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语录
○扎紧“自己的篱笆”
他们有什么资格批评中国？至少中国取得的成就要多得多，而民主在我们这里也未必就尽如人意。我真想听联邦总理亲口说在中国判一个人死刑比杀一头猪还容易。但问题是中国人并不这么做！我想对他们说的是，如果德国人能站在自己那段耻辱的历史角度来看中国，也许才能够与中国人进行更好的沟通与交流，非常遗憾他们已经忘记了。
这就是我说的有个“自己的篱笆”，你也是个新闻工作者，所以你也要好好学学如何扎紧“自己的篱笆”。要去伪存真，看到事实的真相。
○粮食问题
我写了一部厚厚的小说《比目鱼》，主题就是人类的饮食。写这本书的动机是，一讲到我们的历史，人们总是想到战争与和平，或者教会王权的斗争等等，但人类饮食——这是我们人类存在的最根本条件——的变化，却似乎被我们放到了遗忘的角落。如果我们看一下现在所处的世界，就会发现现代科技几乎已经无所不能：我们可以登上月球，几乎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但我们却还是一如既往地没有解决人类的粮食问题，恰恰相反，全球受饥饿威胁的人口每年都在不断增长，现在又遇上了金融危机。《比目鱼》一书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一直都存在的、未被解决的问题。
○“正确的阐释”
我们在课上一定要提防这种“德意志狂热”，那就是我们的教育强迫学生在几乎还没有读过或者读通某部作品的时候，就必须去阐释这部作品，而且一定要做出“正确的阐释”，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正确的阐释”。每件艺术作品都包含、承载着无数的理解和阐释，无论是赏画体验还是阅读体验，它是会变化的，你在自己身上就能体会这种变化。
我认为任何一种艺术作品，不管它是一段音乐、一本书、还是一幅画，它都是发散性的，都不存在一种有用的“应用理论”。试想一下，如果课堂上只是填鸭式的教育，规定只有一种阐释——通常就是教师的阐释，就会造成学生将注意力转向“修饰”，“修饰”一包含于其中，就会把他们教育成投机主义者，他们会努力去听出教师的话外音，揣摩教师想听到什么答案。他们就会完全放弃自己对于一幅画或者一本书的诠释——其实这种诠释甚至完全可以是很疯狂的——而只是围着教师转。这不是教育的目的。
（南方周末记者张英采录，姜文翻译）
10月16日，是君特·格拉斯82岁的生日，也是他的小说《铁皮鼓》出版50周年。
也在这一天，德国《时代》周报公布的一项由5万名读者投票的文学调查结果，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列德国畅销书第一名。而1959年，不莱梅市政府曾收回颁给格拉斯的不莱梅文学奖，原因是《铁皮鼓》中有过多的色情内容。
《铁皮鼓》的出版商在小说出版50年后为作者举办读者见面会、生日派对、朗诵会和电影《铁皮鼓》放映等活动。这天的格拉斯，穿上了暗红色条纹的衬衫，灰色的长裤，棕红色皮鞋。读者中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有人请格拉斯签名，有人为他带来了生日礼物，当出版商为格拉斯献上生日礼物和香槟时，现场的人都为他唱起了生日歌。
在《铁皮鼓》朗读会上，格拉斯和来自德累斯顿的爵士乐手君特·宝贝·夏天（Günter·Baby’Sommer）一起登台表演，宝贝·夏天负责打鼓，格拉斯负责朗读。他们二十年前就认识了，当初还是民主德国时期，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一起练习，在之后的年月里演出了很多场。
今年是德国统一20周年，在东西德的统一过程中，格拉斯曾利用一切场合呼吁，“统一”应该缓行。他将这种孤立的反对之声自嘲为《铃蟾的叫声》，一如中国所说的乌鸦的叫声，乃“不祥”之音。该书于1992年出版。
今年他出版了日记《从德国到德国的路上》，这本书对东西德统一后的20年进行了全面总结。格拉斯说，许多方面超过了他的预言，20年后德国东西部的工薪待遇还是不一样，西高东低的结果造成数百万的原东德人向西部流动，东部很多地方成了人烟稀少的地区；极右的民族主义潮流汹涌澎湃。他甚至语出惊人：东部实行的是殖民主义资本主义……
君特·格拉斯在法兰克福书展现场接受国际媒体三次群访，南方周末记者受邀参加，记录了他的谈话，话题从《铁皮鼓》到当前的热点德国统一20周年——新书和但泽一点关系都没有
《铁皮鼓》出版至今已经五十年了，我的自传《我的世纪》中“1959年”这一章，讲的就是我第一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
当我最初完成这部作品的时候，美国出版商福尔马茨·布吕和德国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将我请到了瑞士苏黎世。他们对我说，我们想让这本《铁皮鼓》在德国上市之前先在美国市场发行，你想象美国读者能理解这部作品么？
我当初觉得不可思议，对他们说这个故事发生在波兰乡下，说的都是匈牙利德语，偶尔也有布拉格地区的德语——如果巴伐利亚人能看懂这本书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同样是德语但方言差别很大，格拉斯的意思是美国人可能理解不了这部作品。——编辑注）。他们说，你不用担心，“所有伟大的文学都发生在乡间”。
于是这本书在美国出版，不久后在四十个国家先后出版，对我来说这一直还是一个惊喜，包括之后的读者问卷，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铁皮鼓》上，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段长达多年的连续写作过程。
1956年离开柏林我就立刻开始了《铁皮鼓》的写作，写完后我开始写《狗年月》（1963年出版），但我发现使用了错误的叙述概念，觉得也许要把标题都换掉。写到第350页的时候我发现再也写不下去了，于是就开始先写小说《猫与鼠》（1961年出版），然后又回到《狗年月》。这三本书我是一口气写出来的，是一个整体。
对我来说，《狗年月》是《铁皮鼓》的一个提升，《铁皮鼓》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事结构，小说主人公“我”是一个流浪儿，四处漂泊，反映出整个时代的虚伪、丑陋、光怪陆离，无数配角也都是为主角服务的。《狗年月》则有三位叙述者，复杂得多，因为同一个事实被叙述成了三个不同的版本，真相与真相相互碰撞，这对读者是一种挑战。对我来说，这三本书是一段独立而自成一体的写作过程，《铁皮鼓》是个开端。
当我只有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就梦想着成为一名艺术家，并且做好了为实现这个梦想赴汤蹈火的准备。比如，在巴黎的时候，我用自己的版画来支付看牙医的费用。如果我需要现金的话，我就必须去联邦德国，比如去洗车，或者在广播公司里打工……这就是我们德国的1950年代，一切都在恢复期，充满了小市民思想，到处洋溢着沉默、压抑的氛围，我的父母在家乡被驱逐，只能继续上路。
回想过去，人们马上就会想，在那个时代，德国人好像都是被恶鬼附体了一样，但我从自己幼时的经历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因此我必须要针对这些东西写些什么，当时写书的动力有很多，比如我自己的抱负和追求，对于语言和写作的兴趣，还有就是我想针对这种压抑写一些东西。
这是一条很长的路，1950年代初的时候我还是个学生，我第一次出国旅行，去了意大利、法国，途中我写了一首关于“圆柱圣灵”的诗，讲一个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人堆砌起了通天的石柱，并在石柱的上方又建立起了“天空之城”，并居高临下居住于此。
这是一个非常静止的观察位置，同时我又寻找一种从某一特殊角度来说很灵活的位置。原因就是马策拉特（指《铁皮鼓》的主人公奥斯卡·马策拉特。——编辑注）是一个中立、清醒的“圆柱圣灵”，他站在桌子上观察这个世界，虽然他长不大，但经历的事却越来越多，很多东西都会起一定影响。
我非常喜欢去马戏团，上周我和我的孙子孙女一起去了汉堡马戏团，我注意到很多拇指精灵的人偶，演出表现的是这些小精灵的居住和生活，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房子是小碟子做成的，非常有趣，但同时它也是现实成人世界的反映。《铁皮鼓》，包括格林童话中的《拇指孩儿漫游记》，也是如此，都是一种欧洲的“流浪文学”或者叫“游记文学”，它们都反映了现实的世界。
每本书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他们就会说为什么他离开了但泽（格拉斯生于但泽。——编辑注）。有些作家找到了某个主题，终其一生就一路写到底，这就是他们的能耐。但我不是这样，我追求新，新的书就要有新的开始，就要和但泽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离开了这里，就像当初开始创作《铁皮鼓》一样。
在《铁皮鼓》朗读会上，格拉斯和来自德累斯顿的爵士乐手君特·宝贝一起登台表演，宝贝负责打鼓，格拉斯负责朗读。他们二十年来演出了很多场 图/南方周末记者张英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受了别人的诱骗，同时也‘任由别人’诱骗自己。”君特·格拉斯说 图/南方周末记者张英
我一直在忏悔
但泽应该说是一个失去的故乡。有一段时间，由于犹太人的关系，德国人是被禁止前往当地的。这点我曾和BBC的萨鲁曼·罗塞蒂谈论过，我俩一致认定，它属于一种遗失的东西，因此要求一种“占有性”的写作，因为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可以通过作家的笔触，将已经消失的东西描摹塑造得栩栩如生。这就是我的“但泽三部曲”。
关于《铁皮鼓》以及接着的两部小说，在如今的但泽市还有另外的意义。这些书曾经在波兰被禁，但还是非常有名，结果当时有翻译本，也有盗版章节。在波兰共产党统治时期，这些曾经的德国领土（但泽等地在普鲁士时代就属于德国而非波兰——编辑注）被称作“自古以来就是波兰的领土”，人们只字不提这些地区的德国历史，从1945年起德国人被驱逐出境后，那些由波兰东部等地迁入的“但泽住民”根本没有任何家乡的感觉，直到第二代第三代才渐渐习惯，而他们中的很多人正是从这本书中了解到但泽市的很多历史。有位波兰作家，他是一个犹太人，效仿我，也写了一部关于但泽的小说，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荣幸。
我的祖父那个时候甚至一直都坐在打好包的行李箱上，因为每次选举，康拉德·阿登纳（1876-1967，二战后联邦德国第一任联邦总理，著名政治家、法学家）都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会马上就让这批人回到自己的故乡。但每次都是空头支票。我知道，这种失去家乡的感觉有多痛苦；我也清楚，这个家乡我们是永远地失去了。
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也把我的想法表达了出来。1970年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第一次签订了德国和波兰之间的条约，三天后，在波兰的港口城市，包括但泽，就爆发了起义。我的小说《比目鱼》正是基于上述事件。当时没有任何波兰小说，因此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德语小说对于记录波兰社会历史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在《剥洋葱》里我提到，最让我感到羞耻的是我年幼无知，很多事情都不能明辨是非。比如我的一个叔叔在波兰邮局事件（1939年9月1日，波兰民兵在这栋建筑物里防守来自属于纳粹的但泽国防党卫队、当地的冲锋队以及特殊单位──但泽警察队等单位的攻击达15小时。除了四名逃出邮局的防守者外，其余的反抗人士在投降之后，便于1939年10月5日被德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加以处死。——编辑注）中去世，当时我并不知道事实真相是什么；又或者一位老师失踪了，一名学生有很大的嫌疑，我不喜欢他，所以认为他有罪，而他自己也没有否认，尽管我知道他不可能拥有武器——这些事情都会伴随我一辈子，每思及此都会顿觉芒刺在背。
那个时候我也只是出于对家庭的叛逆才想参军，但是没想到被分配到了青年党卫队这么一个犯罪组织。说出这些事情并不容易，人们也会发现我在书中努力去做到这一点，我一直在忏悔，但很多媒体——比如《法兰克福汇报》——以及一些记者的盲目炒作和指责是自相矛盾的，是他们让我在自己的祖国遭人唾弃。
我只想说：像我这样的作者，不光是我一人；我们都是经历过战火的儿童，我们认识到，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受了别人的诱骗，同时也“任由别人”诱骗自己。关于独裁的条件，我问自己，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化社会中，有时它显得“过度”信息化。误解可以被认识，独裁也不会复辟，只要人们有所行动。现在这代人，知识面如此广泛，信息渠道如此丰富，但是却一直如此消极被动。那些生活在独裁下的人们，我指的不仅是生活在纳粹时代的，还指背负了沉重的战败负担的、生活在前民主德国的一千八百万人。
正如我所写的，1950年代是这个国家的复苏期，不应该忘记由于苏占区的居民大量外逃，在联邦德国，纳粹法官比纳粹时期还要多，比如有一个法官曾经裁定了1939年的波兰邮局案，1970年代摇身一变又成了联邦德国的法官。
德国统一是违宪的
我的新书《从德国到德国的路上》（2009年出版）是1990年的日记，这本日记一直在柏林档案馆，大约两年前我要了回来。看到在这些年里发生的事情，我又开始写日记。要知道，这些年来，我一直都马不停蹄，穿梭于联邦德国和那时还存在的民主德国（后来的新联邦州）之间。
在重读之后我发现，当初人们大肆庆祝、彻夜狂欢，很多人发表了关于实现统一的文章和讲话，现在是必须把它公开的时候了，在书中，我清楚地认识到了在两德合并、随后从合并迈向统一这个伟大的历史契机下，我们犯下了哪些根本性的错误。
1990年1月，那时还没有人谈到两德统一，我就已经写下了这么一句：快速统一的代价就是持续的内部分裂。德国人已经在分裂中生活了四十年。且战争罪孽是由所有德国人犯下的，但偿还的重担基本上或者说大部分都落到了一千八百万前东德居民的肩上。他们刚刚摆脱纳粹独裁，又陷入了斯大林独裁统治。我们（西德人）以胜利者的姿态对待他们，让他们一切都照搬我们的模式，这样他们的生活才会变得更好，才能富裕，其实这就像殖民一样。然后我们又建立了很多机构，这些机构甚至是半违法性的，比如托管局，它实行了财产剥夺政策，这在整个德国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这些都是可以预见的。
还有一点我也非常震惊：我们生活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得一切好像是去年美国的雷曼兄弟投行破产才开始发生的。不是的！这种债务政策所引发的危机其实从1990年就已经存在了。很多人都批评，包括当时的德国总统，他认为不应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过早引入德国马克，因为这样一来东德货物都要贬值。当时我也亲身经历过，东德的货仓必须清空，以便为西德的货物供应链腾出地方。这些都是殖民的条件。
直到今天，原东德地区的人们还在为当年的选举付出代价。当时科尔冠冕堂皇的解释是：如果我们不尽快引入德国马克，那么东德的人都会涌入西德。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虽然我们第一时间引入了马克，现在东德人口流失的现象依然严重：在原东德地区的新联邦州，很多地方都人烟稀少，当地几乎只剩下老弱病残，为了自己的未来，年轻人或者只要是腿脚还利索的人都往西部去了。
你可以从托管局的指导路线中读出一些端倪。第一个指导方针仅维持了了数周，就是原国有企业的“重组和出售”。但在执行的过程中，“重组改制”完全被人们抛在脑后，剩下的只有“出售”。换句话说，当初濒临崩溃的东德企业应当先重组，然后人们才能做些什么，那里曾是一片工业区，后来几乎被苏联人彻底拆光，机器都运去了苏联，本来这个国家还是有机会东山再起的。
也许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也能回忆起，当萨尔州回归德国的时候，哦，算了，这个有些太远了，还是先回到货币改革，一段时间后，路德维希·艾哈德意识到一些大企业，诸如大众汽车，受战争经济的影响还很大，根本无法私有化，于是他将它们都国有化了，先国有化，然后重组上市，这才是正确的道路，这才是统一的预备阶段，而不应当跳过这些阶段直接硬生生地合并统一。
人们连法律体制也一股脑接受过来。在联邦德国宪法即《基本法》的较老版本中，在结尾部分的第146条规定，如果两德统一，必须制定新的宪法。而参与东德十月、十一月革命的那些年轻人，包括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比如鲁尔曼教授——可惜他已经过世了，曾经公开提出了一套宪法草案，该草案从西德的《基本法》中汲取了非常多的思想，但同时也加入了很多东德的经验。但是它根本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大选将近，对于某些人来说只有选举是重要的，而制定一部合适的法律等等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内。因此德国统一是建立在忽视宪法的基础之上的。这本身是违宪的。
当时安联和基民盟（CDU）以及东基民盟（Ost CSU）联手——这些人至今还活跃在政府中——在莱比锡组织了一次大型集会，如果你还记得当时的电视画面的话，在这个集会上第一次出现了一幅标语，上书“我们是一个民族”，此后多年这个标语也一直被新纳粹分子所利用。当时正是这面大旗唤起了数以万计的人们“我们是一个民族”的呐喊，在那一瞬间，人们心中仅存的一丝“民主德国”的主权意识也拱手相让了。
只要是东德创造的都应当扔进垃圾桶
1990年法兰克福书展的时候，克里斯蒂安娜·沃尔夫几乎是承担了所有针对东德文学的指责，当时从《法兰克福汇报》到《时代》，所有媒体都众口一词对她大加责难，她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磨难。只有少数几位作家支持她，包括延斯，还有我，我们为她打抱不平，但是根本就没有人听。就好像所有东西，只要是东德创造的，包括在艺术领域，都应当扔进垃圾桶。人们对出版是这种态度，对其他一切都是这种态度。
我还想再说一下这个由联邦总理科尔和当时的财政部长根策共同建立的托管局，它完全不受任何民主的控制和监督，我们现在知道，他们当时那些违法行为还只是冰山一角。一位矿工曾描述，西德卡尔与工会联手垄断，以数以千计的人为代价。你只要回首历史，你就会看到这些事情，而现在很多人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选择性失明，其实只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当时我担心过快的合并会让德国成为一个集权国家，尤其是在柏林成为首都之后。不过我错了，我低估了德国作为一个联邦国家的力量。幸好我们有联邦制，它可以防止我们成为十九世纪普鲁士那样一个狂热的统一民族国家。
今年我们也要庆祝《基本法》诞生六十周年，我在报上读到，内政部要在柏林搭台展示“德国制造”，例如妮维雅化妆品或大众汽车，以此来庆祝《基本法》诞生六十周年。这是我所听到过的最傻最可悲的想法。
如果我们看一下《基本法》最后一条，即第146条：“本基本法在德国自由统一之后适用所有德国人民，德国人民以自由意志制定通过的宪法实施之日，本基本法失效”，就应当努力去解决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我们做得还不够的地方，从高高在上的骄傲自满中重新脚踏实地——苏联还存在的时期，我们的社会必须保持一种相比于苏联的先进性和文明性，而当苏联解体后，似乎我们的这种美德也跟着消失了，我们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开始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都是一种自我毁灭的过程，那么我们哪里还有理由高兴呢？如果连资本主义都被废弃，就没有人知道随后还能出现什么了。这就是今天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
《基本法》中的魏玛共和精神，例如财产的社会责任，必须要得到加强，而人们在民主德国时期对抗专制的精神也应当写入新的宪法，这就能让我们一方面保障联邦制的优越性，同时又克服自由主义的弊端。
很简单的例子：一个学生在萨克森获得的毕业考成绩在巴登符腾堡州居然得不到承认，反之亦然；或者对于教师工作地点的限制，不能随意更换，这些问题都是联邦制和自由主义内部存在的问题，即便在大联合政府的时候都没能解决。我们有足够多的任务还未完成，要庆祝？也许二十年之后吧，如果到那时候我们能把这些认识到也必须认识到的问题解决好的话。
在这些年月中我经常会前往前东德，每两年也会回一次波兰，当我开始写这本日记（指《从德国到德国的路上》）的时候，就有了创作《铃蟾的叫声》的基本构想：那些被驱逐出但泽的德国人死后能够重新被安葬在家乡，对于那些从波兰其他地方被强制迁入但泽的人来说也是一样。在我的前东德之行或是波兰之行的旅途中，我一直在思索一种新的叙述方式，我该如何处理这些材料，如何同时表现出波兰和德国的社会变迁，以及两国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关系，随后我对这本尚未完成的书也有了新的看法。在日记末尾的时候，我也尝试性地将该书（指《铃蟾的叫声》）第一段第一句话加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