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因言获罪者众，因书画获罪者相对少些。到了近现代，乃至更后，书画获罪，多与所谓伤风化有关“风化”是罪罚制度与绘画等艺术之间最为基本的冲突点，苛严的伦理与规范，可能来自人们对性及肉身的羞耻心，但传统西洋画对人体美由来已久的崇拜与迷恋，又使描摹人体成为艺术技能训练的最基本要求，受西洋影响至深的当代中国绘画等艺术，很难摆脱人体表现这一强大根系。人们常常归纳诸样冲突中的革命激情、政治兴奋，我倒愿意说，艺术所引发的所谓政治风云，往往是由情色或色情而起———当艺术触动了人类的羞耻心，那就很容易“政治”了。
绘画等造型艺术与语言文字一样，都有颠覆力，但为什么各自的获罪几率有别？事实上，书画即便获罪，最终也会透过言这个东西来凿实。由此，我想到，也许形象艺术比文字更具隐喻功能，文字相当于证词乃至证据，像“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样的隐词遁语，就极容易惹来杀身之祸，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到了清代，就不至于被当成反清复明之逆反妖孽。一个斩头灭族，一个如珠如宝，命运迥异。绘画等艺术，弃用、简约或疏离文字，而今所谓观念艺术，也不是透过文字，而是透过影画、装置、行为等方式表现出来，艺术与文字仍然有“隔”。这个“隔”，使人们在理解艺术的过程中，遇多一重障碍，而艺术本身，却多了一重保护。今天，文字皆畏缩不前、自我封锁，艺术反而大放异彩，与这重天然的保护关系十足，换言之，艺术比文字更自由，所以，当文字稳重时，大概不会有太多人意识到要去思考艺术的张狂。
绘画等艺术既有“不字”或“不可字”的独特趣味，也有张狂的外在优势。
《这一月，我们行为十周年：记第十届O PE N国际艺术节》（徐乔斯等图文，《画廊》2009年第10期），介绍了芬兰威廉·威赫姆斯的《全球尘土》、美国塔拉·希尔的《大雨倾盆而下》、美国杰弗瑞·伯德的《等待》、中国崔涛的《他就站在那儿》、西班牙帕蔻·纳格勒斯的《愤怒的机器》等行为艺术。这些“不字”或“少字”的艺术，所表达的，多为种种汹涌而至的情绪，行为者最终的指向，可能是荒诞无聊、暴怒狂乱。它们带有一定的控诉性，略带杀戮气息。显然，它们从来与美无关，但世界本身并不单只为美而生，丑陋与扭曲也是存在一种。它们之所以张狂，也许就是因为文字构建的世界太强势太不可抗拒。
如果说行为艺术既抽象又具象，那么，摄影艺术就相对具象。摄影技术因为离不开投射原理，所以，它不得不具象。2009年第10期《艺术当代》视点收入温迪·瓦曲丝等人的文图，主要探讨摄影艺术的变动。《拒绝旁观：50个汶川人和他们镜头中震后生活》（周世东）之文图，有难以解决的悖论，譬如，拒绝旁观反而不得不以“观”的方式表现出来，情景内部，有不能承受之重《摄影中的观看之道与自我认同》（赵静蓉，同期《艺术当代》）一文提到，镜头能够表现政治立场、道德方向、审美趣味及私密的情感。可以说，文字与图像从来没有停止过表现的步伐，但每一步，都有意犹未尽处，可见，人与世界多少浩大，实在无法穷尽。
《时间的可塑性》（夏可君，《国家美术》2009年第10期）一文，论及王煜宏的静物画。王煜宏的作品，以布面油画及装置艺术为主。以我看，她是当代少有的，能以历史布景来表达当下复杂情感的画家，她选用的色彩华美动人，如《民生三宝》、《概念与欲望》等。中西物事，在其画中能浑然一体，物事虽旧，却总有新鲜又醇香的气息。其画作之面容清秀夺目，意境却混沌广大，真正可达“无字”之地。
艺术之趣味独特及自我把持，与其天赋及自我选择有关。
2009年第10期《艺术世界》，以“混在90年代”为主题，既谈《艺术世界》杂志的十年历程，亦谈90年代中国艺术的成就及变迁。文字这一块，它有一个仕途在召唤，而艺术创作基本上没有仕途，尤其是现代，艺术创作选择了资本市场，或者说，资本市场一直在选择艺术创作。90年代出现的展览规范及策展人，改变了中国艺术的生产及经营方式，甚至，改变了中国艺术的价值，作品展示进入了正式的展厅、进入了私人画廊，艺术成为事业一种。90年代，访华、海外、造星计划、草根、女性等名词纷至沓来，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在激发价值欲望的同时，也激发了多元创作的激情。
也许当代艺术不比文字更先锋，但我相信，比之文字，他们有更天赋的直觉及表达，至少在当下，艺术更多元更大胆，它们没有仕途负担（但为钱途忧郁）。只不过，当代艺术有点历史决定论，他们不断强调自己与前人的决裂及不兼容，其自由是以反叛的姿态所获取，所以，这一新陈代谢的过程，代价不菲。艺术为当代与未来而焦虑，收藏却为历史而深谋远虑，这就是现实之悖，总有某种力量在拯救艺术的生命。
文学期刊
纸上的泪痕
《北京文学》，2009年第10期
散文《我所知道的打工生活》（塞壬），写及保安、电工、清洁工、仓管的“生活”———也许日常遭遇比生活一词更适合，前者匍伏于生计，后者为尊严留下相对多的空间。年轻女子身体的性感部位，在饥渴而放肆的目光注视下，反显得生命强壮。被文字遗忘或曲解的人群，于失望中，反复嫁接希望。渗于纸上的泪痕，不是出于盲目的同情。无力的观望，最痛楚。
爱需要安慰
《小说月报》，2009年第10期
中篇小说《水色时光》（罗伟章，原载《江南》2009年第4期），语言顺畅，叙事娴熟：“父亲”不幸成为植物人，“母亲”守了他三年，时光摧毁了爱，“母亲”终于还是靠向了另外的男子，女儿邱家琪由无法接受到有限度地接受，个中矛盾，都出于爱。怨恨，必得经过理解这一关口，才能放下。爱到极致，需要安慰，也许爱本身，就不是从一而终。
回望往事
《小说选刊》，2009年第10期
那些过去的小说，就是我们的往事，因为它们已经属于某个时代，本期“新中国六十年纪念专辑”所收入的，《百合花》（茹志鹃）、《羊舍一夕》（汪曾祺）、《李顺大造屋》（高晓声）、《棋王》（阿城）、《安德烈的晚上》（铁凝）、《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迟子建），有的虽激情高昂但举止优雅，有的修辞密密、内心紧张。时代对个人的压抑与暗示，小说里有印记。
虚拟与神话
《十月》，2009年第5期，双月刊
欧阳黔森的长篇小说《绝地逢生》，为时势变化写下注脚：西南某省的盘江村是贫困村，在村民的努力下，最终脱贫致富，创造了现代神话。比较主旋律，语言贴近生活，行文有节奏感，花功夫不浅。陈玉慧的长篇小说《CH IN A》有点时空穿越的味道，涉及早期传教士的经历：乾隆年间，萨克森人魏瀚阴差阳错来到中国，展开对中国瓷器的探寻之旅。
文化期刊
民无信不立
《书屋》，2009年第10期
于丹将“民无信不立”释为“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论语〉“民无信不立”补释》（景凯旋）有辨疑。作者引述孔安国、郑康成、钱穆、徐复观等人，辨析“信”的落脚点。在国与在民之争，放到现代，亦可看成是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前者强调信仰与绝对服从，后者强调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制衡与互相认可，“信任有条件，信仰则无条件”。
音乐不可说
《万象》，2009年第10期
透过《我的音乐生活》、《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巴伦博依姆、萨义德谈话录》、《音乐唤醒时间》，可知钢琴和指挥大师巴伦博依姆的生活轨迹及音乐想法。巴氏的情事，令人唏嘘不已，每个人大概都有不想告人的伤痛，巴氏也不例外。布索尼说过，音乐是“响亮的空气”。“我坚信音乐不可说，能说的只是人们听音乐的反应”，巴氏的说法更像是对布氏的回应。
总统的档案
《书城》，2009年10月
据《“总统档案是人民的记录”》（利求同）一文，美国国家档案局迟至1934年方成立，美国总统档案的收藏管理，迟至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之后，才有正式规划。此前，总统档案属于“私有”，总统卸任之后带走，不利收藏，不利公众了解历史。总统档案渐渐由个人私有转为政府所有，公众的知情权与总统私隐、国家安全与档案解密之间也随之发生冲突。
东方与西方
《天涯》，2009年第5期，双月刊
《天涯》“睁开眼睛重新看世界小辑”，在描述上，大多数基本上还是采用“东方”与“西方”对立的思维，不太“世界”。骆晓戈的《金融危机下的香港社会企业》值得留意，作者没有纠缠于谁姓东谁姓西的问题，而是以个人所观所看，谈社会企业怎么改变社会，“社会企业依靠社会资本，透明的管理和权钱分离，正是为了人际关系中的网络支持与相互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