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整肃知识精英，使用的卑劣手段就是言而无信，设置陷阱，以“帮助共产党整风请提意见”为幌子，诱人上当罗织成狱——这当然是百分之百的无耻阴谋。不过一贯恬不知耻，以强词夺理擅长的毛泽东，却“天才”地“发明”了一个中文的新词汇，曰“阳谋”，以此试图证明其狡诈有理，骗人无罪，还已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了。
然而正如在大千世界中，某些事物会出现畸形变异一样，在各地遵旨施展“阳谋”的过程中，一般“正常”而普遍的作法都是或甜言蜜语进行“动员”，骗君入“瓮”，或软中带硬，咄咄逼人驱尔就范。例如诡称：“意见提得不正确，只是个方法问题，不帮助党整风，那就是立场问题了”云云。但在下面发生的这个真实的历史故事里，“阳谋”却畸变成了一种少见的形态，令人不得不佩服其伎俩堪称“独具匠心”!
事情发生在四川省兴文县。此县地处四川南部的一个偏僻山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即“反右”运动时期，该县城还建在一座山顶上，老远便可看见，但全县仅有一条街，真是小得可怜，堪称“袖珍小县城”。于是当地有一民谣讽之云：“好个兴文县，老远便看见，大堂打板子，四门都听见”。意思是说，当年县大老爷坐在大堂上问案，如果叫差役打囚犯的屁股，那打人的板子响声，全城东、西、南、北都听得见，极言其城之小也。
所谓解放后，共产党来了，“打板子”的事虽然没有了，但比“打板子”更厉害的政治运动，却一个接一个地“折腾”着这袖珍小县里的人们。1957年的所谓“整风反右”运动当然也毫不例外如期而至。在该县的县级机关单位中有座“衙门”叫粮食局，其权势虽不如公、检、法那么炙手可热，但民以食为天，这事关吃饭之事，自也是一重要部门。该局大小官员干部，连同当时各区、乡镇的粮站、仓库，人数也有百人左右。大家知道，这抓“右派份子”是按你那部门总人数来计算、有“指标任务”的。最少也得完成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否则就是领导“右倾”。当然抓得越多，成绩就越大。
当时这兴文县粮食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名叫谭东民，外号人称“谭猫毛”（“猫毛”是四川方言，即脾气暴躁之意）。此人是北方人，“一”字认作“棒棒”的“文化水平”（文盲），但却是“三八式”的老干部（意即1938年前后便参加了共军、共党的）。后“进军”西南来到这个川南偏僻小县。本来属中共内劳苦功高一族，但实在太无能，连他那“谭东民”三个字也不会写，所以只好让他“屈尊”当个县粮食局长。当了官总要批示签字什么的，他怎么行？于是给他想个办法，秘书念给他听了，同意就请他画个圆圈，然个盖个他的大名的私章。盖章一学就会，但这画圆圈据说学了三天，画出来堪与阿Q先生在堂上招供时画的相媲美。还是秘书聪明，给他买个圆规来，调好半径的规矩，谭局长一天就学会了，乐得直打哈哈！
就这么个局座书记大人，对在他局内要抓百分之五的“右派”能有什么高招呢？于是把局内专门负责抓“右派”的“五人领导小组”成员喊来说“妈P，老子不管那么多，你们不把这百分之五的右派份子给我抓出来，你们几个就去当右派”。大家听了面面相觑，知道这位“老革命”局长是说得出口就干得出来的。据兴文县内一位当年曾是谭东民同乡的老战友私下对人闲聊时透露，这谭东民有两句“口头禅”心里一急，就要脱口而出。一是“妈P”一是“日妈”。非彼即此。有一年他在家乡大忙季节时，农活忙不过来，他要想雇工来帮忙，觉得花销大，不合算，不请人、自己干，又忙不过来。越想越烦，便当着许多人脱口而出道“请人日妈不合算，自己日妈又忙不过来，咋办好呢”？众人一听，先是一怔莫明其妙，继而一想恍然大悟，一齐笑弯了腰。据说此后，谭局长的“口头禅”就只剩下“妈P”了。所以今天五人领导小组的人一听谭局长带着“口头禅”的训示，知道他心里真的急了，这百分之五的右派份子若不抓出来，那么大家这个官就别想当了。
不过这时北京已经“抓”出来了什么章罗联盟，什么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西洋镜”已经开始穿帮露底了，这无疑让大家“帮助党整风”的热情降低了许多，要诱人“开口”就更不好办了。于是这几个人经过一番暝思苦想，反复切磋，终于订出了妙计一条，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于是再度召开帮助党整风的动员大会，传达文件精神，好话说了一大箩筐。末了，更郑重其事地宣布：为了表明我们领导真心征求意见，接受意见以改进工作的诚意，我们还特意为每位提意见的同志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纪念品，留给同志们作永久的纪念，也体现我们革命友谊的真诚！会后，便把这些“纪念品”放在会议厅内一张大办公桌上。一份一份地摆在那里，敬请大家参观。
这“纪念品”其实也很简单几乎一目了然，一张崭新的床单，一个精装的笔记本压着一个没有封口的牛皮纸信封。床单和笔记本一看就明白，只是那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什么东西呢？不免让人感到有几分神秘的色彩。由于领导态度十分和霭可亲，一再对大家说“随便翻着看嘛，不要紧的”！于是终于有胆大的便伸于去把没封口的信封里的东西抽了出一看，原来是一张面额十元的人民币。
对于今天的人来说，那十元钱你送朋友的小孩买糖果，可能还觉得寒酸不大好意思出手。可1957年那时是市面上最大面额的人民币。其使用价值也远不是今天由“毛主席独领风骚”的百元大钞所能比。这么说吧！那时一个三口之家，这十元钱可节省着维持一月的生活。今天一个三口之家，没有七、八百元恐怕就很难维持最低生活。所以人们一看都有点目瞪口呆，看来领导是真的急于想请我们帮助党整风啊！
于是有的人终于被领导的至诚所感动，当然也有的人可能对那张十元大钞情有独钟。那时的中国人除极少数人外，都是低工资，普遍穷。于是心里想，不就是提点意见吗？又不是去偷、去抢，说几句话能犯个什么错？何况人家领导一再说了，意见提错了也不要紧，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领导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人家领导大人大面，还能说话不算话的吗？怎么想这事也应是十分安全，万无一失的。那张十元大钞真是不拿白不拿，拿了白拿了。于是心一横就当真去帮助党整风，给领导提意见了。当时领导态度非常虚心，“纪念品”也肯定给了，十元大钞也得到了。真是皆大欢喜啊。
后面的事不用我说，大家都会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十元的“重赏”肯定到手了，但却决不是“拿了白拿了”，而是将让你付出百倍、千倍、万倍的代价，等待着这几位的将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在“反右斗争”取得伟大胜利后召开的全局总给大会上，人家的结论是“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和一切的阶级敌人一样，总是要跳出来表现他们自己，要向党和人民猖狂地进攻，不让他们表演是不可能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总结得多么好啊，执笔者太有才了，这就叫：实事求是啊！
2009年10月10日 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