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2002年的一天，李锐在与他的老朋友在一个饭桌上（当时本书作者也在这个饭桌上）说，在延安，毛泽东曾戏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照书本知识说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哈哈大笑，说：“其实是一样的！”毛泽东这个理解不足为怪。他是在中国农业社会成长起来的，没有接受过西方民主法治的教育，对农民起义改朝换代情有独钟，在他眼里，总统和皇帝都是君临天下、统率万民，当然没有什么不同。
1981年11月14日，在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案时，朱德的秘书陈友群提供一个情况：1950年4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节的口号中，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审定时，竟然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毛主席万岁！”这个几亿人呼喊了几十年的口号竟然是毛泽东自己要别人喊的。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其实也好理解：要“君临天下”就得有人山呼万岁，在专制社会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法国大作家兼哲学家安德烈．马尔罗曾经问毛泽东：“你是不是把自己看作是16世纪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泽东回答说：“当然我是他们的继承人。”（见《尼克松回忆录》中追忆访华部分）
——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教授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
不久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是枪毙国民党留下的那些特务、狗腿之类。那时候我在团中央，认为这些都是天公地道的。许多青年也大都如此认为，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拼命与其父母划清界限，衷心地以此为荣。但就在这时候，已经开始有扩大打击面的迹象。……
接着是“三反五反运动”。反对资本家偷税漏税，我本来是双手赞成的；反贪污我也拥护。可是，不久就规定了每个单位贪污分子的比例，即每单位必须打出百分之五。……
接着就是肃反运动和“清理中内层”。最奇怪的是那“肃反”的做法，即：并没有发现本单位任何人有什么参加反革命活动的线索，只是叫每一个干部都详详细细向全体同志背一遍自己的历史，大家侧耳倾听。用鸡蛋里挑骨头的方法，挑出他叙述中的破绽，随即“打开突破口”，进行追问。问得他越说越不圆，然后据此定为重点，这就把“反革命”找出来了！这办法说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是当时的确是这么干的。……
接着是批《武训传》、批胡风和因《红楼梦》而批判俞平伯、冯雪峰的运动。以前几个运动也大半涉及知识分子，这回就专门向知识分子开刀了。……
——韦君宜《思痛录》“第二章解放初期有那么一点点运动”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
▲我们家族世代教书，我爷爷曾在民国时期任北平怀柔县（今北京怀柔区）县政府教育科长（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长），中共建政初期，他失去了公职，有一段时间在街道被监督劳动。三年大饥荒时病饿而死。
对老崔来说，最难熬的是“文革”那几年。虽然从62年以后就抓阶级斗争，没少参加批斗会，但那时还不大打人。“文革”期间就不同了，人们好像都疯了一样。对阶级敌人能不能动拳脚，成了革命觉悟高不高、革命斗志强不强的主要标志。于是，只要召开批斗会，不管是斗阶级敌人还是当权派，他和其他一些四类分子就要自觉地站到主席台下，随时接受革命群众的“文攻”和“武斗”。他那几年身上挨了多少拳脚，自己也记不清了。最厉害的一次是新当选的大队革命委员会委员大亨用棍子打的，使他有好几天从床上爬不起来。那次是大亨让他讲过去都吃过什么奇巧的东西，他好不容易想起来小时候吃过一次“油炸冰棍”。大家很纳闷，冰棍见热就化，怎么能用油炸呢？他说，是把冰棍挂上面糊，用笊篱端着，放入热油里马上就端起来，面糊熟了，也把化了的冰棍包在里面了。他说那不过是厨师为了哄他开心做着玩儿的，并不是真的当做饭菜。大亨恶狠狠地说：“那时候贫下中农都饿得要死，你他妈的大鱼大肉吃腻了，还要吃你娘的什么油炸冰棍！你该死不该死？”他连声说：“我该死，我该死！”“该死我今天就让你死！”大亨举着棍子朝他背上砸下来。他惨叫一声昏了过去。后来听说，大亨还要打，被别人劝住了。他知道，不是别人劝阻，那个二百五真会把他打死的。
——廖亦武《最后的地主》[美国]劳改基金会2008年出版
我这一代人是听着“地主的故事”长大的，那是“标准”的地主，诸如高玉宝的周扒皮、白毛女的黄世仁、琼花的南霸天、四川大邑的刘文彩、潘冬子的胡汉三，等等，无非秃顶凸腹、山羊胡子、贼眉鼠眼，可是这一茬“地主的故事”威力无穷，其历史功效非同小可，不但是四九年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基石，更是全民疯魔、红卫兵泛滥、女学生鞭死校长的全部行为的底火，甚至，毛泽东非整死刘少奇不可，也须借助这一路向的诠释才能圆说，虽然他俩不免皆为他们自己定义的“地富子弟”，真是堪称二十世纪奇观一桩。烟消云散之后，待到老威来给我们讲下一茬的“地主的故事”，却难了，因为世道变了。虽说是世道变了才容他来另讲一套，可不幸的是，他遇上了一个“盛世”，在那里连“帝王戏”都演滥了、“尊孔秀”都做腻了之后，大伙要看“身体书写”了，不久连那一套也懒得有人读了，那么，还有谁肯来听新一轮的“地主的故事”呢？况且，这世道是不是已经诞生了新世代的地主也难说，反正新世代的资本家已经被允许“入党”了，相应地也会产生新世代的“贫下中农”和“无产阶级”，而他们又在“仰望北斗星”似的怀念毛泽东，那正是制造了老威版本的“地主的故事”里的一切苦难的魔王。……
一个东方农耕大国的一场革命，说破天去也跳不出庄稼人的那点事。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是农民，则用西方引进的某种学说，将其中的一小撮，比如百分之五设为“另类”，用以动员、控制和统治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五，这就是中国人对马克思的“创造性运用”，也即“阶级斗争”的精义，这点诀窍，便叫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我们其实无须黄仁宇先生另作诸如“上层结构、下层结构”的深奥诠释，而“大救星”毛泽东的全部本事不过是捉弄农民，除此之外都算不上神话。……说来荒诞的是，曾经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了一场“农村包围城市”的庄稼人，到头来却被城市、资本、开发等怪兽组成的巨大权势围剿得暗无天日。“打土豪、分田地”之后半个世纪，农民这个阶层又沦落到了几近爆发“土地革命”的境地。……
“口述实录”体，几成廖亦武的唯一书写姿态，从《中国底层访谈录》到《中国冤案录》，再到眼下这本《最后的地主》，无疑，见证成了他还能剩下的书写冲动。
——苏晓康《“让我们来讲故事”——阅读廖亦武兼谈见证与文献》2008年
一件令人悲哀、同时也令人鼓舞的事是:看到像伊斯门这样有名的老牌共产党人重新发现了这个真理:
虽然，我必须承认，我缓慢地得出了下面这个结论，但它现在对我来说是很明显的（他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私有财产制度是给人以有限的自由与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马克思则希望通过消除这个制度来给与人们以无限的自由与平等。奇怪得很，马克思是第一个看到这一点的。是他告诉我们:回顾以往，私人资本主义连同其自由市场的发展成了我们一切民主自由的发展的先决条件。他从未想到，向前瞻望，如果是他所说的那样，那些其它的自由，恐怕就会随着自由市场的取消而消逝。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1972年6月1日，因反革命罪在1952年入狱的教会领袖倪柝声，在狱中离世。他离世后两周，《香港时报》发表文章，根据大陆156种报纸、57种杂志作出了一个确切的、但不完全的统计：
1950年—1953年的“三自更新运动”期间，被监禁的新教徒约6万人。其中被处决的共10690人。在1957年—1958年“三自爱国会”领导的反右斗争期间，被划为右派的新教徒不计其数，其中被处决的有2230余人。
——王怡《与神亲嘴》2008年出版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运动中，在部队任职的父亲向组织汇报了在民国时期曾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事，由于当初入党时没有讲，被指隐瞒历史问题，所以我父亲受到“停止党内生活”的处理，被安排转业到地方工作。在此后的历次运动中，这一所谓“历史问题”屡次给他带来厄运，长期被压制，并连累我们这些子女。
图3林昭
1950年8月，当时在中共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的林昭（图3）参加了土改工作队，深入到苏南农村。林昭在给倪竞雄的信中写到：“我现在真是一无所求，就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受到激动。”同学倪竞雄回忆说：她对毛泽东“非常虔诚，虔诚到极点，称毛为父亲。”
——许觉民编《林昭,不再被遗忘》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
林昭从起初一个毛泽东的信奉者，到一个对专制的不妥协的批判者，最终回归基督信仰，成为一个对刽子手心怀怜悯的殉道士。近年来，她被自由知识分子们誉为中国的圣女贞德。
——王怡《与神亲嘴》2008年出版
画家董希文一九五三年画了一幅大型油画《开国大典》。画中，毛在天安门城楼讲话，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厢站著开国元勋们。董曾为此被请到中南海，受到毛泽东的当面夸奖。随后此画印了几百万张，进入千家万户。但五五年打倒高岗后，中共即强令画家修改，抹去高岗，换上了一盆花。（文革中刘少奇被整死后，又令画家改画，将刘少奇从画面涂掉，将立在后排的董必武移来填空。这是后话。）
——丁抒《人祸》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1年出版
没有人类的历史，只有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无数的历史。政治权力的历史是其中之一，而它被提高至世界历史。但是我认为，这是对一切得体的人类概念的冒犯。再也没有比把贪污史、抢劫史或放毒史当作人类史更糟糕的事。因为权力政治学的历史不是别的，而是国际犯罪和集体屠杀（它当然包括某些掩盖它们的企图）的历史。这就是在学校中讲授的历史，有些最大的罪犯被颂扬为历史的英雄。
……但为什么恰好选择了权力的历史，而不是宗教史或诗歌史呢？这里有几个原因，其中之一是权力影响我们每个人，而诗歌只影响少数人。另一个原因是人有权力崇拜的倾向。毫无疑问，权力崇拜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是洞穴时代的遗迹之一，也是人类的一种奴性。权力崇拜起源于恐惧，是一种应当受到轻视的情绪。权力政治学为什么成为“历史”核心的第三个原因是那些掌权的人要别人崇拜他们，而他们因此可以实现他们的愿望。许多历史学家是在皇帝、将军和独裁者的监督下写作的。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由于不抢就没有吃的，红军就不得不为了几头牛羊大仗。毛泽东告诉我，他们当时流行一句话叫“一条人命买头羊”。他们在藏民地里收割青稞，挖掘甜菜和萝卜等蔬菜，据毛泽东说，萝卜大得可以一个“够十五个人吃”。他们就是靠这种微不足道的给养过大草地。毛泽东幽默地对我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三联书店1979年
他跟我长篇大论真正民主的形式,指导我如何成为人民的领袖,如何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後,他在椅子上挪动以接近我,并耳语道:「我很了解你。但宗教当然是毒药。它有两个缺点;危害人类和障碍国家进步。西藏和蒙古都受其毒害。」
我大吃一惊。他暗示什麽？我极力镇定自己,却不知道如何理解他。我明白,他当然是宗教的死敌。但他似乎对我真诚地友好和爱护。他在这一非常评论后,跟我一起朝轿车走去。分手时,他只让我注意自己的健康。
——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自传《我的人民和我的土地》1962年
在稍后的一次私下会晤毛表示我能到北京，他很高兴。他继续说中国到西藏的整个目的是要帮助西藏人。“西藏是个伟大的国家。”他说：“你们有辉煌的历史。很早以前你们甚至征服了中国许多领土，但是现在你们落后了，所以我们要帮助你们。到二十年只能你们就会领先我们，到时候就轮到你们来帮助我们。”我简直不相信我的耳朵，但是他说的那么确定，不像是门面话。
这次是我们最后一次会谈。……在以后他靠近我说：“你的态度很好。宗教是一种毒药，第一它减少人口，因为和尚、尼姑必须独身；其次它忽略了物质进步。”这时候我觉得满脸火辣辣的，我忽然非常害怕，心想“啊！原来你是的毁灭佛法的人。”
……中共当局与西藏行政当局，历史十年的紧张共存后，一九五五年的夏季无疑是最好的一段共处时光。但是西藏的夏季太短了，没有多少个星期，中共在西康、安多的活动就传到我的耳里。只能公共不但没有让藏人过自己的生活，反而开始片面地推行各种改革。中共针对马匹、土地和牛群征收新税，破坏之余还外加侮辱，连庙产也要清算、扣税，许多财产被没收充公，中共地方干部也依据他们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来重新分配土地。地主被公审，并且以“反人民”的罪名受到惩罚，令我恐怖的是，有些甚至被处死。中共当局开始把这些肥沃区域游牧耕作的数万农夫集中起来。对我们的新主人来说，“游牧生活”令人厌恶，因为它带有野蛮的意味（事实上，中国人叫西藏人“蛮子”）。
寺庙的失误横遭中共干涉，中共也开始灌输地方民众反宗教的观念。和尚和尼师都蒙受极大的苦恼，他们遭受公开羞辱，强制参加消灭昆虫、老鼠、鸟一级所有害兽、害虫的计划，中共当局明明知道杀生违背佛陀的教义。如果他们拒绝，中共就施以毒打。与此同时，中共在拉萨却若无其事。中共不干涉首邑的宗教活动，显然希望他们在别处为所欲为时，还能留给我一个安全的假象。
……那年仲夏，从西康直到安多都在作战。自由斗士在冈波扎希的号令下，人数与日俱增，攻势也越发凌厉，中共更是奋力还击，他们不但用飞机轰炸各村镇，还用炮轰，把整个区域夷为平地。西康与安多居民逃来拉萨在附近平原搭帐篷居住。他们传来的消息有些惨绝人寰，令我觉得难以置信。中共用来嚇阻他们的手段，残酷得出乎我的想像。直到我一九五九年读到国际法学家委员会（ lnternationai Commission of Jurits）出版的报告，我才算相信了我听说的这些事：钉十字架、凌迟处死、开膛破肚及分尸都是稀松平常。砍头、火刑、毒打致死、活埋、把人捆在狂奔的马后拖死、倒吊、货捆住手脚丢入冰水也层出不穷。为防被害者在绑赴刑场途中大喊“达赖喇嘛万岁”，还先用挂肉的钩子扯断他们的舌头。
——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回忆录《流亡中的自在》香港联经出版社1990年12月
毛主席在1956年1月初召集了34各部门的负责人汇报情况研究问题，……我自己手头还有一个听了第一次传达的纪录，里面很有一些在反右以后绝对听不到的话，抄不胜抄，就举几条作为例子吧：
“中央成立一个体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划分权力。”
“美国发展很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反对它的帝国主义。”
“苏联只有一个党，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
——李慎之（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只有在自由主义时代，法治才被有意识地加以发展，并且是自由主义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由在法律上的体现。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毛泽东本人在1956年4月25日和28日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我看这应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
▲辍学后，我每天都到生产队里参加劳动挣工分（1955年各村都成立了生产队），那年我15岁。因为年龄小，平时很少干农活，比起大人来就不行了，所以挣的工分不如别人多，可是妈妈特别知足。到了冬天，西河都冻成了冰，这时正是积肥的好季节，每天到队里参加积肥，男人们把河里的冰刨起来，再把河底下的冻泥用镐头刨出来，妇女们再把这些冻泥用排子车拉到田里，一堆一堆地放好。我一连干了三天，就累得起不来床了，妈妈暂时不让我去干了。可是在家也闲不着，每天给合作社加工手工活。我有时帮妈妈纺线，用压扁了的高粱秆皮编锅盖，主要是绣枕套花，绣一对枕套花只挣五角钱手工费，如果绣的质量不好还得减钱。那时张辛庄是属大孟庄乡管辖，每次交绣花手工活都得到乡里去交，每次都是参加绣花的人和组长一起去，为的是拿到手工钱，顺便就在乡里粮站买些粮食回来（玉米每市斤八分钱）。为了多买一点粮食，每天晚上全家都睡觉了，我就把一盏油灯放在窗台上，一个人坐在那儿一直绣到深夜。等妈妈他们都睡醒一觉了，我还在绣，这也是造成高度近视的原因之一。
有一次跟着组长去交枕套花买粮，正在粮站买玉米时，我突然感到头晕，心里不好受，脸色也不好看，卖粮的人问：“这闺女是怎么啦？”我们组长老白婶说：“这都是饿的。”的确也是饿的，因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吃得不好，营养跟不上，再加上熬夜绣花，所以经常闹头晕病。就这样休息了一会儿，等头不晕了，才背起粮食口袋往家走。大孟庄离张辛庄八华里路远，因身体虚弱，又背着十几斤粮食，就觉着八里路好像有十八里远似的，好不容易到了家，一进门就躺在炕上起不来了。
（1956年6月）……回到家后，我向全家报了喜讯：我被录取了，并且被分配到天津工作。全家人高兴得连嘴都合不上了。我考上工作的消息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在当时来说就好象村子里出了一个女状元似的，都觉着很新鲜。……
……临走的那天上午，我背起行李，妈妈送我到公路上，我忽然想起老胡同志发给我的两元钱，除了回家车费用了五角钱，又买了牙粉、牙刷、毛巾等用品外，还剩下九角钱，我对妈妈说：“我还有九角钱，给您留下五角。”妈妈说：“那你的车费就不够了。”我说：“我先走一站地，到定福庄车站再上车，车费不就够了吗。”妈妈接过那五角钱就哭了，我劝妈妈说：“妈妈，您别哭了，我到了杨村公司就发给我工资了，等我到了天津，马上就给您寄钱，从今后您再也不用发愁了。以后，我每月都给您寄钱，有时间我就回家看看。”为了不耽误上车时间，只好和妈妈分手了。可是我往前走了一段路，回头看看，只见妈妈还站在那儿没走。我向妈妈摆摆手喊了声：“妈妈——您回去吧——”这时，我又见妈妈抹着眼泪。我很理解此时此刻妈妈的心情，她总觉着我这次是去天津大城市参加工作，身上却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大热天还穿着一件长袖中式黑上衣，妈妈觉着委屈了我。同时，为了给妈妈留下五角钱，我在这炎热的夏天，背着行李，还得走一站地（五里路）。也许她还想起以前的许多事……所以她总是掉泪。这时，我只好头也不回地加快了脚步，往前走去。
——摘自我母亲的回忆录
图4
毛的私生活骇人听闻。外表上，他凝重端庄，而又和蔼可亲，俨然是一位忠厚长者。但是他一贯将女人作为玩物；特别到晚年，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他没有别的娱乐，玩弄女人成了他唯一的乐趣。汪东兴说：“他是不是觉得要死了，所以要大捞一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这么大的劲?”江青说过：“在政治上，无论苏联和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哪一个能斗过他(毛泽东)的纵横捭阖的手段。在生活问题上，也没有谁能斗得过他，管得住他。”
……毛的食品检查制度很复杂–也是引用苏联模式，但大都沿袭封建帝制的方法。一九五零年毛自莫斯科返国后，警卫局请来两位苏联的食品专家，目的是让他们指导，如何使食品安全可靠，不至于被人下毒。在这两位专家的指教下，先设立了一个大的巨山农场，生产各种蔬菜、肉类、家禽及蛋、奶，专门供给中南海内的“首长”用。又在警卫局下成立了供应站，农场来的食品，集中到站内。站内设立生物化验室，负责化验食品的新鲜及养分；毒物化验室，负责检验食品中有无毒物。另又建立食品试尝制度，在“首长”入口以前的各种食物，都要由试尝员先吃一定的数量，以免“首长”中毒。这种检验方法在警卫局内成为一套制度以后，全国各大省群相效仿，确实劳民伤财。
毛一贯以贾宝玉自居，以能左拥右抱为一大乐趣，“丰泽园”几乎成了当年的贾府。也正因为此后他的“后宫佳丽”越来越多，“争风吃醋”更使他飘然，更加以贾宝玉自居。毛这位反抗英雄跟我说：“我不是圣人，我也不想做和尚。”……
数年后我才了解举办这些舞会的“内幕”，所谓警卫团政治处文工团是由汪东兴负责组织，其真正目的在于提供毛娱乐，并非官方所说，是为了服务警卫团。文工团挑选年轻、“可靠的”女团员做为毛的舞伴。
一九五七年，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在政治局给毛提意见，问毛为什么要在警卫团成立文工团。彭是政治局委员中最直言敢谏，勇于向毛挑战的领导干部。彭斥责毛弄个“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并直斥罗瑞卿、汪东兴不干好事。因此，警卫团文工团被撤销，但毛并不缺女伴。其他文工团的女孩子–北京军区、空军、铁道兵、第二炮兵文工团等都来
陪毛。
……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毛担心的不是他的不孕症，而是性无能。他一直相信性生活活跃期是在十二岁到六十岁之间。他讲他年轻时，在韶山曾和一个十二岁女孩子有性关系。他一直对此事津津乐道，回味无穷。
一九五五年这时毛六十二岁，深恐从此丧失性能力。也是在此时毛开始有阳萎现象。毛坚信性能力和健康有直接关联。在我刚去他那里工作时，他正由别的医生建议肌肉注射鹿茸精，我不同意这种治疗，但骤然无法使他中止。随着他自己的年龄越老，他将上面说的年限不断扩大，最后成了“男女年龄在十一岁到八十岁之间”。这无非是以他自己的性经验做出的结论。……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他相信一些长寿的药，也想寻求这类药。例如，那时宣传很多的罗马尼亚医生勒普辛斯卡娅的长寿法，用肌肉注射奴佛卡因，即她称为H3的。他很相信，要来了一些相关资料，详细看过，按法注射了将近三个月，他自觉没有什么效果而停止。
以后他还是要我找既安全又有效的壮阳药。我同泌尿科和精神科医生商量后决定用暗示治疗，胶囊内装上葡萄糖，取了一个名字，给他服用。
后来我发现毛在权力斗争高度不稳定的状态下，阳萎现象最为严重。一九六零年初期，他势如中天，阳萎突然完全治愈。毛和江青
那时早已不同床，但毛跟那些年轻女孩完全没有问题——同床的女人数目增加而平均年龄骤减。
……毛的神经衰弱与一般人原因不同。毛神经衰弱的最终根源，在于他对其他领导同志可能反抗的恐惧。共产党中没有几个毛真正信任的人。五十年代中叶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发生的问题不断增加。每在这种情况，毛就会长期失眠，在毛苦想应对战略和得到最后胜利的数周、数月中，睡眠变得非常混乱。我在初任他保健医生时，不清楚他正困在对农村合作社化的反弹险境中，而我帮他治疗的失眠症，是政治斗争的结果。
毛的内宫中，如果说江青是最依附毛生存的人物，叶子龙则是对毛最有用处的人。叶子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室主任，兼毛的机要秘书并管毛的家务。后来我从汪东兴那得知(叶也亲口告诉我)，叶也给毛找女朋友。叶替毛从各种来源提供女孩——机要秘书室、机要室。他都挑选一些单纯、容易指挥控制、政治上可靠的年轻女孩。叶住在中南海，毛的菊香书屋的后面。叶安排年轻女孩进入中南海，先躲在他房屋内，等江青睡熟时，再把她们从饭厅后面送进毛的卧室。凌晨时分再送女孩出中南海。
（作者简介： 李志绥医生，一九一九年生于北京。他的家庭属于世代相袭的医生世家。李医生的大曾祖父是满清同光年间的御医。一九四五年李医生获得医学博士。一九五零年以后成为中共核心内医疗机构的主持人，并自一九五四年起被任命为毛泽东的私人医生，直至一九七六年毛去世为止。一九八零年后李医生被任命为中华医学会、中国老年学会副会长，并主编《中华医学杂志》及《美国医学杂志》中文版。一九八八年移居美国，与他的两个儿子及儿媳住在一起。）（李志绥1995年2月13日去世——笔者注）
——李志绥（图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10月
禁止怀疑和理智分析，而仅从建立在感情、偏见和愚昧的基础上的迷信和盲从来对待知识，这只不过是痴人说梦话，自欺欺人，因此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允许怀疑的问题。（刘绩生《我要问、问、问？？？》）
“不论是政党，也不论是个人，决不能说过去正确，以后也就正确。看待一个人或政党，首先不在于他过去做了什么，有过何许伟大的贡献，而是在于他今天正在做些什么？……今天在我国广泛流行着的对共产党的某种崇拜，是十分有害的。……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集于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反右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王书瑶《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
一个政党也好，一个人也好，进步的标准是能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发展的要求，能不能推动社会进步。（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二次发言》）
“争取民主，也就是争取好的国家和好的法律，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人民的意愿可以充分表达出来并加以贯彻。国家的组织形式及法律程序等不合人民的心意时，可以用民主的方式更换或加以修正，可以不用暴力而实行一些彻底而有意义的改革。”“集中与民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否则民主将被限制而成为‘集中的民主’。民主的集中是民主，‘集中的民主’不一定符合大多数人民的意愿。”（王存心《“利己主义”原理》）
社会制度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文，它要有书面条文的根据（宪法根据），更要有社会风气、社会力量的支持，它是活在广大人民生活中间的有生命的东西。（陈爱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
——以上作者均为1957年的北大学生（摘自《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储安平《“党天下”——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
鲁迅之子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一书提到的一个重要政治情节：1957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参与其中。谈话之间，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对这个大胆的设问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吃惊之余，不敢再做声。
——张绪山《毛泽东棋局中的鲁迅 ——从“假如鲁迅还活着”说起》《炎黄春秋》2009年6期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毛泽东回答说：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不会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未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
以前如《十字架》等纪录片，还有一些文章，都可以有一个倾向，就是单单把49年后中国基督徒殉道的那一面渲染了。所以我这篇文章的重心，是要谈中国基督徒在1949年后如何大规模背弃信仰的那一面。但我仍然认为，与当年基督徒中的殉道者和护教士相比，中国知识分子的骨头和人格都显得格外的可怜。
把基督信仰和共产主义相提，认为只要宣称其信仰为真理或坚持真理的一元化，就是狂妄或必然导向专制的。老实说，这是自由主义者们一种通常的见解。我想在这一点上，你对基督信仰仍有很大的误解。Pilgrims，我并不是一个接受自由派神学影响的基督徒，而是一个接受圣经权威性和教会的信仰传承的，保守的基督徒。其实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当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原始（原教旨？）意义上的一个信仰者，开始出现在公共领域时；对知识分子们常说的信仰自由和思想宽容来说，真正的考验这才开始了。对基督徒知识分子来说，你所批评或怀疑的，对我们都是一种考验。而对不接受一种绝对的宗教信仰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这也是一种考验。当一个不相信宗教的人，声称自己支持或主张宗教信仰自由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主张到底开出了一张怎么样的支票？这真是很有意思，从某个角度说，中国的汉语知识界，从来还没有经受过这种信与不信的群体之间的、在私人交往与公共表达等各个领域中的，一种真正的和尖锐的相互考验和相互尊重。说到这里，其实我还挺兴奋的。因为无论对你还是对我而言，这意味着一个伟大的时代当真已经开始了。
——王怡《与神亲嘴》2008年出版
图5农村小高炉群1958年
图6 1958年人民画报报道
图7 1958年中国大跃进时的人民日报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一个高级社(现在是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只要你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啊！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肯定灭亡，应当灭亡。”……
——李锐（原毛泽东秘书）《庐山会议实录(增补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