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这篇11万多字长文是我从9月开始编写的，中间由于中共国保将我软禁（“被旅游”，详情检索《一个公民对中共国保说不之后》）而中断。在文中，我在所摘编资料的同时，将自己和家人及朋友的经历（注▲符号）穿插列出，这种写作方式是希望读者（特别是在封闭的教育和信息封锁中成长的大陆读者）在耐心地阅后，通过自己的判断，引发对“党国”的历史和现实了解、思考和进一步探究（所摘录的资料绝大多数均可从网上检索到全文，但大陆网友检索大多数境外出版物需用代理软件翻墙）。本文与官方媒体为“国庆” 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复兴之路》等一样，都不具有全面的视角，一个是官方的一是民间的，只有多元化的传播环境，才能使人们的视野和思想减少偏面，而这正是大陆所缺乏的。鲁迅将自己的文章比作“匕首”、“投枪”，我的此文只能称作给党国扎的一针吧（当然我反对出于任何目的用针伤害无辜者的肉体）。
一 中共建政期前
“毛主席说：我们杀了四千五百人，但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廖盖隆在1980年12月10日也引用毛泽东的话。1930年—1932年初……在中央（江西）苏区的肃反惨祸中（“肃AB团”运动）被杀害的红军官兵和共产党员、普通群众超过一万人。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
蒋委员长对学生的态度与共党完全不同。他常希望学生们多读书，少参加政治活动。他并非要减少学生们对政治的兴趣，而是他认为学生干涉政治事件对国家不利。因为学生 们太年青，见识尚未成熟，经验也没有，如过早参加政治，对其本身不利，对国家也不利。另一方面共产党则完全相反，他们不但鼓励学生参加政治活动，甚至强迫他们干涉政治。他们这样作法有两个目的：这样可以扰乱国家，在杂乱无章下使共党可以找到他们所需要的那些人群中的活动分子，在那喊叫游行示威的学生群中，在大都市暴动在小地方倡乱的学生中，他们猎取那些他们可以抓住的领袖而加以共产党的训练。
——雷震远神父（比利时）《内在的敌人》（美国前总统胡佛、抗战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指挥官的魏德迈将军均为该书写过推荐词）
这是2005年5月18日的阳光明媚的午后……
老威：关于您，关于红四方面军和张国焘，现在的年轻人已经逐渐淡忘了。而我这一辈人，也只是从教科书上，了解一点皮毛，什么“分裂红军分裂党”之类。
陈昌浩：成王败寇嘛，悔当初我一时手软，没一枪毙了毛泽东。
老威：这么厉害？
陈昌浩：那时我是西路军政委，手握重兵，干掉老毛就像宰掉一只鸡。
……
老威：我读过一篇文章，说陈昌浩在文革中被受到秘密指使的红卫兵残酷批斗和毒打，情知自己摆脱不了“密谋杀害毛主席”的历史罪名，万念俱灰，终于在北京的红霞公寓内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尔后，连尸体也神秘失踪了。
陈昌浩：这是造谣，我还站在你面前嘛，也不见发讣告，也不见有人为我补开追悼会。
老威：难怪北京八宝山公墓里，陈昌浩的骨灰盒是空的。
陈昌浩：关于我的谣言很多，我有九条命，就任他们把活人说成死人吧。
——廖亦武（老威）《中国冤案录》美国观察出版社
1933年，有人告诉毛，鲁迅称毛的诗词充满“山大王气”，毛听后哈哈大笑，不以为忤，反以得意，是毛以鲁迅得其心的证据。
——[英]张戎 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
……屈服于毛的淫威，彭很快作了检讨：「一九四○年的百团大战……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过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军队主力从正面战场吸引过来，有利于国民党……这很明显是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
——[英]张戎 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
日本军阀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已没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觉悟起来开始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
——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的谈话
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毛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田中角荣传》
捉蒋的消息传来，中共领导人群聚在毛的窑洞，大家一片欢腾。毛大声狂笑。笑完后他一心一意要做一件事：除掉蒋介石。蒋一旦死去，中国就会出现权力真空，那就是莫斯科插手的绝好机会。
在他给共产国际的首批电报中，毛恳求莫斯科卷入：“请你们赞助我们”，“用大力援助中国”。他拐弯抹角地请莫斯科准他杀蒋，问可不可以“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审判”。在共产党的辞典里，这就等于判死刑。毛很清楚他的目标跟斯大林有矛盾，所以装作他也是在捉蒋之后刚听说，向莫斯科保证中共“在数日内不发表公开宣言”。
背着莫斯科，毛想方设法地要张学良杀蒋。十二月十二日捉蒋后他立刻给少帅发电报说，对蒋“紧急时诛之为上”。同时他派在外交方面初露才华的周恩来去西安。周曾跟张学良谈判过，两人似乎一见如故。派周去的目的是说服张学良杀蒋，用周到西安後给毛的第一封电报中的话，就是对蒋“行最后手段”。
……
一九四O年春，华北的大片土地都掌握在中共手裏。三月份在斯大林的默许下，八路军集中三四万兵力，全歼六千国民党部队，在华北占据了绝对优势。这时，朱德、彭德怀感到他们也应该打打日本了，不然说不过去，四月一日，他们准备大规模破坏日本运输线。毛对这个要求拒不批准，反而令他们把部队调到华中去抢地盘。朱彭的破路计划只好作罢。
——[英]张戎 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
既不打日本人，又不打蒋介石了，毛有了闲暇。他著手整党，要把中共变成一架驯服的机器。
……毛泽东把几乎所有志愿者都当作特务嫌疑犯关起来。一九四三年四月，数千人被逮捕，关進黄土山深处为监禁他们新挖的窑洞。一处监狱坐落在中共克格勃(此时叫“社会部”)所在地枣园的後山沟裏，可关三千多人。(毛有一住处也在那裏。)被捕的还是少数，大多数人被关押在各自的机关或学校。所有单位全成了准监狱，封闭起来，由卫兵把守。毛命令各单位“实行放哨戒严，禁止会客及出入的自由”。做“狱卒”的是本单位的人，往往来自非国统区，通常只占一个单位人数的一两成。
把一般工作单位变成准监狱是毛的重要发明。在他未来的统治下，整个中国都将采用这种模式。在这件事上，他更胜希特勒、斯大林一筹，使同事一夜之间变成囚犯与狱吏。用这种方式，毛不仅让人与人之间充满可怕的紧张关系，还增加了直接参与镇压的人数，甚至施用刑法的人数。希特勒、斯大林搞这些肮脏事大多用的是秘密警察盖世太保(Gestapo)、克格勃，地点在一般人看不到的铁门後面。而毛的方式，不仅卷入的人多得多，也公开得多。
关押後，志愿者们被逼著承认自己是特务，还必须咬别人是特务。这不是真正抓特务，而是制造恐惧。延安也在真抓特务，那是不露声色地在暗地裏随时進行。据毛的助手师哲说，真正的特务嫌疑者“稍微发现有疑点就把他处理了”，常常是迅速、秘密、无声无息地处死（处死后有的尸体还派了用场。师哲写到参观一所医院，看见一个大槽，槽内用福尔马林浸泡著一具年约三十余岁的男尸。医院护士长告诉他：“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他们都市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问：“他们被送来时是活人？”回答：“当然。以医病的名义送来，然後处理。”）。
对志愿者所施的刑讯逼供，最常见的是不许睡觉，有时长达两个星期。也有吊打、坐老虎凳一类传统办法。还有心理恐吓，如吓唬说不招就把毒蛇放進窑洞，甚至假枪毙。在沉寂的夜裏，远远近近的山沟，一排排一层层的窑洞，受刑者的惨叫声传遍延安。
经过两年的恐吓和洗脑，志愿者们脱胎换骨了，从前充满激情要为公正平等的理想献身，如今演变成机器人。一九四四年六月，当延安关闭多年後外面的记者第一次获准来访时，重庆记者赵超构观察到：“以同一的问题，问过二三十个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不管你所问的，是关於希特勒和东条，还是生活问题，政治问题，他们所答覆的内容，总是“差不多”。”“但是，他们一致坚决否认党和政府对他们的思想有直接的管制”。赵感到延安的空气“几乎使人窒息”。在边区时从无机会使我们解放开来大笑一场。我们看到的延安人大都是正正经经的脸孔，郑重的表情，要人之中，除了毛泽东先生时有幽默的语调，周恩来先生颇善谈天之外，其余的人就很少能说一两个笑话来调换空气的。”
斯诺夫人海伦对我们说，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时，人们还爱说笑话，看见毛泽东走过後有人还挤挤眼说：“上帝走了。”七年後，没人再敢这么说了。冷嘲热讽，幽默，说俏皮话，发牢骚，都可能被打成“特务”。
——[英]张戎 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
据师哲披露，1943年5—6月间，社会部讨论起草〈审讯条例〉。会上围绕是否用刑的问题，产生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康生坚持主张用刑，说「不用刑，那怎么审讯」？[9]于是，刑讯逼供成为审查中的主要手段。普遍的刑罚有将受审人员吊在梁上，施以鞭打，或加之拳打脚踢。……保安处常用的刑罚有：老虎凳、鞭打、长时间带手铐、绑在十字架上抽打受审者，……
据李锐回忆，在边区保安处，专设「特宇号」监房，收押「顽固分子」。「每人每餐只给半碗饭，有的人曾饿过一个多月」。……
在审干、反奸、抢救运动中。假枪毙是一种常见的斗争和惩罚方式。……
在康生和各单位审干小组施行的精神、肉体双重折磨下，大批「特务」被制造出来，人们互相「揭发」，甚至许多夫妻也互相「咬」对方是「特务」。各单位、学校的「日特」、「国特」、「叛徒」鱼贯上台自首，有的还被树为「坦白」典型，胸佩大红花，骑在马上，风尘仆仆地巡回各地现身说法。1943年夏秋之后，各机关、学校大门紧闭，门口由警卫把守，延安的人们已中断互相往来，「谁也不敢理谁」（王德芬语），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绍信才能办事。入夜，延安万籁俱寂，听不到一点声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
图1王实味
1942年4月，毛泽东说：“（丁玲）《三八节有感》与《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志与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1947年7月1日夜，王实味被秘密砍杀后，置于一口枯井中掩埋。存世仅有一张照片（图1），妻子31年后的1978年才知道丈夫被杀。王实味后被平反。（详见黄昌勇编《王实味: 野百合花》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
“您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1944年3月，在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明王朝300周年所作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说。
目的说明手段的正当性这个原则，在个人主义道德里面被认为是对一切道德的否定。而它在集体主义的道德里面却必然成为至高无上的准则；坚定彻底的集体主义者绝对不许做的事简直是没有的，如果它有助于“整体利益”的话，因为这个“整体利益”是他判定应当做什么的唯一标准。国家政策是集体主义道德最明确的表述，它的唯一界限就是利害的权宜——一定的行为对于眼前的目标的适宜性。凡是国家政策所肯定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集体主义国家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集体主义国家里，不可能有任何限制界定什么是公民一定不要去做的事情；他的良心不许可他做的事是没有的，只要这是为集体已经确定的目标所需要的，或者这是他的上级命令他要达到的目标。
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规则的容身之地。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中共《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中共《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中共《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中共《新华日报》1944年10月9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中共《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中共《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国民党反动派）也是希望某一种“安定”的，但那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他们的统治“安定”了，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事做、没有书读、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住家的自由……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中共《新华日报》1946年5月17日社论）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的)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董必武选集》第54-55页）
——笑蜀编辑《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该书汇集中共建政前在所办《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上的文章，后被中共查禁，出版社因此被停业整顿，编者笑蜀也被迫离开原来任教的大学——笔者注）
1945年7月1日，褚辅成、黄培炎、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冷遹一行六人，乘专机到达延安，7月3日上午，左舜生与毛泽东交谈时说道：“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党可以有多个，军队却不能各个政党都有。否则，就要发生内乱，国家就不太平。”毛泽东听罢没有作声，左舜生见对方没有接话，继续说道：“我们青年党就主张走议会道路，不办武装，成为国家真正的参政党，对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威胁。” 话音刚落，毛泽东忍不住问道：“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向你们学习？” 左舜生答：“谈不上学习，我认为我们青年党的这种做法是对的。” “怎么对呢？”毛泽东颇不以为然地问道。
“和平议政，对政府没有威胁，也有利于各党派的团结嘛！” 毛泽东听出左舜生的弦外之音，说道：“我也主张一个国家只有一支军队，但要看军队掌握在谁的手里，为谁服务。要知道，一个没有武装的政党是没有力量的，被蒋介石视为土匪乱党的人，若没有一点自己的武力，根本无法生存，更不用说有发言权了。老庚呀，你这个青年党的‘军事爷’，怎么连这点道理也不懂呀！”
……黄炎培对毛泽东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于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与黄、左二人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却有自己独特的观感和政治洞见。据罗家伦说：“他（傅斯年）在重庆被国民党参政会推举为访问延安的代表团的五（6）代表之一，他回来以后，和我谈过几次。他认为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民主的作风。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谈开了，他到中国的小说，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的各种小说，连低级趣味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毛泽东和他漫步到礼堂里，看见密密层层的锦旗，各处向毛献的。孟真讽刺地赞道：‘堂哉皇哉！’毛泽东有点感觉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没有出息，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御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
——《傅斯年传》人民出版社2002年
在一次闲聊时傅斯年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傅斯年1949年1月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笔者注）
——岳南《傅斯年与陈寅恪》陕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6月
……我也认为，任何这类革命必须把建立民主作为其惟一的目的；我并不是用民主去意指某种诸如“人民的统治”或“大多数人的统治”之类含糊的东西，而是指一套制度（其中尤其是普选，即人民有解散政府的权利），该制度承认公众对统治者的控制、他们可以由被统治者解雇；对被统治者而言，无需使用暴力、即使是违背统治者的意志，也能实现改革。换言之，暴力的使用只是在专制的条件下才是正当的，专制使改革没有暴力就不行，目标只有一个，就是造成一个事务的国家，它使改革没有暴力也能进行。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图2储安平
1945年12月1日，离抗战胜利不久，储安平（图2）在重庆《客观》周刊第四期发表一组评论，……《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一段，其中说：“今日中国人民都在要求民主，争取自由，然而假定在共产党统治下，究竟人民有无‘民主’，有无 ‘自由’，此实大为可研究之事。我个人的答复是负面的。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凡是在一个讲究 ‘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人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对不可能之事。而人民之有无思想自言论之自由，又为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之有无‘民主’的前提。因为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自由表示其意见。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达其意见，则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又何能实行民主？”……作为1980年“不予改正”的5名大右派之一，储安平之死至今还是一个谜……
——傅国涌《储安平正在时间中复活》
储安平在1947年《观察》周刊第二卷第二期发表的《中国的时局》中指出：“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戴晴（原光明日报记者，中共元帅之一叶剑英养女）《储安平与“党天下”》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5月
几年前我访问台湾，和一位国民党老兵聊天，他说：“国民党败给共产党的原因，主要不是兵力，不是武器，我们是败在了共产党的宣传。共产党太会做宣传了。”他还说：“要是毛泽东一直做我们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说不定今天逃到台湾来的就不是我国民党了。”我听了愕然，深思良久。
——沙叶新《“宣传”文化》（2009年）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接过话题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1949年中共进入北平后，我父亲放弃教师工作，参加了解放军，南下湘西剿匪。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所在的炮团并入47军入朝参战。
“党的制度和社会风尚是难于违抗的，我努力克制自己，适应新风，后来也就渐渐地习惯了。我学会了写应景和表态文章，学会了在大庭广众之间作‘报告’，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也就惑而‘不惑’了。”（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9月）
他（梁漱溟）批评当时已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北方竟不许中间路线存在，“自由主义者”成了恶名词，主张和平即指为阴谋、反人民，缺乏容纳异己的空气。他希望共产党“千万不要蹈过去国民党的覆辙”。他说：“我坚决反对内战到底！我不能因为那方用戡乱一名词而同意其作战；我一样不能因这方用革命一名词而同意其再打。即令让一步是革命，革命亦不等于除恶。若以旧日‘替天行道’的观念来革命，那是不懂革命理论的。” “我没有张君劢先生那样天性，非要避免暴力革命不可。但我对于中共之滥用武力，却一直是不赞成。”
——傅国涌《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
……1949年，面对共产党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历史主义这三大偶像时，在中国社会里面，与共产党的一切特性相距最远的、最具有异质化的文化力量，就是正统信仰中的基督教。在1948年，连储安平这样彻底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不禁眺望一个由共产党带来的新中国，和一个古老民族的创世记。但基督教全国协进会面对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发表《致全国信徒书》，清醒地宣称，“教会不承认任何政治制度是绝对的和永不错误的”。
到1954年，知识分子们仍对几年后的狂风骤雨毫无察觉，仍对一个新民主主义乌托邦的雏形满怀激情，仍对那些愚昧的宗教信仰者的遭遇漠不关心。此时，中共以数十起间谍案，将几乎所有反三自的天主教神父们下狱。天主教的上海主教龚品梅神父，在此种处境下不但继续反对“三自”运动，进而坚决表达出他对整个“新中国”的反对。这一年他在《反对总路线》的发言中，宣称“政府号召总路线，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是要建设一个人间天堂。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暂时的，社会主义是不会实现的，我们不能拥护总路线”。这一段话，甚至比二十年后的顾准看得还要彻底。几个月后，他以反革命罪被捕。和王明道的被捕一样，随即在全国展开了一场揭发和控诉龚品梅的运动。
——王怡《与神亲嘴》2008年出版
……特别是那些大声叫嚷着要充当率领人们向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进军的领袖的那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几乎比任何其他阶级都更容易屈从于那种新的暴政。
知识分子在极权主义的社会改造中所起的作用被朱利思•本达在另一个国家里预见到了。他在50年前写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谈到：
迷信科学，认为科学可以适应于包括道德领域在内的一切领域，我重申，这是19世纪的一种认识。……应当注意的是，历史服从于科学的规律这一教条特别被主张专制权力的人所宣传。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个教条可以消除他们最恨的两种现实，即人类自由和个人的历史活动。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的胜利绝不是什么“历史的必然”，也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念的胜利。第一，中共领导的那场胜利，在很小程度上是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在较大程度上是一场农民的革命。甚至中共自己也承认，一九四九年的革命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非“社会主义革命”。第二，这场革命的胜利，主要是軍事的胜利，而不是政治理念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的胜利，本来只是在很有限的意义上才是共产党政治理念的胜利。但共产党却在这个胜利上做足了文章。……共产党以成功为依据，证明自己的正确；进而以正确为理由，要求人民的信从。……
严格地说，这个前提本身并不那么可靠。夺权的成功并不等于理念的成功；纵然是理念的成功，也并不等于理念必定正确。历史上有的是正确的东西遭受失败的事实（俗话说，勿以成败论是非）。但是话虽如此，胜利者总是要比失败者更容易宣布自己代表了正确，也确实更容易让人家相信自己代表了正确，那确是不奇怪的。
——胡平《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香港亚洲科学出版社1999年6月
1949年11月，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胡风激动地写下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毛泽东/站到了主席台底正中间/他站在飘着四面红旗的地球面底/中国地形正前面/他屹立着象一尊塑像……”这位鲁迅最忠诚的学生、自觉担当鲁迅精神与鲁迅思想的阐释者宣传者捍卫者，1954年因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并开展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1979年，胡风获释时，向儿子晓谷说：“有没有一种能使人头脑混乱的机器？”
从纯粹的并且真心真意的理想家到狂热者往往只不过一步之遥。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