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动的那场反右派斗争，迄今官方的正式定论，见於中国共产党一九八一年六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这场斗争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也有缺点，那就是“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当年我曾经参加中央国家机关四千人对这一“决议”草案的讨论（担任能源组的组长），有不少人对草案中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的说法是提出了质疑的，可是“决议”还是照草案写的那样通过了。关键就在这是邓小平的意见（邓是当年反右斗争中的直接负责人）。根据公开发表的《邓小平文选》一九五七──一九八二年卷所载，一九八○年三月十九日，邓小平对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於扩大化。”“杀气腾腾”这句话，邓小平说过多次，其来源出自人民大学的右派分子葛佩琦。当年《人民日报》刊登的他的“右派言论”中，确实有“杀共产党人”的话。但是葛佩琦并没有这样说，他写信给报社，要求更正，当然没有更正。值得回顾的是，一九九三年葛佩琦病逝以后，新华社发的报道公佈了他是“一二九”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一九三八年入党的中共党员，并且说他“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说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蒙受了冤屈”！除了葛佩琦之外，报纸上从未揭露过还有哪一个右派分子说过要“杀共产党人”的话，可见并不能把“杀气腾腾”的罪名落实到任何一个具体的右派分子头上。可是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共产党在给自己发动的这一场斗争作最后结论的时候，还要拿党的喉舌编造出的这四个字作为“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根据！
邓小平在那次谈话中还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他当然只能这样主张。否则较起真儿来，落实当年“杀气腾腾”的是谁，此人是不是当真说了这样的话，邓小平整个立论的根据就不存在了。
“历史决议”在肯定反右派斗争“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前提之下，承认它也有扩大化的缺点.所谓“扩大化”，也就是有五十五万多人本来不应该划为右派分子而被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受了委屈，吃了苦头.这样来认识共产党在反右派斗争这一特定历史事件上的错误，是不是太轻描淡写了呢？一九八○至一九八一年讨论“决议草案”的时候，党中央还刚刚开始提出改革开放的方针，那时，在许多方面还是毛泽东时代的延伸，党内对反右派斗争的认识确实也受到时代的局限。而现在有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作为参照，回过头来看，事情就很清楚了。今天我们至少可以得到这样一些认识：
反右派斗争，不仅是打击了多少右派分子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通过打击这些有思想有见解又敢於讲真话的人，批判了他们的主张，而那些被批判的主张现在看来，都是有助於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的。例如法学界主张的独立审判、无罪推定，经济学界主张的引进外资，许多人要求民主执政，等等，在斗争中都通通被划为反动言论。这种颠倒是非的批判，必然地迟滞了我国现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的进程。反右派斗争在历史上所起的实际作用，首先就是这一条.
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提出的路线，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而一年之后的反右派斗争，就实际走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上去了，以后一路走到“大跃进”和最后的登峰造极“文化大革命”。由此可见，反右派斗争在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事件之一，深入研究这一事件，就可以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个完整的、深刻的瞭解。就是今天遍及全国上下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也与这场斗争的遗产不无关系，可以说是共产党拒绝正视、彻底清算反右派斗争错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恶果。为了促进我国早日实现宪政，按照民主、法治、市场经济的普世规律健康发展，反右派斗争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必须深入研究的问题.
由於官方的有意封锁，甚至於销毁原始材料，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收集有关反右派斗争的资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现在旅美学者宋永毅、丁抒、周原等人和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一起，用了数年时间，制成了反右运动的数据库光碟。我只大略浏览了一下宋先生的文库目录，即很有收穫。例如，许多批判右派文章的作者，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王力这些人，后来成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重要成员.又如那许多右派言论，就是在五十多年之后，也可以看出那些知识分子当年的忧时爱国之心，看出他们的责任感、正义感，所谓的右派言论都是切中时弊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应该珍视的思想资源。特别是这批所谓右派分子在那个年代显示出的独立思考之精神，更是我们这个民族应该薪火相传的，是国家的希望之所在。我近年来一再大声疾呼的就是三件事情：“把中外历史搞清楚，把理论（主义）搞清楚，把我们这个党搞清楚，从而正确认识人类社会进步的普世规律。”现在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信息时代了，我在知识结构上已经十分落伍了，不会使用电脑，常常有热心的认识、不认识的朋友们为我送来打印好的网上的信息和文章，知道电脑、互联网是了不得的东西。我相信建立这样一个数据库对搞清楚这三个问题，是件很有意义的基础性工作，这个光碟肯定会为今后的研究者大大地提供方便。宋永毅先生和这个文库的顾问和编委们，是非常值得我们感谢的。
反右斗争时，由於自己的社会经历，尤其在延安抢救运动中坐过一年多牢，是很不赞成这样干的，在我主管的单位中，打的右派分子为数不多。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我成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成员，在水电部还打出一个“李锐反党集团”，开除我的党籍的决定中，对反右派有意见是罪状之一。我研究过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错误认识和特殊反感，他在早年就已形成。二○○八年第七期的《炎黄春秋》发表了我的万字长文──《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其中对这个问题有较详细的说明。
当然，由於种种条件的限制，特别又是在大陆以外做这个工作，收录进数据库的原始材料尽管有上万篇之多，但仍然是难以完整的。我自己随这篇序言，为数据库补充一份水利电力部党组“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关於『李锐反党集团』平反的决定”。我以九十二老叟之名，希望海内外所有同这场运动有关联的人们，大家都来关心这件事，提供自己知道的原始材料；也希望宋永毅先生和数据库编委们能借助於现代计算机技术不断增补再版，建立一个日臻完整的“反右运动”、乃至整个“当代中国政治运动史”的数据库。
二○○九年十月十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