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上午，《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正式向母公司———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提交辞呈，另有消息证实，胡舒立去职后，将赴任广东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然而，带领采编团队直接前往“新刊”的传言未必就是空穴来风，如《财经》执行主编王烁在TWITTER上透露，整个编辑团队174人有147人同时辞职，据此推断，传言中的新刊物应在筹备当中，胡舒立“回锅”主持新刊的几率仍相当之高。
一个媒体人的去就能引来如此关注，足以证明《财经》以及胡舒立个人的的影响力和符号价值，在同行和学者的眼中，归于这一符号的有新闻专业主义、理想主义、“社会守望者”、操守……等诸多标签，而于大众而言，《财经》就是琼民源、基金黑幕、银广厦、SARS系列报道、审判陈良宇……等一系列揭露性报道的集合，体现为一种敢于行走在边缘，直面真实的品格。而在另一面，以《财经》为枢纽，10余年来已然组织起了巨大的财富流和人脉资源，表现为《财经》令人咋舌的利润数字，以及每年年会上人头攒动的主流精英群体，从这一角度，《财经》非但一点都不边缘，反倒是那么的主流。那么，如何来解读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呢，难道，这一切都是因为胡舒立个人的魅力吗？
《财经》初创的那几年，笔者也正好混迹于媒体界。今日回望，各种条件——诸如对民营经济的歧视的削弱、积极准备加入WTO，广泛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各种法制的完备——正在当时聚集，而与此同时，那些阻碍经济发展的条件——诸如缺乏约束的权力对经济的干预、资源配置过度向国有部门的倾斜、以及分配的日益悬殊——也依然故我，于是，关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出现了截然对立的判断，在乐观者看来，当所有有利条件渐次出现后，巨大的发展也将随之来临，中国之崛起不再是梦。而在悲观者看来，存在如此多的问题，将给所谓巨大的发展打上问号，甚至所谓的崩溃也未必一定能够避免。作为一份以商业为主要内容的刊物而言，创办于1998年的《财经》很难回避这样的争论，而其所选择的立场，又，不仅是学术界内的激烈争论，也必然影响到一个新创刊物的存活和发展。
从表面来看，近10年来的发展已经表明，事实更贴近乐观者的期待，而反驳了悲观者的预言。但是，《财经》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不是建立在押宝式的选边，而是因为采取了更具智慧的方式：在广为传诵的揭露性报道之外，《财经》也一直弘扬着一种我称之为“中国梦”的图景，从王志东到黄光裕，细数《财经》的封面故事，这类近乎弘扬的主题，或许要远远超过所谓的揭露性报道。这10多年来，《财经》既站在乐观者的角度，提供期望，同时又站在悲观者的角度，提出批评，前者使得《财经》贴近主流商业人群尤其是新兴企业家，后者又使得《财经》不乏反思的力度，而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财经》的话语逻辑保持着一致性，一种以市场化和全球化（或者如某些人贬称的自由化）为基本立场的逻辑，这样一种总体认同而又不乏反思的立场，既获得了权力的支持，又获得这个社会最成功的新兴企业家群体的拥戴，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节节进取，新兴企业家群体掌握着越来越多的财富，也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水涨船高，《财经》也因此成为了最有价值的商业刊物，甚至成为了某种图腾。
然而，时代的指针总是会出现回摆，如果说在10年前，全球化、市场化还是时代主流的话，随着中国经济的节节进取，这一主流已然悄然易手。中国经济的成功也催生出了一种荒诞的逻辑：有人将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归功于权力的主导和资源配置的倾斜，并命名为所谓的“中国模式”，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一逻辑似乎还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并获得了权力的青睐，于是，《财经》一贯的全球化、市场化的自由化主张逐渐变得跟不上鼓点，并有沦为主流对立面的危险。在笔者看来，这种荒诞逻辑的背后不过是权力对资源控制的强烈冲动，并隐含着对新兴社会阶层的限制之意，但不幸的是，凭借权力为后盾，这一逻辑的推展很难反制，因此，在笔者看来，就算不出现乌鲁木齐事件这样的触发点，只要《财经》内容团队坚持其10余年来一贯的逻辑，就一定会与重视当下权力逻辑（这也是中国媒体生存的不二法则）的管理方之间产生矛盾。
在笔者看来，《财经》内容团队与联办管理方之间的矛盾其实不在于新闻专业主义之争，也不在于揭露性报道之风险管理，而在于现行内容团队所坚持的价值理念已然沦为了主流的边缘甚至是对立面，从而对于管理方而言已成鸡肋。因此，笔者从一开始就不认为内容团队与管理方的谈判会有什么好结果，进而，笔者也一直认为，只要胡舒立及其团队坚持其10余年来一贯的逻辑和价值，那么无论其新创办的刊物叫什么名字，也不会有什么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