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首都北京被戒严部队、共和国卫士和坦克兵团包围和征服了，中国人颓然倒下，再也不能站起来了。我，一个普通香港人，亲历北京“六四屠城”，劫后余生，唤醒了公民意识，开始关注中国人权，为争取民主自由，经常走上街头，成为静坐集会、游行示威的请愿者。我不是勇者斗士，只代表弱小草民，不亢不卑，不屈不挠，带着悲愤无奈，坚持用脚来表示人心不死。在“六四”、“七一”、“十一”，走进几十万人的民主大道；为程翔、刘晓波等良心犯，我选择做默默的行动者，维护做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意志，同时发挥公民力量，我有权向中央表达不满.回归后的政治倒退，我厌弃不能代表我的特首曾荫权，因为他没有代表香港向中共要求兑现基本法“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没有为我们捍卫特区“一国两制”下可享的法治和民主。
走上街头，请愿诉冤
在香港，我们继承了北京非暴力的爱国民主运动，延续和平抗争、纯洁守法、坚定互助的精神。无论是并肩汇聚成长长的整齐队伍，还是陪伴着稀疏寥寥的老弱游勇，这里逐渐形成具香港特色的、没有政治风险的上访路。联署上书、游行集会、烛光悼念、绝食静坐，年年月月，风雨同行。我们会期待有人出来接信、对话、问候、道歉、谈判、协商、和解等等。他们高层，我们底层，不对等的强弱关系嘛，以下犯上，挑战威权？结果当然是请愿无门，和平散去，冤无路诉，希望落空。
以前做记者，会拿着请愿信去质问有关当局：冤民的诉求、委屈、请愿、抗议，你们听见了吗？有调查吗？能解决吗？新闻只做一天，他们不置评，没回覆，不了了之。现在去请愿，日日都有不平事，中国政治犯被判十年八载，无日无之，见怪不怪，记者不到小事现场採访了。不过，我发现，不管规模大小的游行请愿，有关当局都劳师动众，还有站在高处的官方摄影师，对着举旗持牌的群众，如临大敌般，紧张得要分秒逐格拍录，是为谁留下历史记录、人物证据呢？完了，请愿信呢？闸门深锁，没人接，挂在门外吧，转眼间跌在地上，被扫进垃圾堆了。
抗议新闻办的诬衊指控
二○○九年是中国的敏感年。八、九月间，分别在成都和新疆，有香港记者被公安诬陷、被扣押、被殴打。荧幕前看见的明明是国内执法机关侵犯新闻自由，乌鲁木齐新闻办竟指控香港记者跟？拍摄，对游行人士指手划脚，有煽动闹事之嫌。是他们公然施暴，睁眼说谎，颠倒是非，黑白不分，这还了得？
九月十三日，香港老中青几百名记者市民，穿黑衣把中联办围上一圈抗议，在闸门外挂红丝带以示愤怒。众多中外传媒空群出动聚焦採访，这是全港最多记者亲身参与採摄抗议的游行示威，警方不敢怠慢，没有任何拦阻。中联办门前张挂得红红的，丝带挂上好一阵始被收拾。
九月二十三日，例行每月为刘晓波到中联办请愿，他已被关了九个多月，正式逮捕三个月。《零八宪章》，颠覆政权，以言入罪，无法无天。这次警方有小动作，在中联办门前围起铁马隔开，要请愿人士站在路中间.长毛懒理，拉开入内继续示威。可是，中联办根本不受理！
香港已不再是天堂
十月一日，参加支联会六十小时绝食痛悼国殇，我穿黑衣走进游行队伍。只不过是想表达哀思，想给“六四”死难者献花，想挂上黑丝带致祭。长毛等人抬黑色纸棺遭拦阻，游行大队绕中联办一圈后全被截住，无法前往中联办门前请愿，於是警民发生了推撞。混乱中，纸棺被警方破坏拆毁，后面大批人被拦，我走上前面继续行进，要到闸门前用黑丝带，把红、白两支玫瑰和写上“蒋捷连”的小白卡挂结起来。既然天安门母亲不能为儿子公开致祭，我们又不能到北京上访悼念亡灵，只好来到“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联办的全称）的门前默哀。怎料，黑丝带即挂即剪，我重新挂上，又再被剪。可恶，我哭了，别剪，好吗？还继续剪，我想问，这是甚么地方，门卫是谁管养的？我们是来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愿的，为甚么没人理会反而被拦挡剪断？六十年家国，回归十二年后，香港不再是天堂，愈来愈走近“人间地狱”。
红旗和国徽究竟代表什么？
十月二十三日，去美国驻港总领事馆递交联署信，要求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奥巴马总统十一月中访华时，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所有政治异见人士。等了超过大半个小时，我们还要继续赶去中联办为释放刘晓波请愿，美国领事馆代表迟迟不出来接信，请愿人士愤怒了，把请愿信丢在地上，踩了几脚.事后知道，我们走后，他们才赶到，很无奈的拾起，联署信幸好没有变成垃圾。很惭愧，这里真有文明程度的分别，践踏行为很不文明，但到了中联办，却遇到更粗暴的不文明对待。再一次，我们用黄丝带连结印有刘晓波、高智晟、黄琦、杨天水、陈光诚、胡佳、郭泉、谭作人等良心犯头像的单张，绑上铁闸时被即挂即剪。请愿信、黄丝带、良心犯，散落一地，任人践踏。在香港尚且这样，我真不敢想像囚城那儿的地狱惨状。
共产党六十年来一党专政，是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的地下组织，连中央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机构，至今仍然是无牌办公。那么，高高挂起的那面红色国旗、国徽又代表甚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