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平面设计文献展”于2009年10月24日-11月15日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展览选取了二十世纪三个时段的三种典型招贴：20-30年代的商业招贴月份牌；50-70年代的政治宣传画和改革开放后的平面设计作品。展览第一次从平面设计的角度梳理了中国一个世纪的招贴宣传画的历程。其中，那个特殊年代的政治宣传画最为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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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连宣”艺术为政治服务
在广州画院的工作室内，早晨的空气清新。李醒韬翻开一张张三十多年前的宣传画，给记者讲述当年事。这批珍贵宣传画保存如此完整的原因，是他妈妈有搜集儿子身边物品的习惯。
“一幅宣传画，从敲定题目到最后完稿，有着十分严格的程序”，李醒韬是当年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宣传办公室美术组的组长，这个小组在70年代因其独具风格的宣传画而闻名全国。
小组成员还包括张绍城（现广州画院院长）、梁照堂和王堃源等。梁照堂1970年刚从美院毕业，就被选入创作组。他回忆：“挑人很严格，我们画了一段时间才被正式调进去，才能确定工资关系。后来我总结了：首先要画得好，其次是要出身好。”
中央美院美术馆。作为今年“北京世界设计大会”的一个部分，“二十世纪中国平面设计文献展”现场展出了几百张中央美院的图书馆藏宣传画，其中就有李醒韬、梁照堂等人当年的代表作品。
“我们以前说政治宣传画，总觉得政治性很强，都是一些斗争性暴力性的内容。但今天这个展览里呈现的作品远远超出了这个概念。是一幅丰富完整的当时中国社会建设的图画史”，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院长许平说。
这些画囊括了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工农业建设、教育、健康宣传、法律宣传等各种主题，也包括对政治口号的图解。许平认为，它从多角度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新社会、新国家体制的想象和建设的热情。这种很有中国特色、风格独特的宣传画设计，完全可以载入当代世界的平面设计史册。
几年前，中央美术学院搬家整理时发现一批库存宣传画，有一万五千张之多。当时出版社有一个规矩，凡是出版了一批新的宣传画，一定要给各地有关单位，特别是中央美院送去一批“样张”，因此从1949年直到1979年，中央美院一直在保存和收藏宣传画。
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指导思想下，当时中国最顶尖的画家，几乎都投身宣传画创作，创造了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观。
1957年，24岁的中央工艺美院青年教师袁运甫，接到天津出版社的邀请，画一幅纪念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的宣传画。出版社提出的要求是：画中要有革命导师列宁的形象，要出现克里姆林宫和天安门。袁运甫和好友钱月华一起，几天内做出了初稿，并被出版社通过印刷：一个中国女孩和一个俄罗斯女孩，微笑着手捧鲜花站在一起。在她们的上方是列宁的头像。背景则是两个标志性建筑。
画家张道一最早的一张宣传画是在1951年，当时他还在山东大学读书。为了宣传“贯彻婚姻法”，张道一画了一个青年妇女，正在挣破手上的锁链。因为这幅画他获得了40元稿费，轰动了当时的山大。那时候吃一顿饭也就一毛两毛钱。“同学纷纷跑来借钱，这个要买床单，那个要买球鞋，我变成老板一样。”1956年国庆，张道一画了一张保卫和平的宣传画，出来以后印了十万份，拿到250块稿费，“不得了，等于我四个月的工资。”
“那时逢节日都要画宣传画。五一、国庆，运动会……”，袁运甫回忆，每逢节日就有各种宣传画在街道张贴。这是当时出版社的一大任务，每年年初各家出版社就开始制定宣传画的计划，然后物色合适的作者进行创作。中央宣传部门也会敲定宣传口号和主题，通过各级美协、文化部门和出版社层层下达任务。特别重要的节日或运动，往往不止出一种宣传画。
“年连宣”（年画、连环画、宣传画）是上世纪50至70年代最流行的美术作品。广州美术学院讲师胡斌说，很多画家都加入到这个行列，“因为国家大量需要，而画家们获得认可和成功的渠道也很单一”，画宣传画是一个便捷有效的路径。一幅宣传画印数常常数以百万计，作者不仅获得官方的认可，自身的影响力也能很快得到传播。靳尚谊回忆，一幅宣传画可以拿到80到100块钱稿费，相当于小半年的生活费。
在很长时间内，画宣传画成为艺术青年的理想。在宣传画最繁盛的时期，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曾拥有三个创作室，一百多位专职画家。
因为国家大量需要，美术人才又紧缺，出版社只能培养一批年轻的作者。许多美术学院在校生，或刚刚毕业的青年艺术家成为宣传画的主力。靳尚谊1961年画《我们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时就是一个刚从美院毕业的年轻人。李醒韬进入广州市委宣传部时，很多老艺术家已经被打倒进了牛棚，美院青年人成为绝对的宣传画主力。
张道一回忆，那时练习画图案都不是画花花草草，而是镰刀、斧头和向日葵，一个笔记本上翻来覆去画的都是。社会上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宣传画必须跟上最新的运动潮流，“那时我们觉得，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是天经地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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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光亮追求戏剧化舞台效果
“建国初期，宣传画中的主角并非都是英雄。从60年代开始，英雄角色才逐渐成为主体，英武有力、气势雄壮的工农兵才成最常见的形象。”许平说。
哈琼文的《毛主席万岁》是最典型的一个“非英雄”形象作品。在一片花的海洋中，一个年轻的母亲与怀抱中的小女儿一起向前方欢呼，画中没有毛主席的形象。
哈琼文之女哈思阳回忆，父亲画这幅画是在1959年，正逢国庆十周年。当时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的专职画家哈琼文接到任务，要画一张节日游行的宣传画。他画了十几幅小草图，有表现工农兵队伍，有少数民族队伍的，感觉都不是很好，于是在近景加上了一对母女的形象。为什么选母亲和孩子？哈琼文回忆，他曾作为创作员去体验生活，看到游行队伍里最后是妇女和儿童，她们欢快雀跃，高呼万岁的样子，让他很感动。
哈琼文把游行的人群虚化，突出他们手中的花束，变成一片花的海洋。但游行队伍的前方还有一个黑白的毛主席像，画面显得很乱。最后总编审稿时说，“能不能把这个毛主席像去掉？”这正中哈琼文的下怀。于是他回到画室洗掉毛主席像，大片涂上玫瑰色的花，加上一个华表。
《毛主席万岁》出版后很快轰动，文艺界人士对其评价很高。这幅作品累计印数高达200多万份，先后重印20多次。上海有个中百一店，从一楼到顶楼用这幅画做了一整幅墙面。
不过，到了“文革”前夕，《毛主席万岁》被打成“黑画”，哈琼文遭到严厉批判。因为画里的母亲穿着黑丝绒的裙子，戴着首饰，而且形体凹凸有致，跟当时流行的朴素的工农兵形象很有出入，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少奶奶”。
早期宣传画深受苏联作品的影响。许平说：“有研究指出，‘英雄’的形象经历了从雕塑感到舞台感的过程。”仰视角度，强调人物的力量和伟大感，是苏联艺术的特点。“舞台感”则来自样板戏。60年代，江青主导的样板戏，确立了一整套创作原则，包括“三突出”“三结合”“高、大、全”。
“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都受到样板戏的影响”，胡斌说。在样板戏的舞台上，常把正面人物放在画面或舞台中央，打正光；反面人物则缩在角落，打底光或背光。这种表现也影响到美术界。“高、大、全”，“红、光、亮”，在画面上追求戏剧化的舞台效果，就如同一束光从上面打下来，笼罩在英雄人物身上，高大而完美无缺。
“主角一定得是英雄人物，人物正面一定要有光，脸色红亮，角度一定要仰视，显得形象高大。”梁照堂说，这是当时全国宣传画的统一风格要求，但他心里看不惯，这触发了后来广东独特的宣传画风格。
样板戏风格中，红色是最常用的颜色，构图的通用模式有“金字塔式”和“倒三角式”。胡斌说，所谓“倒三角”式往往是大批判类型的作品，描画一个巨大的拳头打下来，下面是一个压扁的小人。“金字塔式”则是上面小，下面大，焦点向中间集中，仰视，通常用在工农兵等一排人物并列，显得气势雄壮的画面中。
沈嘉蔚的《站岗》入选了1974年美展，他特意请假去看展出，结果很失望。因为主人公的脸为了符合当时主流趣味，被改胖，改宽了，冷暖交织的色调也被一层红色盖上去。
李醒韬说，“文革”时期讲打讲杀，画面常常用呼口号，握拳头以示气势。他们在画《以战斗姿态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时，因为“文革”时期取消了模特制度，只能自己摆一些威武有力的姿势，用相机拍下来，再参照它来画。
后来哈琼文总结“文革”前后宣传画的弊病：“很多画老离不开红旗、拳头、枪，要鼓动就要大喊大叫，加粗脖子和夸大臂膀，使观众望而生畏。”
“三突出”中，最重要的是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那个时代毛泽东就是最大的英雄，也是宣传画最主要的形象之一。画家杭鸣时回忆，1971年他画了大大小小360多张毛泽东像和宣传画，平均下来一天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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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交会画出健康美丽女青年
与北方“红彤彤，硬邦邦”的整齐而显僵硬的风格相比，广东画家在70年代通过逆光、冷色调处理等与宣传画相悖的手法，独创了一种较为清新自然的画风，在当时的全国产生强烈反响。
梁照堂说，这要归功于广州交易会。“广交会允许我们不用硬邦邦的宣传，可以抒情”。广州建立美术组也跟交易会有密切关系。周总理说“外交无小事”，“文革”期间武斗很厉害，一到广交会前两个月周总理就把各派的人都找来，说不要再吵了，交易会是大事。于是政治斗争全部停下来，准备交易会。
张绍城说，林彪事件发生时，离交易会只有一个月了。“那时候交易会的大楼都是一条林彪的语录，用油漆写的五层楼那么高，要全部洗掉，一个星期内把广交会里外，广场上的宣传招贴搞定，当时是乔冠华亲自来搞的。”
“当时我们的工作很多，不仅负责整个广州的霓虹灯管，还有放在马路边竖起来的语录墙，还有宣传画。”李醒韬说，当时美术小组负责的广州主要街头有64张大型的宣传画位置，比如广州宾馆旁有一张是18米×16米。堪称广州最巨大的宣传画是在烈士陵园正对面，面积为30米×10米。只能用几百块1米多高的锌板，一块块编好号，再拿到球场上合成。
美术小组的工作直接受市委领导。首先，由市革委会“宣传办公室”出题，小组成员创作出小幅的草稿后，依次交给宣传部和市委常委集体审定，用李醒韬的话说，一遍遍修改，“颜色改到像牛皮一样厚”。草图敲定后，马上向全市广告公司、美术社招人，共同完成大画。
时间很紧张。李醒韬记得一个细节，每当市委常委开会时就通知他带上画稿到开会的地方。“他们在里面开会，我就把画放在门口，他们中途休息时，宣传部长马上叫我拿画进去给他们看。我把十多张画铺在地上，领导们不断提意见让我们修改，部长说，小李，你现在拿笔做好笔记，回去马上修改。”
这些领导们里面有军代表，很多都不懂艺术，只要政治把关。有一次一位军代表看一幅绘有解放军的宣传画，他说：“小李，怎么把解放军的衣服画得破破烂烂的？一个亮一个暗，要一个颜色才对的。”其实那是逆光手法，颜色受光不同，但也只能照办。第三届全运会时画体育宣传画，负责人规定跳舞的女孩不可以看到她们的膝盖，于是又要修改。
画的时候也是集体合作，一人负责画线稿，一人负责填颜色，然后请专门写字的人过来写标语，像流水作业一样，这样效率比较高。
因为给外国朋友看，广东的宣传画相对比较抒情和亲切。《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胜利万岁》，这时就画成了很抒情的《欢迎您———来自五大洲的朋友》。“虽然都是革命的题材，一般人选取男性形象，而我们采用女性形象甚至孩子形象，会抒情些，亲切些。”《欢迎您———来自五大洲的朋友》就用了两个小朋友在机场的形象，后来风靡一时。市民过年要布置家里，不喜欢很硬的政治宣传画，就把这个当作年画来贴。
研究者周博指出，广东当时的宣传画更喜欢刻画亲切、健康、美丽的青年形象，“有点女青年形象，甚至可以称得上清纯可爱，与充满了阶级仇恨的女性工农兵有明显的差别”，比如《揭批四人帮，革命生产向前进》及宣传全运会的作品都选取了青年女性的形象。
梁照堂这时逐渐萌生了新的想法，他把倾心的苏联特卡切夫等的逆光烁动色调、莫奈的印象派色调等都用在宣传画上，并尝试用逆光和冷色调处理。“这是要冒风险的。当时都讲‘红光亮’，如果光线从后面射过来，人物脸上有阴影，会被批判说‘给英雄抹黑’。但我却很喜欢逆光画法，因为层次更加丰富，颜色更灿烂；第二，当时都用仰视角度，显得人物过于威严。我喜欢用俯视手法，感觉较亲切；第三，当时宣传画都用暖色调来表现热情，我却比较喜欢用冷色调。这三点与那时的艺术气氛都很不吻合。”
当时的人喜欢表现热，梁照堂独爱画冷色调，当时的人画抬头挺胸，他画低头的。由于出来的画面健康向上，艺术价值也很高，这批画并没有遭遇太大的非议便通过了审查。后来这些作品渐渐在全国流传开，反而成了一种风格特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各地都派人来广东学习经验。北京天津辽宁的出版社也跑到广州来组稿。
另外，当时北方用厚画法，广东采用薄画法。因为广东天气潮湿，画厚画容易受潮发霉，颜色脱落、流胶。画薄画也增加了画面的活泼性。
李醒韬说，宣传部出的题目都是硬邦邦的政治口号，“后来我们就想搞一些轻松灵活的，像《广阔天地新苗壮》、《我爱祖国的蓝天》，都是我们自己拟题目，市委觉得没问题批下来的。”
广东宣传画的人性、生动的一面，表现形式上的清新活泼，在当时的环境下独树一帜，成为毛时期宣传画史上的一个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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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着火”宣传画的政治风险
“文革”时期流行集体创作，当时广州的宣传画大多集体署名“广州市宣传美术小组”，或者是“穗宣美”。梁照堂回忆他们只拿工资，没有稿酬。一次全国美展上，有些画写着“秦文美”，有人打听“这个叫文美的画得不错”，后来才知道全称是“陕西省文艺办公室美术组”。
“文革”年代，画宣传画是冒很大风险和压力的。大概在1970年前后，交易会前边竖起了一张高16米、宽18米的毛主席和林彪在一起的宣传画。起初相安无事。过了一段时间，有位“革命群众”打电话到市革委会，责问为什么把“林副主席”画得腋下“着火”“流血”。
李醒韬回忆，当时他吓得脸煞白，慌忙陪着市革委会有关领导赶往海珠广场。到现场一看，他明白了：哪里是什么“着火”、“流血”，画面上穿军装的“林副主席”手臂是抬起的，画家要用赭色来表现手臂抬起在身体一侧造成的阴影。由于强光照射下及观看的角度不同，赭色会让人产生“偏红”的错觉。
市革委会的领导看了半晌，下令“改”。他们暗暗叫苦———“林副主席”腋下距离地面有20多米，去哪儿找这么高的梯子！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调来一部还未启用的进口消防车，将车上的云梯抬到要涂抹部位。一位画家自告奋勇，攀上云梯，身上绑着安全带，把“着火”、“流血”部位涂成了草绿色。
更惊险的一次是画《共饮一杯团聚酒》，他们选取中国和台湾运动员共同碰杯的构图，背景描绘地图。国内某画家参加交易会，竟向有关部门反映说，这幅宣传画“有问题”，丑化台湾同胞“穿破衣烂衫”（其实是地图的曲线）。中央部门还为此专门派人南下广州，调查了解作者的有关情况。好在当时已进入上世纪80年代，此画不但没有遭“封杀”，后来还成了某期《中国青年》杂志的封面。
1979年之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政治宣传画渐渐走向边缘。据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统计，1977年该社出版宣传画17种，1978年锐减到4种，1979年只出版了2种。
80年代，创作组逐渐改组为广州画院，梁照堂和李醒韬进入广州画院，回归自己的本行，画国画和油画。“我一直喜欢国画油画，宣传画只是小画种，有机会画大画种，为什么不？”回顾当年，李醒韬说，他现在三天就能完成一幅10米×2米的大画，就是经过宣传画年代锻炼出来的。
到1986年，广州市区悬挂的政治宣传画，全部被商业广告所取代。“那种风格的画世界上没有，今后也不会有了。”梁照堂感慨。
1992年，哈琼文完成新作《琴声嘹亮欢唱改革，振兴上海繁荣祖国》并准备下厂印刷，但新华书店通知“订数不够”取消了开机，画家从此封笔，一个宣传画的时代也就此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