中，实干硬干，操办了许多兴利除弊的事业。植树就是其中之一。据一本《西笑日觚》的书说：“左恪靖命自泾川州以西至玉门镇，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这些柳树，后人为纪念左宗棠，称之为“左公柳”。左宗棠的友人、因杨乃武和小白菜案而触霉头的杨昌浚曾写有一首诗：“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此诗流传甚广，很为后人称道。
从S县城到玉门镇的这条路，我已经走过许多回，记得十一年前我第一次到这里，是要转道去石包城。十年一觉扬州梦，那是一次不堪回首的往事！这回，我要去另一个方向，似乎有新的命运在等待我。班车继续前行，我转头看那祁连山，酸涩的记忆清楚地浮上心头……。
（二）
一九六八年秋天，我大学毕业分配，被打发到牧区接受再教育，那是离省城最远的S民族自治县。
独自一人坐在西行的火车上，心情自然郁郁寡欢。夜里，我靠着车窗，眼望外面明晃晃的月亮映照下的银光朦胧的大戈壁和戈壁尽头那黑魆魆的祁连山，心头百味杂陈。车厢里有回民老歌手在吟唱“花儿”，在单调的“咣当咣当”车轮声的伴奏下，曲调显得特别悲怆，看着白茫茫的戈壁，听着忧伤的花儿，我真的很感动，觉得那低沉压抑的歌曲，完全表达了我对前途茫然不知所措的惶恐，我的孤独和苦闷。
火车出嘉峪关，浩瀚戈壁，茫无际涯，罕见人烟。我心下思忖，今生今世，我就要在这塞外苦寒之地了结生命了。念及此，心境更是灰暗。
我在柳园车站下火车，住进柳园旅社，等去沙洲的长途汽车。在旅社里遇到也是分配去S县的张从虬和范云英。他们是中国医科大学的毕业生，新婚夫妇，都是上海人；因为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也被发配边远地区。他们和我一样，脸像苦瓜，不知命运究竟要把他们如何处置，祸福难测。第二天我们搭上去沙州的车，在搓板路上顛了四个小时，到了这个拥有闻名世界的莫高窟的小县城，住进S县设在此地的办事处。我们谁也没有说起莫高窟，没心情。范云英听办事处的人说，S县比沙州还要荒凉艰苦得多，禁不住大放悲声。她哭着要回上海，说哪怕去当保姆或者在马路上擦皮鞋也行。我对她说，既然我们已经到了S县门口，不妨去看看再说。
那时沙州到S县的班车每周二次，有客车也有卡车。我们就是和押解一名走资派的一群造反派同坐大篷卡车去S县。三个多小时的行程，卡车在荒漠戈壁上爬行，远方出现了雪山，雪山越来越近，卡车忽然停下来，原来到了县城。我们吃了一惊，公路两边只有一些土平房和窑洞，这就是城？
（三）
旅途的疲劳还没有缓过劲，由军人掌管的县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就召集我们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号召我们去下乡。此时来S县报到的大学生中专生已经有二十几个，我们也听到当地干部的私下传言：“这都是些有问题的”。其实不尽然。省农业大学六八届学生分配时，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要把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的学生赶到艰苦地区去改造，但是后者人多势众，他们引证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出身好的学生当然是“好同志”，理应去艰苦地区。结果农大来S县的六八届都是贫下中农子弟。除了他们，来自西安、北京、上海、南京、兰州的学生，全都是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或者出身地富资本家的学生。
S县革委会很坚持阶级路线。学习班最后宣布的下乡名单是，政治面貌好又托了关系的，留在县城所在的党城湾农业公社；差的，统统去很远的公社。冯玲和王某两位女同学去好不拉公社，袁隆兴和王美玲俩口子上海人去别盖公社，我被指派去四百里外的石包城公社，那里有一个农业大队。对张范两口子上海人，宣布男的去马鬃山，女的去盐池湾。如此分配，令我猜想他们二人的政治背景可能比我还要糟糕。须知S县的面积有将近七万平方公里，还被沙州县、瓜州县、玉门市分割成两部分。盐池湾在南山，祁连山的腹地；马鬃山则是北山，是和蒙古国接壤的大戈壁。两地相距有八百多里路。范云英听了如此发落，当场号啕大哭。她坚决要回上海，宁可在大马路擦皮鞋。
天下学生是一家，我们几个人去向军代表刘副部长求情。我们对刘副部长说，人家两口子，从大上海来到S县已经很不容易，又一南一北地分开，太那个了么。刘副部长问“那个”是什么？我们语塞。刘副部长面无表情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两人分开有利于接受再教育嘛！要批判人性论嘛！”最后不知何人说了话，革委会还是变动了计划，通知张范两人都去石包城。
其时是十一月之初，祁连山区的天气已经很冷，我们去石包城的六个学生听说国家给在S县工作的人配有四大件的装备：皮大衣、皮裤、毛毯、靴子，于是就去要；因为我们是国家分配的毕业生，是领国家工资的，理应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刘副部长对我们开口要装备十分不满，他认为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怎么可以享受国家干部待遇？我们说从县城到石包城公社，要在卡车上坐一天半时间，如此天气，路上会把我们冻僵的。刘副部长很严肃地回答：“天气冷，路也长，坐在卡车上肯定很难受，甚至很痛苦。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改造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坐卡车上路也是改造思想，你们就痛苦痛苦吧！”此言一出，我们瞠目结舌，觉得他字字义正词严、理直气壮，但又感觉他怎么那样冷酷无情？哎，恐怕还是我们思想落后，觉悟低，才对如此正确的话有心理抵触吧？
这位刘副部长，言必称最高指示，他还把“赤裸裸”念做“赤果果”，“撑腰”念做“掌腰”，“負隅頑抗”念做“負偶頑抗”，“悼念”念做“掉念”。当然，好像当地人都这么念。
在那个年头，革命的宣传和公民同等压力已经使我们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我们时时事事处于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自轻自贱的地位。一轮又一轮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已经使我们产生根深蒂固的对党对人民、对社会的负罪感。我们准备接受考验，痛苦一番。不过临行前，革命委员会忽然借给我们每人一件旧大衣，是干部们领新换旧下来的。我们顿时感激涕零，深觉皇恩浩荡、帝泽汪洋。鲁迅说，中国人很容易变成奴隶，变成奴隶了还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借到旧大衣的我们，正是这个模样。
（四）
出发去石包城下乡的人有六名，我们坐在给公社送货的卡车上。张从虬、范云英两口子是学医的，党同喜、李玲玲是农大六七届的，也是两口子，学兽医的，二人家庭出身也都不好；此外还有一位卫校毕业的学药剂的女生。再就是我，师大中文系毕业，来当老师的。
上回我从兰州到肃州，看肃州真是个小地方，再从肃州到沙州，觉得沙州简直是小村庄。现在相隔多半个月再到沙州，哇，我们进了大城市了！城里有两三条街道呢！人来人往，好热闹啊！当然最醒目的是大街小巷张贴的、悬挂的“打倒刘少奇”的标语横幅。半个月前，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全会决议永远开除“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的党籍。我们在S县的那条空荡荡的公路上还游行呼口号热烈拥护公报呢！这沙州，庆祝全会胜利召开的气氛显然比我们S县那里热烈隆重得多。在一家单位门口人行道上，塑着刘少奇和王光美下跪的泥像，明显是模仿杭州西湖岳王庙前秦桧王氏像的。泥像裸着身子，特别突出性器官，大概是那些革命义愤特别强烈的人吧，又给泥像加上一些猥亵不堪的东西。泥塑像龌龊而卑劣，令人目不忍睹，却又忍不住要偷看几眼，专门围着赏鉴的也大有人在。在那个时代，我除了觉得那下流而外，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唉，我们的麻木已经无以复加了。
大卡车离开沙州继续在茫茫戈壁上行驶，我们个个垂头丧气，高高坐在覆盖货物的篷布上。呼呼的风迎面而来，我们紧裹着皮大衣缩着身子，各自想着心事。冬日的太阳黯淡无光，可是我们的心情更其暗淡。车到瓜州县，那是著名的世界风库，朔风劲吹，狂风呼啸。幸而我们顺风而行，迎头风大大地被抵消了。这大概是“没毛的鸟子天照应”吧？那位刘副部长若是得知，恐怕未免会失望的。
不知何时，天空阴云密布，地上阴风怒号，眼望茫茫戈壁，似有人烟踪迹。汽车飞驰，一个小镇出现在眼前。我东张西望，忽然大为惊奇：只见公路两旁一株株巨大的柳树，夹道而来，像是一条长长的拱廊。细细看，每棵树树龄总有数十百年以上。这许多百年老柳树，尽管树叶已然被秋风扫落，可是在狂风大作的戈壁滩上，却依旧显得虎虎有生气。狂风吼叫，飞沙走石，千万个树条如青蛇劲舞，似在前线与风魔短兵肉搏；连着柳条的柳树枝则从容不迫地摇摆着，似在傲然高叫：“暴风！来过招吧！”更粗壮的分干，颇有大将风度，好似调兵遣将，指挥若定，强有力地支撑枝条。巨柳的主干岿然不动，固若金汤，似是对抗风沙的大本营。望着一株株巨柳，我肃然起敬。
这里是玉门镇。我们在玉门镇夜宿，狂风吼叫了一夜，以至于我夜不成寐。白天见到的柳树给我印象太深刻了，它们英勇地抵御风暴，它们在戈壁上与狂风恐怕较量了数十百年，没有向风沙屈服。或许，它们的信心来自深深植在沙土地下的四通八达的根系，也来自柳树集体的众志成城和群策群力。我想，这里的居民，也必定如此。
（五）
第二天一早卡车又上路。出了玉门镇，汽车掉头向南行驶，狂风从侧面刮来，似乎要将汽车推翻，我们匍匐在篷布上，两手牢牢抓紧绳索。我偶尔看一眼车后面的远方。远处风沙弥漫，可以看见火车像一组火柴盒在缓缓移动。我知道褐色戈壁滩上颜色较深的那一个条带就是绵延数十里的百年老柳树。昨天晚上招待所的老门房告诉我，那是“左公柳”。此时远眺，狂风铺天盖地要吞噬乡镇村庄农舍耕田，可是数以千百计棵“左公柳”就像无畏的勇士，肩并着肩，手挽着手，齐心协力，同仇敌忾，抗击风魔，保卫绿洲。我若有所思。本来是应该在城市公园里点缀风景的垂柳，却落籍塞外荒僻之地，一变而为百姓农田的保护神，这怎么能不叫人感动？遭受不公平对待的人，是否可以从这柳树的形象获得生活的信念，坚持在逆境中抗争？然而一想起军代表那冷酷的言语，我又感到沮丧、愤懑、无奈、茫然。
卡车一路爬坡，从疏勒河水闸上通过，终于进了南山。南山是祁连山脉外围的山峦，汽车在山间绕来绕去，蜿蜒而行，最后终于爬上山顶。天又放晴了。我俯瞰前面，那是一个不小的盆地，玉门市的昌马公社就在盆地的最低处。
放眼看过去，盆地之南的天际，半空中，无数皑皑雪峰突兀而立，犹如浩瀚大海里汹涌澎湃的巨浪，又似三百万玉龙翻腾飞跃，很是惊心动魄。而东南方向更有一座怪异的黑魆魆的大山如横空出世，如凶神恶煞一般，镇压在白浪排空的众雪峰之巅，十分壮观。此景此情，坐在卡车顶上的我们几个人看得目瞪口呆。眼前所见，大概就是祁连山脉的主体了。后来我知道那如山中霸王的黑山就是妖魔山，妖魔山上不见积雪，我觉得不可思议。妖魔山下就是S县的最富饶的鱼儿红草原，遍地长满酥油草，——也有醉马草，马吃了会中毒的。
卡车风驰电掣，很快下了山，妖魔山和雪峰一齐隐没在最前面的濯濯童山背后。昌马盆地明显比山外大戈壁的海拔要高得多。空气寒冷，我们再一次地裹紧身上的皮大衣，龟缩在凹凸不平的篷布的低处。穿过稀稀落落的村庄和田地，汽车又向西南方向驶去。远远天边又出现一片山脉，那是鹰嘴山，我们的目的地石包城就在那后面。听司机说那又是一个盆地，海拔又比昌马高出许多。
汽车颠簸而行，鹰嘴山大坂，荒凉如同月球。寒风，衰草，干涸的砂石滩，诡秘的山峦。卡车顶上六个人的心境，和苍凉的荒漠没有两样。仰视雪山，俯瞰戈壁，我们面面相觑。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命运？或者，命运究竟要把我们抛向何方？
从省城到公社
圣雄甘地说：一个败坏的社会一旦物质替代了精神，甚至鄙视精神的时候，最大的历史悲剧——哀莫大于心死——也就上演了。那就是：有政治而没有原则，有财富而没有勤奋，有商贸而没有道德，有娱乐而没有良心，有教育而没有品德，有科学而没有人性，有崇拜而没有献身。
（一）
一九六八年夏秋之际，早该毕业的六六届、六七届大学生陆续被分配工作。
甘肃师大学生楼南一楼中文系六六、六七两届男生宿舍空空荡荡。阴暗的走廊里，四处狼藉。每间屋的门口都堆有垃圾或者灰烬，残剩的纸卷尚且余烟袅袅；还有酗酒者的呕吐物。房间大多半敞开着，可以看见里面空空的床铺上散乱的杂物，被打碎的玻璃酒瓶，墙上大都有龙飞凤舞或七扭八歪的留言。六六届大才子、被整得很惨的穆长青在楼梯拐角的墙上写道：“鹰有时候比鸡飞得低，但是鸡永远飞不了鹰那样高。”有的房间里传出呼五吆六的猜拳声、叫骂声和哭笑声；不用说，那是班上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在饮酒话别。他们心头不舒服，借酒浇愁。毕业生们一拨一拨地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分配实行的是一竿子插到底的“四个面向”——面向农村、～基层、～边疆、～工厂。分配严格执行阶级路线——有政治问题的统统流放边远农村牧区，红五类中的优秀者则留城市进机关，或者去山大沟深的国防保密工厂。
我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又在文革中站错了队，自惭形秽，所以在自报志愿时就很有自知之明地填写了去那离省城最远的肃州地区。军宣队和校革委会把自报去肃州的六个中文系学生分析一遍后，确定我去A自治县，那是肃州地区最边远的一个县。由此可见我是六人之中政治条件最差者。
肃州S县的自然条件略微好过A县，分配给和我不同班的李某去。李某犯有生活作风错误（据说和未婚妻发生性关系被人发现，在那年代都属于严重道德问题）。然而他是革命干部子弟，其父亲虽然在文革初期就被挂了起来，但余威总还是有的，因此李某拒绝分配。就这样S县的名额出现空缺。
我们班的章君劝我去请求组织改派S县。章君幼年曾在沙州短暂生活过，对那里有极模糊的印象。他说S县还生长树木，而A县全县没有一棵树，可见S县要好些。我大起胆子去碰运气，找组织请求把我改派；竟然获得恩准，我被改派S县。
办理改派手续时有个小插曲：我到档案室要把“A县”改为“S县”，管档案的女干部不知道这两个县怎么写，就给我档案叫我自己写。就在递给我档案的瞬间，她飞快地从里面抽出一页纸藏起来。这使我大为惶惑、甚至恐惧。那上面记载着什么？莫非是什么能置我于死地的东西？是说我父亲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组织呢？还是说我有海外关系？——我的一个远亲长辈的妻子是香港人，在当时那可是极严重的政治问题。或者，那上面只是直截了当地注明我是铁杆“革老保”（文革保守群众组织），政治不可靠？因为此前确实有一段时间传言我将被“缓分配”；还传言我属于“推一推是敌我矛盾、拉一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那一类人。天知道！即使是“莫须有”，我也得背上。
我满腹狐疑，疑窦丛生，但是也无可如何。管他娘的，我现在被分配了，皇恩浩荡，证明我还是“人民内部”嘛！一俟定谳，我立刻直奔S县而去。
（二）
按照事先被告知的，我先到肃州地区报到。
六十年代的肃州是一个古老的小县城。鼓楼兀立在城之中心，四面街道上的建筑都是旧式的低矮寒碜的砖砌房屋，深红漆格调的窗门。人行道旁是柳树杨树，长得比房屋高些。大街上冷冷清清，行人稀少，车马寥落。正是晚秋季节，天晴的日子，骄阳当空，炎热异常，从杨柳树的枝叶上流下一滴滴的树蜡，馋嘴的小孩用手指头蘸上放进嘴里吸吮，像蜜糖。如果是阴天，气温立刻骤降，秋风萧瑟，路人缩头耸肩匆匆而行，小城更显荒凉。肃州原来有很壮观的的城墙，在大跃进时被拆除，墙砖用于建造炼钢的土高炉。民谣说，肃州城，四角平，鼓楼建在正当中。但是四四方方的肃州古城，已风光不再。
其实在六五年秋至六六年春，我们六七届学生来过肃州，那是参加农村社教。正是因为目睹农村惊心怵目的穷困，才吓得我们班上的学生毕业分配时不敢报名到肃州。大家异口同声说：宁可东行千里，不愿西行一寸。只有我等苦命人，不敢不来。
时隔三年，肃州唯一的变化是破旧的城市也整个地被涂抹成了红海洋。鼓楼近旁的晚清民国年代的民居，黑木板店铺门板，全部改涂红色，写上“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造反有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最高指示。
分配来肃州的大学生还真不少，大多住在县招待所。那是鼓楼附近街上的一所院子，有两三排平房。我在地区教育组得知，我的四位同学已经报到过了：出身城市贫民的张某分到肃州中学，那是肥缺；女生张某的父亲是反动权威，她分到肃州近郊公社戴帽子中学；李某父亲是走资派，他去肃州偏远一个公社的中学；徐某是地主家庭出身，他分到沙州的一个公社中学。我是地主兼历史反革命家庭出身，分到最远的S县，S县只有一所中学，在县城。在肃州城我只见到本班的男同学张民和女同学张宪平。张宪平由未婚夫王大哥陪伴而来，听说S县距肃州还有七百公里，性情豪爽的王大哥非要借给我十元钱不可，说路远，拿上以备不时之需。
在大学的最后半年，校园里就有“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的时尚。开始我对它很是厌恶，然而竟很快习以为常，甚至于如果不做向毛主席请示汇报的那全套程式动作，心里就急哇哇的，浑身不对劲。我明知这是封建迷信，是荒唐愚昧，却身不由己地要做，就像要过瘾一般；但其实对它既厌恶，又痛恨。到肃州住进县招待所后，我第一次进食堂吃午饭，就见忠字台设在最显眼的地方；我一看没有别人在场，心想省去向伟大领袖请示的程序罢；就径直走到小窗口向里面喊“打饭！”不料一下子从窗口洞内戳出来一个大铁勺子，里面有人厉声喝道：“请示去！”吓得我抱头鼠窜到忠字台前，举着红小书祝福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然后背诵语录，行礼如仪。
招待所餐厅那忠字台，实在龌龊：一尊领袖石膏像，满头满脸蝇屎；摆放在塑像前的“雄文四卷”，落了一层灰尘；雄文下面的红绸布，被油烟熏得脏兮兮的。那是神龛，可是人们似乎对它并没有十分尊重，只是拿它当作欺侮弱者的名器而已。
（三）
来肃州地区报到的大学生中，有一位来自东北的姑娘，是东北工学院的学生；她身材苗条，五官端庄，气质很好，只不过皮肤不那么白嫩罢了。她孤身一人不远千里来到大西北，被分配到玉门油矿工作。她性格大大咧咧，整天嘻嘻哈哈，但我觉得那是她在刻意掩饰孤独，排遣寂寞。她对我相当友好，虽然见面只说三五句话，可那灵活的眸子，顾盼生情。我立刻喜欢上了她。要是能和这样一位可爱的女性……，那该多么好！
我二十四岁了，可是我毫无同女性接触的经验。我对女人的知识是一片空白。但是我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的春风沐浴，深知男人想女人那是道德败坏，是罪孽深重，是肮脏的、龌龊的、猥亵的。
我们那个时候的大学生，都在拼命争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争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否则没有好下场。每个人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绝不做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而谈恋爱，根据毛泽东思想的教导，那正是万恶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表现；至少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是帝修反腐蚀青年、争夺接班人的重要手段。我们被告知，和女人来往，乃是最可耻的流氓坏分子。在大学里党团组织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批判斗争的对象之一正就是谈情说爱的男生女生。有学生因此而自杀，发疯。经过世界观改造，在强力灌输下，终于使“第七不许调戏妇女们，流氓习气坚决要除掉”的最高指示深入人心，成为紧箍咒牢牢地控制着渴求异性的莘莘学子的头脑。而天生老实巴交、死爱面子而且头脑里“男女之大防”古训已然根深蒂固的我，更有一种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心得：结婚是男人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妇女的痛苦之上，女人恐惧恋爱婚姻，结婚对女性极不公正、极不人道；我自作聪明地把婚姻定义为，它是男人对女人的迫害。虽然我非常渴望异性，可是“迫害”绝不是我的人生选项。为了防止自己犯迫害罪行，我奋力地无情地消灭心中的欲念。同时我坚定地认为，世间的婚姻，是女性对自己中意的男性的施舍和恩赐；我形成自己的观点：只有女性主动向男子示爱，自愿表示牺牲和奉献，男子才可以欣然接受，才是无罪的和道德的。
我根本没有发现自己的理论的矛盾与可笑；因为如果听到某女生投怀送抱的新闻，我又和所有的男生女生一样立刻断定她是坏女人。
我深信不疑：未经女性明确点头同意，男性就对女性说“我爱你”，那是对女性最大的冒犯；男子对女性的任何主动表示都是流氓行为，都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我幻想我看中的女性能首先开口对我说“亲爱的，我们结合吧！”大学里我们的彭铎教授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师范学生应该是“一表人才、一笔好字、一口官话（普通话）、一肚子学问”，我自认为我是基本达标的——吾乃身材高瘦的一介白面书生，讲普通话也过得去，肚子里有的是“茴香豆的‘茴’字的四种写法”之类的学问，只是写毛笔字确实惨不忍睹而已，这应该不影响大局罢的，女性同胞应该对我产生垂怜之心罢？
文革中，同一战斗队的外语系的两位女生都对我有点意思。我心猿意马，不知道哪一位更中我的意：一个面若桃花，一个体态婀娜，各有千秋。我心想，谁先对我说“我爱你”，就是谁。可是她们谁也没有开口。临毕业时，那些有本事的男同学都在速战速决地找对象，几位好事的朋友晓得我的困境，劝我当机立断，一切由他们操作。于是我说面若桃花似乎更中我意。好事者为我策划写纸条约会，纸条辗转送了过去。晚上我早早等候在理科楼前毛泽东大塑像下。月上柳梢头，面若桃花施施然而来。大大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她戴着一个大口罩。有必要么？又不是冬天！莫非是防备我强暴她？这太低估了我的革命觉悟了吧？我很不愉快。我们从塑像到文科楼的槐树林荫道上默默无语地走了两个来回。最后面若桃花开口了，并没有说出我希望听到的话：“我愿意嫁给你！”而是说：“我们可以做普通朋友，但是进一步不可能。”我耳闻此言，如五雷轰顶，立时狼狈不堪，铩羽而归。我哪里晓得这位矜持的女性在玩诱敌深入的游戏呢？我甚至连她戴口罩不过是怕被同班同学看到并非怕我非礼的悟性也不具备！而那以后，那位“体态婀娜”也明显地生了我的气，我哪里还再敢胡思乱想？鱼与熊掌皆失，不亦悲乎！从此我更加视主动追求为畏途。
顺便一说，彭铎先生在闲谈中随口而出的几句话，后来给他带来极大的麻烦。文革伊始，红卫兵造反派批判彭的这些话包藏祸心。批判者们义正词严、慷慨陈词：彭竟然不提师范生最根本的质素是“一颗红心”，而鼓吹白专道路，妄图腐蚀革命青年，为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为帝修反效劳，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必须打倒！批臭！仅是为这“四个一”的话，彭先生低头弯腰地接受批判，检讨交代了好几回。
在肃州，我渴望这位可爱的东北工学院姑娘能看中我，能主动对我说“我们结合吧！”但是没有，东北工学院女生对我有说有笑，可是没有半句我渴望听到的话；尽管我的耳朵像雷达一样搜索她的每句话每个字。我的守株待兔没有任何效果。她不发话，我更要一本正经，以示道德高尚、革命意志坚定。我死爱面子，绝不能因一念之差而背上流氓成性的恶名，坏了一世名节。
很多年过去之后，我才明白其实女性也一样渴望异性，喜欢被男性追求。男性只要锲而不舍、穷追不放地追求，死皮赖脸、低声下气地纠缠，兼之以花言巧语、甜言蜜语的奉承，就能大功告成；所谓“男人坏，女人爱”，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呢！男性主动追求女性，天经地义。男性守株待兔，乃是白日做梦。何况在我们那年头，哪怕再开放的女性，也只能用极其暧昧的眼神暗示自己的情愫，释放一丝笨蛋根本不能觉察到的信号。要她们对男人直白地说出“亲爱的来吧”的语言，那是痴心妄想。
我的榆木脑袋和痴心妄想、食古不化断送了我的大好青春时光。而且因为我出身反动家庭，早已养成自轻自贱的脾性，根本不可能有胆量解读女性给我发出的含蓄微弱的信号。当然，毛泽东思想害人不浅，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哪里晓得，毛泽东在要求青年人杜绝七情六欲的同时，他本人却纵情声色，寻欢作乐，私生活荒淫糜烂。
受毛泽东思想如此的哺育而对婚姻爱情既无限神往又特别恐惧的人不是我一个。我们在等待毕业离校的那段日子里，班上我最要好的朋友张君，回重庆结了婚。他家和她家是世交，在长辈安排下，他和青梅竹马的女友结婚了。他带着新娘回学校度蜜月，靠老乡帮忙在北一搂教工单身宿舍借了一个房间。那些天我们班的男同学个个心急火燎，寝食不安，都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在各自的宿舍里团团转。有个宿舍的几名同学竟在深更半夜跑到张君的门外偷听，想要知道结婚究竟是什么样？结果也没有听到什么。他们不甘心，第二天把张君哄到他们宿舍里要他告诉大家结婚是什么味道？在再三逼问下，张君吞吞吐吐地说：“和抽烟差不多。”大家一哄而散，都去买香烟，到手就使劲吞云吐雾，再三体会，又总觉得张君没有说老实话。其实张君是班上出名的老实忠厚人。
至于我，是在到牧区的几年后，靠别人的撮合，才饥不择食地结了婚。
我还记得大学里发生过的一件事。那是六八年的夏天，全校师生乘公交车进城游行庆祝最新最高指示的发表。返校时秩序很乱，前几辆车尤其拥挤不堪。公交车把师生送到学校大门，艺术系一位体态很丰腴的中年女教师下车后，有人惊呼着指她的裤子。她回头扭身看，自己的臀部竟有一片白色粘液！她登时绯红了脸，一下子蹲在地上掩面而哭。是谁如此无耻？在场者立马以火眼金睛搜索。果然有一名历史系学生神色大变，浑身筛糠似地发抖。他马上被抓了起来，关在一间教室。没过一个星期，这个学生头发竟花白了。他后来被缓分配。他的行为当然是可耻的，然而他也是可怜的。二十四五岁的男子，完全被禁止谈恋爱，于是除了自慰，就有鸡鸣狗盗、甚至犯罪的行为。
唉！那个时代，真是青年人的悲惨时世。
（四）
我在肃州呆了一个星期，东北姑娘没有向我如此有道德有革命情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英俊少年主动示爱，她走了，到玉门去了。我失望之极，怏怏不乐地动身去那塞外苦寒之地的S县。
在毕业分配之前，我真的不知道本省有这样一个S县。到了县城之后，我才慢慢地了解到S县的非同寻常之处。
S县面积六万六千余平方公里，而且这近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被分隔成两大块——南山和北山。南山是祁连雪山和荒漠草原，那是青藏高原的外缘；北山是马鬃山戈壁山地，是蒙古高原的南缘。两大块各有三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它们之间便是河西走廊西端，分布着玉门市、瓜州县和沙州县。S县的面积比宁夏回族自治区还要大一些，比台湾更要大得多。但是在我刚到S县的六八年，全县人口仅有六千余人。常住县城的干部工人家属居民约摸四五百人；县城跟前有一个农业公社，管六个生产队，总共七、八百农民。S县的县长在省城开会时对其他县的县长们开玩笑说，按管辖的土地面积，他算得上一个省长；按管辖的人口，他只是内地一个小公社的主任或者一个生产大队长。
来S县之前，我听同学章君说，S县因为地域广阔，县长办公需乘直升飞机。还有，S县常年狂风怒号，在街上走路，身穿沉重的老羊皮皮袄也会被狂风吹着飞跑。我到了县上以后发现这都是夸张之辞——不过风确实一年四季刮个不停，也相当猛烈。
我在县革委会报了到，就去中学。中学很大，却只有两排平房，共五间教室。还有一排平房，五间或是六间，是教师的办公室兼宿舍。空旷的校园里，另外的两栋建筑物，就是相距甚远的厕所和食堂。我找景校长，有位老师说他在食堂里。我就去食堂。空荡荡的食堂显然还没有投入使用。我大喊“景校长！”从一个小耳房里走出一位满身灰土的人，他就是景校长；他正在打扫卫生，原来是为我准备房间哩！看得出来，这是一位和善的人。
很多年以后，目睹世风，我非常的感慨。现时的教员到新单位，恐怕第一件事就是带上重礼拜见校长，在校长面前小心翼翼，须使出浑身解数巴结讨好他；否则饭碗就不久长。我一生坎坷，但很幸运的是，第一位顶头上司就是景兆年，他为人和蔼，说话慢条斯理，却很有幽默感。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个老右倾，宦途很是蹉跎。直到改革开放时代，他才时来运转。
我很快领到三个月的工资合计大洋二百一十元四角。这是我有生以来到手的最大一笔金钱。我自己留下五十元，赶快给母亲寄去一百五十元，母亲收到这笔巨款，不知到该是多么的欢天喜地！当然，我也赶紧寄给张同学十元，再三感谢她和王大哥的急公好义。
在S县中学的食堂耳房里住了约摸二十几天。虽说中学教员紧缺，但是毛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了。最高指示有雷霆万钧之力，县革委会决定把刚刚分配来的所有大学生中专生统统下放到各个公社插队锻炼。我们被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学语录，谈认识，最后宣布大学生们插队落户的地点，我被打发去石包城公社农业队落户。
在我出发去石包城的前一天夜里，中学的方凯老师自杀了。县上正在掀起清理阶级队伍的风暴，方凯老师出身地主家庭，文革两派群众组织对峙时，他喊了一句敬祝对方造反派“万臭无香”的口号。此时清队，专案组认定这口号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因为“万寿无疆”是祝福毛主席的专用语，他却说“万臭无香”，乃是地主阶级发泄对伟大领袖的仇恨。方凯再三辩解，革命群众却更加义愤填膺。方凯绝望了，他在自己的房间里用刀割断自己的喉管，没有死去，又挣扎着爬到门口，把自己吊在门顶的气窗上。现场从床上到床下到门脚都是血，他肯定死得非常痛苦。唉！
（五）
石包城公社距县城很遥远，坐了一天半的大卡车才到达。石包城农业队文革前是两个生产队，后来在学大寨运动中，又合并为一个生产队。原先的二队不愿意，闹着分开，结果又分开了。我在农业一队落户。
六八年春天我还在大学校园时，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如狂风暴雨骤然而至，其恐怖程度远远超过文革之初的红卫兵造反。我来到石包城已经是当年的初冬，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仿佛是尾随我而来，正在席卷戈壁草原。光是我所在的仅有十几户人的农业一队就揪出了六名阶级敌人，还斗死了一名（后来又有一名自杀）。几乎每天晚上，不是公社，就是生产队开批斗会。阶级敌人被打得皮开肉绽，哭叫连天，我躲在黑暗中觳觫发抖。我搞不明白，为什么平时很善良很胆怯的老百姓在批斗会上，当革命口号喊起时，就突然变得凶狠而残忍？
不过阶级斗争主要是在开会的时候。开过会后，农民们大体上相安无事，都下地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耕作。阶级敌人修理地球，贫下中农也修理地球；难道还能把阶级敌人下放到比农村更苦的地方去？
说话间，就要过鸡年春节了。早在内地城市很时髦了一阵子的“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的名堂在荒漠草原上方兴未艾。六九年的春节，是最最革命化的春节；革命化举措之一是规定大年初一出门拜年，见人要首先给毛主席他老人家拜年。于是初一那一天，从各家各单位走出的人相互看见，大老远就举起红小书《毛主席语录》高声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随后再走上前互相握手寒暄。
初一大早，喝得酩酊大醉的皮靴匠老夹克求举着小红书，东倒西歪，逢人就用生硬的汉话说“敬祝伟大领袖、救星毛主席万寿——”忽然“哇”的一声，吐出一滩腥臭的秽物，和他握手的人赶快掩鼻逃走。但是夹克求非要给公社领导和左邻右舍拜年，向众人证明他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看见众人如此对他避之唯恐不及，大大地伤害了他的骄傲。他终于倒在地上嚎啕大哭，哭得非常伤心。他没有老婆，也没有儿女，却有一个八十好几岁的老娘。这时老娘正颤颤巍巍地从树园子那边走来。她穿着笨重的藏式皮袍，头戴一顶簇新的干部帽，稀疏的白发扎成两个小辫；她努力地想直起腰，却不能够。
（六）
春节只放了五天假就开始劳动了，主要是翻粪和开荒。生产队的记工员本来就有病，被揪斗了几回，死了。正好我到了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便指定由我代理记工；我也就诚惶诚恐，当起了社员兼记工员。几个小伙子告诉我，队里的工分每年都是一笔糊涂账，有几个人在年底总要赖账，尤其是那个能说会道见东西就拿的刁悍妇女铁林香，每年决算时总是一口咬定会计给她少记了工分，而且她说得头头是道。我于是天天记日记，每天生产队有些什么活计，派哪些人做的，天气特点如何，队上有何大事，都一一记载，做成流水账。果然，那年年终决算，核对账目时，铁林香硬说，某某日她做的工分怎么给她记丢了？那天下雨，泉垴上来了一匹白骆驼，文化室门口靠着某某的“锨把”，她和某某、某某起圈，还有某日，某日……，说得活灵活现，有鼻子有眼睛。我拿出流水账，查出当日的记载，一念，她说的牛头不对马嘴。这个年年都要赖账的女人终于哑口无言，偃旗息鼓。那一年的工分账算是最清楚的。话说回来，一个大学生，如连工分帐也记不了，那岂不被人笑掉大牙？
劳动是艰苦的，心情是落寞的。好在我是国家分配的大学生，带有工资（对此公社书记很是想不通，何况我的工资比他高出很多），总有一天会让我到中学去教书；咬紧牙关熬吧。
正由于我带工资，又未婚，因此生产队里凡是有女待嫁的社员，对我异常友好。两个生产队仅有的三五个年已“及笄”的丫头，还有几位年轻媳妇，总喜欢围着我团团转。假若我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人，我很可能会欠下一笔笔的风流孽债。可惜我虽然想女人想得狠，二十四、五岁了，不能不想啊！只因我老实胆怯，拘谨迂腐，又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贱民身份牌挂在颈上，更有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明察秋毫，我哪里还敢胡作非为？当然，也因为那几位丫头个个长得像是猪八戒的二姨，我也实在不希望她们对我产生怜悯之心。由于上述原因，所以我才终于没有把一生的名节，付诸东流。我离开生产队时，出名的刁妇铁林香说：“瞭！咱们的‘知识’，还是童子鸡哩嘛！”
不过和丫头媳妇们白天在一起劳动，晚上又一起开会，也使我觉得热闹。尤其晚上开批斗会前，一定要唱革命歌曲。丫头、娃子们挤坐在长凳子上，由我领唱，我也乐得卖弄一番。于是唱啊唱，直唱到社员们拖拖拉拉到齐，队长刘大头瓮声瓮气地喊“开会了”为止。此时每天必唱的歌曲是“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呀迎九大，毛泽东思想放光芒啊放光芒！”
春日斜阳，我跟着妇女老汉们起圈，把马圈牛圏一个冬天踩实的粪块翻起来，堆成堆，发酵。中午就地休息，空气里散发着淡淡的马粪味。年轻妇女门敞开上衣给婴儿喂奶。农村女子一旦结了婚，生养了娃娃，就不再害臊，可以把胸部毫无顾忌地亮出来。男人们大概已经习以为常。正在性饥渴中的我，尽量地目不斜视。然而我哪里能管得住自己的眼睛？我偷眼看见，心惊肉跳，呼吸急促。晚上我为此夜不能寐，回忆着白天所见的景象，心想五官很丑面目黧黑的女人，胸脯竟是那么雪白，乳房却那么丰满，身材那样迷人。我止不住自己的想入非非，一会儿情思迷乱；忽而警醒，痛责自己无耻卑鄙下流。我奋力以毛泽东思想和我的道德观向种种欲望邪念做殊死搏斗，那真是英勇悲壮的、艰苦卓绝的、可歌可泣的斗争。
我继续幻想能有个女人亲口对我说：“我看你太可怜了，来和我睡觉吧，我可以忍受痛苦。”然而，始终没有哪个女人肯自我牺牲，对我招手喊话。即使有时候我会得到一些暧昧的暗示，但是因为并不明确，我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在焦虑、苦闷、绝望、悲哀中挣扎。性饥渴，那真是难以启齿的熬煎。
那时石包城的小伙子们，肯定也和我一样状态。不过“男女之大防”的古训在阶级斗争氛围下特别严厉，所以极少发生伤风败俗的丑闻。——倒是长辈中时有偷女人和偷汉子的传闻。另一方面，由于石包城经济条件好，瓜州玉门的农民很愿意把丫头嫁到此地；因此当地小伙子一到成年就结婚，像我一样大的“老小伙子”实在不多见。
（七）
春天里，发情的驴子大清早就在社员家窗门外吼叫撕咬，那是叫驴们在打斗。败者落荒而逃，胜者穷追不饶。它们绕着庄院一圈一圈地追，一圈一圈地逃。“咚咚咚”的蹄声震天价的响。公鸡“咕咕咕”叫着，追逐它的妻妾；母鸡下蛋，娇声滴气地呻唤着。
配种站开始给马配种了，队上很多人去鉴赏，我也去看。大丫头们也都远远地站在土墙后面红着脸偷看。没有电影，没有文娱生活，看牛马配种乃是难得的娱乐。那公马的勇猛和它的令人畏惧的阳具，传达给年轻人许多含混的、怪异的信息。刚分配到公社邮电所的城市姑娘小耿也跑来看热闹，她指着公马的那活儿，诧异地问：“哎呀妈呀！那是啥玩意呀？怪吓人的。”男人们哈哈大笑，挤眉弄眼，不予解释；女人们吃吃地笑，眼神迷离，都不做声。小耿好像忽然朦胧地意识到了什么，一下子飞红了脸，转身逃跑了。从此公社的人都叫她“杓丫头”（土话傻大姐儿）。
这是禁欲主义统治人们头脑的时代。我们受到的宣传教育是“性关系”不仅是肮脏的龌龊的，而且是资产阶级敌人的腐朽堕落行为。我对此深信不疑。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一定要鄙视它、仇恨它。毛主席的教导“第七不许调戏妇女们，流氓习气坚决要除掉”一次又一次地在我耳边响起，这给我无限精神力量，令我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战胜心中渴望女人的邪念。
看着发情的驴马满村庄乱跑，唱着“迎九大”的革命颂歌，生产队的男女社员们“撑船便撑船，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撅着屁股在田间劳作，看天上的大表（太阳）正当中天，就放下铁锨或者头，找个背风的田埂斜斜靠下，蜷曲身子，啃着饼子，或是干炒面，看那茫茫的戈壁，那巍巍的雪山。
天气暖和了，黄军便服是青年人的最爱；再在衣袖上戴起绣着“忠”字的红臂套，那别提有多么神气活现了。有这样行头的小伙子大丫头有意无意地在家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向异性炫耀。爱美的丫头们把臂套上绣出自己以为好看的花样，互相暗暗地嫉妒着。
早上，队长把文化室门前的半截钢铁敲得“咣当咣当”响，社员们懒洋洋地上工了。到了地头，大家须站成队，面向着东方的太阳，摇晃红宝书，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念语录，唱“满怀激情迎九大”。
迎着迎着，九大就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