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反右斗争”余波未平，在全国范围内又开展了一场“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对象是即将毕业的高中五八级学生，而运动的主要方式是“事先分类、诱导鸣放、猛烈反击、严厉处分”，使一大批原本品学皆优的高中生，“政治操行”被评定为三、四类，即所谓“落后类”、“反动类”，受到极不公正的批判和处罚。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宣传部长的杜心源，在布置这场运动时就宣称：“这些高中生若是在大学就够右派了，比大学的右派还毒，要把反动学生清出来，不能升大学”，于是，这些三、四类学生被视为“一旦进入大学就可能是右派学生”，而拒之于大学校门之外。在四川省，这个群体占当年高中毕业生的32%左右，超过3200人，他们从此命途多舛——失学、流放、劳教或变相劳改、跌入社会底层、在苦难的深渊中挣扎求生，有的备受摧残，甚至英年早逝……
早在1962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教育部党组和团中央书记处就联合发文，宣布“被批判处分错了的学生占绝大多数”，要求基层组织予以甄别平反、赔礼道歉；1978年，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厅又发文要求“凡是在一九五八年我市寒假高中毕业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所划的四类、三类、一律作废，去掉各种政治帽子，取消所给处分。”显然，这是一场完全搞错了的“政治运动”。
然而，多年来的“左”祸作祟和党内民主生活的不正常，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怪现象，那就是制造冤案轰轰烈烈、雷厉风行、层层加码，改正错误却总是语焉不详、疲沓拖拉、草率了事。在《五八劫》一书问世之前，这一场“1958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湮没无闻，除一部分当事人得到了迟来的“改正”，回到原户籍所在地或与家人团聚外，无论大众媒体还是官方舆论，甚至所有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对此毫无反应，也从未见任何专家学者著述提及。这一场针对未成年人的大面积坑害和惩治，被社会遗忘了，似乎就从未发生过。
这种集体失忆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很多当事人并没有被“落实政策”，不少人还生活在贫穷和苦难中；而有的当事人从当年同学处得知可以“落实政策”，向母校求助时，如今的学校当局却压根儿不知道历史上曾有这样一件事。更有甚者，在某些当年错划了大量“三、四类学生”的中学如成都七中，竟然还在校史上将这场“1958年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记录得如同一番春风化雨，说是“学校在坚持正面教育的原则下，结合毕业、升学、纪律教育、道德品质等具体问题，联系学生思想实际，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教育，帮助学生明辨是非，分清敌我，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正确的政治立场……”
那是一种怎样的“宣传教育”和“帮助”呢？
当时为成都七中高三学生的余伯楷先生，在《五八劫？人生灾难从1958年开始》中痛陈：他们所经历的“教育帮助”，是团市委书记“鼓励大家向党交心，指明了‘三个放’的方向，信誓旦旦地许下了‘三个不’的诺言，使得大多数同学消除了顾虑，放松了思想”，结果，“运动到了后期，像我一样的羔羊一只只落入了陷阱，……我在毕业考试时，各科成绩都是5分，只有俄语一科稍差为4分，然而我连毕业证也没拿到。原因是我的政治不及格（2分），只发给一张结业证……我为一种上当受骗而痛心疾首。”
同为当时成都七中高三学生的卢宗辉先生，在《五八劫？为了遗忘的记忆》中写道：“学部老师也摇唇鼓舌，叫我们放下包袱，向党交心，循循善诱，苦口婆心，同学们终于被鼓噪起来了……刹时，风云突变，学习会变成了批判会，向党交心的话变成了攻击党的反动言行。从来不露面的领导们来作慷慨陈词的报告了，他们俨然成了救世的天神，同学们纷纷成了负罪的羔羊……”
这样的现象当然不止发生在成都七中。当时为成都九中高三学生的卢啸风先生在《五八劫？居然不死，岂非幸事》中写道：“我在小组会上讲了一次，班干部和辅导员都鼓掌叫好，还建议我‘尖锐一点’……第三阶段就是‘消毒’，定性所有提意见的人都是在攻击党。那些开始不声不响，背后怂恿的班干部也变了面孔，纷纷出来批判……”
志愿军转业战士蒲传镛，1952年在大学教历史的父亲的要求下，转入成都十二中上学，运动来时也是高三学生。只因他认为团支部在未经班委会同意的情况下拿班费去订报纸不妥，提出不同意见，就被划为“四类学生”，不仅由学校宣布“开除军籍”，还被班主任指使部分学生殴打，“打跪在地上批斗、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
这场运动还波及中专学校。据胡星林先生（当时为成都铁路工程学校中专学生）回忆：当年自己被批斗，愤而吞食火柴头欲自尽以明心迹，经抢救生还后，以“态度恶劣”的罪名被送去劳教，而且是被班主任老师哄骗到劳教收容所的。这位班主任说是给他安排工作，把他骗到收容所，扔到那里就扬长而去，而胡本人直到现在“也没有见过我的处分决定和劳教我的书面通知”。
类似这样的受骗发言，被发动“向党交心”、“提意见”，而后被批判、斗争、判刑的例子，在《五八劫》中举不胜举。更有甚者，在运动初期一度定为一类学生（即“先进分子”）的成都四中高五八级学生张静姝，只因为在领导暗中安排她整理被内定为四类学生的同学的材料时良心不安，向被整者作了暗示，即被定为“叛变”、“在班上制造混乱”，不仅从一类改划为四类，而且开除团籍，不准毕业（只发给修业证），取消了升学及工作分配资格。
其实，早在“运动”发动之初，所有学生就已经被组织者“分类排队”了。据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时任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肖菊人先生回忆：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杜心源在内部发动时就强调：“大学生的右派现在清查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新进入大学的右派分子，要查清这一批学生，不能让这一批人进入大学。”而成都市教育局党组、共青团成都市委则在事前向上级提交的正式报告中明确提出：“应引导鸣放逐步深入，彻底暴露学生的思想面貌”，并且具体部署了“各校在集中学习前即应指定专人，根据他们的一贯表现，按进步、中间、落后、反动四类进行政治排队”。
荒唐的是：这场运动打着“教育”旗号开张，最后却是把“落后”、“反动”的学生越“教育”越多——《五八劫》附录了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的“总结报告”，白纸黑字写得分明：“学习”前的排队情况是三类学生436名、四类学生66名，而在“教育”结束之时，这两个数字分别变成了493名和92名，分别上升了13%和39%（参见《五八劫》336页）！而通过该书附录的“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学习情况简报汇编”资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为期18天的“运动”，组织者共出了22期“秘密”简报，不仅自始至终充满了对敌斗争的火药味，还详尽地记录了如何事先排队、如何培训积极分子在学生中进行“鸣放诱导”，又是如何一边“以多种形式解除顾虑，鼓励鸣放”，甚至编发“辩论参考提纲”诱骗学生“鸣放深透”，一边却记录在案上纲定性筹划“反击”的。其中第11号简报的这样一段文字，颇有代表性——
“XXX发表讲演后，部分四类学生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另方面，类似XXX的人，还没有充分暴露。因此，鸣放还需要继续深入。其次，反动气焰越是大，积极分子越是沉不住气。如果积极分子稍一反击，中间群众必须转变，窥伺动静的四类分子就全缩回去。因此，决定再加一把火，向学生说明演讲会是一种很好的鸣放形式，鼓励大家彻底地放。”
——显而易见，这场所谓的“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一场预谋好的针对未成年人的政治构陷！看了这样的事例、这样的数据、这样的用语，我们对这一场“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动机和性质，还能做别样的评判吗？
感谢本书的作者群体，让我们在暌违50年后，得以了解历史的真相。《五八劫》一书不仅有当年成都三所中学168位受害者的名单，有29位作者撰（采）写的38篇回忆录，以当事人的亲身经历，描述了那场“教育运动”的真相，还在附录中搜集了大量已解密的档案资料，包括相关的内部文件、讲话、各种汇总报告，尤其是《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学习情况简报汇集》共22期，几乎逐日记载了运动的组织者如何策动、诱骗、监控、记录、收网、惩处那些最小仅13岁的青少年学生，在相当程度上再现了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异常详尽地披露了制造和加剧这场灾难的种种粗暴、残酷、险恶和无耻，其中，某些“政治思想工作者”和“学校领导人”对学生的诱骗和构陷，匪夷所思，令人发指。可以说，《五八劫》一书是用一个几乎纤毫毕现的生动案例，对一度风行全国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新时期以前二十多年连续不停的“政治运动”风气之恶、造孽之深、危害之烈，作了最真实的再现，令读者痛定思痛，刻骨铭心。
据《五八劫》一书主编王建军先生告知：此书问世后，全国各地不少当年的高中生与之联系，诉说自己在此一“运动”中的不幸遭遇，亦即说明：这场针对未成年人的政治构陷或曰坑害，当年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进行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1958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发生过一起整体性的“预清洗”，目的就是“要把反动学生清出来，不能升大学”、“要防止新进入大学的右派分子，要查清这一批学生，不能让这一批人进入大学”。而根据《五八劫》所提供的详实的资料，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当年遭受这样的“预清洗”的，基本上是一批学习成绩较好、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优秀青年。前述张静姝女士的遭遇，则令我们不能不产生一种不祥的联想：在那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只有昧着良心整人、至少是对参与整人并无良心不安的学生，才有可能成为“进步”或“中间”分子，才能被共和国的大学接纳为学生！果真如此，则这样的“政治运动”不咎是一场精神瘟疫，对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使这支队伍带有极其可疑的人格裂隙，由此而制造了整体性的精神疾患，其深远影响和无穷贻害，值得我们高度警觉、深长思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近60年的今天，知识分子群体品质的滑坡已是不争的事实。就道德修养、良知持守、献身精神、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而言，今天的知识分子队伍整体上与6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对这一现象，许多人倾向于将其归结为商品经济的“侵蚀”，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恐怕并没有找到根源。因为今天在各个领域成为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大抵在45-65岁，当“商品经济大潮”冲来时，他们都应该在30以上的年龄，早就过了人生的“精神成人期”，步入了建功立业开风气出成绩亦即“精神外化”的年龄段，与其说是商品经济“侵蚀”和影响了他们，不如说是他们的品质影响了中国式商品经济大潮的内涵和走势。设若这个结论成立，则群体滑坡的原因，就应该向更早的时代追溯。心理学常识告诉我们，人的世界观的发育和定型，应该是青春期前后起着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应该向“文化大革命”甚至以前的社会教育去剖析当下知识分子“精神滑坡”的起因。
循此思路，再来看《五八劫》一书所揭示的种种现象——诸如对专心学业而不谙世事的学生的诱骗和打击，对勤于发现问题或勇于表达思考者的防范和惩处，对跟风作恶坑蒙拐骗行为的美化和奖赏，还有那些整人害人摧残良知的“运动”的堂而皇之和铺天盖地……而对共和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样的“运动”，在上个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大地上，是多次出现、几乎持续不断的——这难道不是在当年的青春学子、今天的中流砥柱们的心灵深处，反复地、大规模地植入了精神的病毒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八劫》所揭示的那场运动，就不仅仅因其登峰造极的对未成年人的诱骗和坑害而骇人听闻，而更应当作为我们这片土地上曾经持续发作的精神瘟疫的一个缩影，是值得所有关心民族命运的人们去认真发掘、反复端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