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匹兹堡峰会召开之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晤法国总统萨尔科齐时说：中国将继续採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萨尔科齐对此表示讚赏，认为“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此前，欧美国家表示将逐步结束政府救市政策，避免引发严重通胀，并且拟定在G20峰会上发表联合声明。
中国为什么要採取“逆对全球风向”的政策呢？这里面有着複杂的国内背景与国际关系考量，但最主要的是中国国内就业压力巨大所致。而就业压力又非胡温执政以来形成的问题，实乃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的滞后反应。因此，早在朱鎔基铁腕掌控经济改革之时，对此也徒唤奈何。比如，在一九九四年他就对美国商务部长霍伯特？富兰克林说：“确实，人口太多是中国最伤脑筋的问题.”
诸多政策目标难以协调
十五年前，朱鎔基的坦言是面对富氏的质疑，后者称：朱雄心勃勃的改革已经造成了增长放缓、失业上升等后果，此种后果给朱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甚至“有时是相互冲突的挑战”。
十五年后，相互冲突的挑战并没有任何减少的迹象。相反，由於拖延政治改革使挑战性问题越来越多，高压社会下掩盖的问题也有“反攻倒算”之势，如经租房政策的违宪问题，又比如核试验军人的待遇问题，以及解聘民办教师的程序合法性问题，不一而足。於是，改革就陷入悖论状态：越不想改，旧问题反映上来的就越多；而稍一改革，就会涉及不同利益集团的强烈抵抗。不能正式抵抗的就採取变相抵抗方式，如体制内改革派学者们所致力推动的《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登记制度》，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上并未获得通过.应当说，这是让“改革”一词最为蒙羞的结果，也进一步地降低了执政党的总体合法性。
同样，在全球危机对中国影响日渐深刻而不是官方学者鼓吹的回暖与企稳的情况下，只有靠高投入、高消耗的模式来维持就业率。这样，就必须以增长压发展，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的政治设计要大打折扣。其实，“科学发展观”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朱鎔基时代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冀以高科技含量替代粗放投入产出模式的设想。仍然由於“最伤脑筋”的因素之制约，“转变方式”最后不了了之，以至於成为今日胡温的负资产.因此，中央经济政策设计中不愿把信贷资源分配给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是有其本质性考量的，至少怕带来进一步恶化的环境后果，从而使“转变方式”的升级版之“科学发展观”全面失败。
信贷人权缺失下的产能过剩
中国存在严重的信贷人权问题，大量的分散经营者（如投资三至五万元的就业型店铺）没有获得国家银行低价信贷的可能，只能依靠传统亲友关系筹集季节性需求资金，或者甘愿借高利贷.相反，国企凭藉身份优势可以取得大量的低价信贷.在模拟市场利率测算中，中小民企的贷款利率水平是大型国企的二点五倍，大型国企的信贷运用效率低於中小民企百分之六十之多。如果按现行金融结构算出平均市场利率，让国企按这个利率借款，除了电信行业外，国企几乎没有一家能赚钱的！
国企的生存是建立在对信贷人权压制的基础上的，这也是中国大力鼓吹人民币国际化而又不敢实行市场化利率的根本原因。利率市场化意味着储蓄利率的大幅度上涨，从而使国企靠存款人贡献的利润完全丧失。简单地说，国企今天的赢利完全来自於对居民储蓄收入的掠夺，是居民不得不出让的储蓄资产收入喂饱了国企体系。
当然，中国国企的生产能力还是相当巨大的，这也是中国产能过剩的最大动力源。依据官方公开数据测算：到二○○九年九月底（即前三季度），中国粗钢过剩率达到百分之四十三，过剩量约为二点五亿吨；水泥过剩率达到百分之二十四，过剩量为四点八亿吨；粗钢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百分之七十六；在水泥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百分之六十三。
危险的无限制投资
中国海量信贷刺激经济增长，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暨其广义之“科学发展观”成为不可能。现仍据官方公开数据测算：二○○九年前三个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百分之九十，比二○○八年前三季度的幅度增长了约百分之三十五。如果到二○一三年初，有百分之四十的投资形成生产能力，那么，中国的产能过剩率将达到百分之二百。由此将造成大量企业停工现象，估计将有七千五百万人失去就业机会。剔除农民工的因素（约为二千二百万，因其有土地生产资料可凭），城镇人口失业纯增量将达到五千三百万.依据目前官方公开的失业率进行推算，二○一三年底的中国失业率将达到百分之三十五。
到那时，中国的全面社会危机将不可避免。政府可能要将手中的储备物资（如粮油等基本生活消费品）的百分之六十用於社会救济，不如是，就要实行“社会重新公平”，如更换新的货币、全民财产实名制而不仅仅是官员财产登记。另外，一直靠高压掩盖的社会问题也会变成社会骚乱.因此，从现在到二○一三年不仅是经济危机酝酿期，也是政治改革生死选择期。
就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政治道德来看，进行大规模投资并非是为了促进就业，至少不是以促进就业为主要目标，而是为了维持“吃饭财政”的存续.初步测算：中国地县两级政府的财政自给率尚达不到百分之五十，大量的维持性费用要靠罚款、收费来源。此外，环保控制一降再降，初步测算：全国约有百分之六十三的新上项目不符合环保要求，约有百分之二十五没有环保审批手续.因此，为了让“科学发展观”保住面子，北京在九月初重掀的“环保风暴”，结果很可能不甚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