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泳:民主党派高层人物的两封信

历史人物的个人命运总是和一些偶然选择相关,但这种偶然选择,在事后观察却常常能看出他们个人的品格和在历史关头对国家及时代的责任

历史人物的个人命运总是和一些偶然选择相关,但这种偶然选择,在事后观察,却常常能看出他们个人的品格和在历史关头对国家及时代的责任。

1957年5月间,同为中国民主党派高层人物的黄炎培、陈叔通和陈铭枢共同来到了历史的关头,他们本都是忧国忧民的热心人物,面对一件今天看起来毫无悬念的历史事件,却做出了不同的判断。很难说他们的个人选择存在投机心理,但最后的结果是陈铭枢成为右派,而黄炎培、陈叔通却躲过了这一劫。

事情起源于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决定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陈铭枢赞成毛泽东的这个选择,而黄炎培、陈叔通认为中国不能没有毛泽东。一个历史细节是黄炎培、陈叔通选择先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写信,表示忧虑,主张慎重,而陈铭枢却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赞成毛泽东退职,认为这是消除个人崇拜,是礼让为国。历史非常简单,陈铭枢的信惹恼了毛泽东,而黄炎培、陈叔通的信,却给毛泽东留下了曲折表达他内心真实想法的余地。

1957年5月1日,陈叔通、黄炎培给刘少奇、周恩来的信中特别提到:“昨毛主席于会上最后提到下届选举主席不提毛主席的名,并嘱我们透露消息。”毛泽东在陈、黄信上有几处批示,其中一处是:“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毛泽东还在信上特别说明:“请看末页我写的一段话及文中四处注解,都要印上。”这四处注解透露了毛泽东的一些心声,其中一处说:“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几乎同一时间,在陆定一报送中央的一份《高等学校整风的情况简报》上,针对当时北京大学一个学生的文章《我的忧虑和呼吁》特别批示:“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这个北大学生的文章即注意到了当时中共高层的分裂。综合当时的一些历史细节和文革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彭真的冲突,应该说,由“鸣放”到“整风”的突然变化,可能确实与中共高层的分歧有关。

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史料,《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有黄炎培、陈叔通给毛泽东的信及毛泽东的批示,但却没有收陈铭枢的信,但我们可以通过其它史源来寻找陈铭枢致毛泽东信的内容。

1958年12月16日,民盟中央召开过一个座谈会,当时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曾传达了周恩来在12月15日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的一次讲话,这个讲话内容完整保留在当时民盟中央内部出版的一份“阅后收回”的《中央工作通讯》(1958年第1号)上,我没有查最近出版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不知是否收了这个讲话?我感觉不会收。

周恩来的讲话是要向民主党派解释,中央赞成毛泽东的选择,但同时又认为陈铭枢给毛泽东的信是“恶意污蔑”,但却始终没有正面公开陈铭枢的原信。周恩来说:“正在这个时候,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进行猖狂进攻。右派头子陈铭枢于5月18日上毛主席书对主席进行恶意污蔑,造成主席退职,说是可以消除个人崇拜,是礼让为国。陈铭枢和其它右派分子,在当时以为有机可乘,如毛主席退职,可以按照资产阶级的办法,来轮流坐庄。因此,在去年五、六、七月,忙于反右整风,毛主席所提出的意见,所以暂时只好不谈。”周恩来讲话,从国内国际六个方面分析,认为毛泽东退职的选择时机是成熟的,顾虑是可以解释的。但对黄、陈和陈铭枢二信的判断却是:“所以现在提起两封信,很有必要。右派同我们是敌我矛盾,是怀有恶意的。黄、陈二老写信,表示忧虑,是出于善意,但这种忧虑是暂时的。说到最后,主席的考虑仍然是正确的。”毛泽东内心是真退还是假退?后来的历史作了很好的说明?刘少奇、周恩来内心是真想让毛泽东退职,但还要讲出许多“中国离不开毛主席”的理由,还是黄、陈更了解毛泽东,而陈铭枢则以假为真了。

1997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陈铭枢回忆录》,基本没有涉及他1949年后的经历,但他给毛泽东的信却成了历史的重要文献。当时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相当复杂,民主党派高层人物忧国忧民,凡顺应世界潮流的建议,一般总与政治斗争发生冲突,常常为人利用,在那种政治内争中,不可能再有什么是非,中国当代历史的复杂性常常体现在这些细节中,传统政治讲权谋,现代政治讲诚信,陈铭枢用现代政治思维判断毛泽东的选择,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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