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94年分税制为标志，中央地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针对于财政大包干的弊端，中央于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的背景是在此之前连续几年中央财力出现明显不足。中央急于扭转这种局面。而1994年的分税制确实对于改善中央财政窘境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
然而，伴随着分税制逐渐深，尤其在最近几年，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等的现象越发严重。这使得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正在趋于失衡。
中央地方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发展的方向。例如宏观调控以来，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中央地方关系并不完全和谐，甚至矛盾公开显露。2006年以来，地方政府顶着中央宏观调控的大棒，投资冲动再度加剧、地方经济加速扩张，更是把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推向了风口浪尖。中央地方关系在经济领域激化，那么就必须腾挪到政治司法领域，并且贬低经济在政治中的作用，如此方可理顺。
十七大之后，地方对中央不仅存在“弱服从”关系，还存在不对等的博弈关系。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需要重新整理中央地方关系。这一点也成为政治稳定的关节点，绝大部分的政治矛盾，都夹在中央地方关系产生。甚至可以说，除了敌我矛盾之外的人民内部矛盾，都是可以纳入中央地方关系中调整的。目前一些最新鲜最敏感的政治动态，例如网络监督是与这个相关的。
底线甚低的互联网让长期以来聚集的表达欲望喷薄而出，目前中国网民言论之活跃已达前所未有的程度，网络以其快捷、尖锐、鲜活的特点，已显示了其不可忽视的力量。能够聚集数千人乃至数万人同时在线的网络论坛已经成为影响政府决策，引导和洞察社会舆论的窗口。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闵大洪研究员认为，中国网络媒体表现出的影响力、社会地位、政治认可度、对重大事件的报道能力都清楚地证明，它们已经成为中国的主流媒体之一。
网络媒体的政治地位为最高当局认可开始于去年非典时期，网络的快捷减缓了紧急状态时期的信息传播压力。2003年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对一位参与防治“非典”的一线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2004年9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
颇有意味的是，胡锦涛温家宝总是以网友的身份；来强调互联网的政治作用，而不是居高零下的肯定。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作为一方主体或者一方力量，以对等的精神参与博弈，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姿态，更能体现自己的信心和能力。
包括博客、论坛在内的互联网，嵌在当下中央与地方或政府部门的关系当中，作为中央监督的有效手段之一，对政府及其官员有较大的震慑作用，很多腐败官员因为网络监督而落马。现在很多具有开明气息的省委书记，都会给网民拜年，而且督促他们的下属上网。
之所以如此，很大原因是由于互联网超出地方官员的势力范围。长期以来，只有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的异地监督是超出他们控制范围的，从而可以有效地舆论监督。只要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权柄之下，一切都是光明的，而在他们的权柄之外，则会显露出黑暗的、不确定的，甚至极有可能会带来不利和伤害的。
当超出他们的势力范围时，他们就陷入一种恐惧。恐惧来自于无法控制。长期养成的控制习惯，会放大他们的恐惧。而他们所做的事情，会首先致力于谋求控制。这也是互联网对地方或者部门及其官员，有不可思议的震慑作用的原因所在。好像互联网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魔幻。
相对于用政治倾力控制舆论监督，使用网评员试图主导舆论，以及培养地方政府自己的网络意见领袖，是更加高明的办法。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作为一方主体或者一方力量，以对等的精神参与博弈，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姿态，更能体现自己的信心和能力。网络上的信息战争，也体现为信心的战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邓正来先生撰文说，央视《焦点访谈》是中央政府在新的历史进程中所创制的一种新型的治理技术手段，在地方和中央利益有所分化的格局中，中央政府不仅要依赖过去的行政手段，而且也更需要运用媒体手段通过批评和揭露某个地方政府的弊政来警告其他地方政府。这样看来可能是网络媒体抢占了《焦点访谈》的政治地位。
正是网络媒体有了很高的政治地位，能够让民意直达上听，所以地方政府和官员必须降尊迂贵，也来触网，同样诉诸于网络民意。 网络媒体与传统主流媒体一样发挥其应有的监督功能，将关键信息上达最高领导，甚至在很多地方比传统主流媒体更有优势。在信息传递的快捷性和互动性方面，主流传统媒体有“时差7小时”，而网络能够提供没有被过滤的直接信息。
很多公共事件在网络中被放得很大，以至于对政治决策，甚至对政治具体制度都产生影响，并不是由于事件真相本身究竟如何，而在于事件可以承载网民的喜怒哀乐，折射当下的社会矛盾，聚焦当下人们所最关心的问题。也就是说，事件是网民借以表达的“符号”或者“道具”。
在这种情形下，网民不断战胜他们心目的贪官，而且取得一部分胜利。过去的监督经常会受到控制和打压，导致公民对舆论监督没信心、不参与，原因就在于说了白说，没有收到鼓掌和赞美。而在网络上，不仅很少受到控制和打压，而且还有成就感，甚至时不时的还有来自中央的回应和肯定。网民越发信心大增，越发带劲地搞网络监督。
网络监督是一种“公共权力”。在网络上，任何一个公民都在场，都有说话的权利，而且说话“还有用”，这时候网民就能找到主人公的感觉，就会珍惜自由和权利。不管是《信息公开条例》颁布之后的公开信息申请大潮，还是要求官员财产公开的强烈呼吁，都是渴望公民在场，可以“说得上话”。 找到主人公的感觉，就扭转了过去对政府或者部门的无条件服从，能站在一个理性的角度上，肯定他们对的地方，否定他们错的地方。政府或者部门的权威，就必须在其真理和智慧程度上，满足服务于国家利益这个标准，而不是“教皇就无谬误”。
其实有关部门不必担心网络媒体，尤其是知识分子聚集的网络论坛，已经逐渐走向成熟、温和与理性的引导，已经使这些论坛成为网络民意的领头羊，至于门户网站的那些青年人发泄都构不成对主流网络民意的颠覆。有了意见领袖与普通网民，当意见一致的时候会发生共振。但意见不一致的时候，网络意见领袖会阻挡分化网民。说明网络民意已经趋于成熟。如果说情绪性反应是未成年人的行为，逐渐趋于理性的网络民意也就是走向了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