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忽忽而过，在数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作用下，中国经济没有滑至更坏的境地，2009年的全年经济增长仍将保持较高速度，但是，也有许多人担忧,由于缺乏内需，单纯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样的方式难以持久，这不仅会给未来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事实上目前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回升已经反映了这一点），同时，押宝于投资的同时，也就忽略了更为重要的结构调整，甚至，事情在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在此次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政府扮演了过于积极的角色，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作用似乎被贬低了，“国进民退”也有越演越烈之势，对此，许多经济学家都深表忧虑，而纷纷有所建言。仔细盘点各路经济学者和评论家们的看法，关于为什么会出现市场化进程的停滞乃至逆转，不外以下三种观点：
对市场化机制理解不深或缺乏信任，这是第一种观点。从表面上看这一观点有其说服力，国人对市场化机制的接受和理解确实存在问题，但是，如果与当代中国的实际进程一结合，这一观点就暴露出了其内在的矛盾，因为，在多年改革开放后，对市场化的认识理解不可能不升反降，而与10多年前相比，市场化进程不仅早早就缓慢了下来，甚至可以用停滞来加以形容，因此，用缺乏认识和理解，难以充分解释这一新的变化。
另一种观点可以简称为利益绑架说，这种观点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市场化进程的迟缓，主要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自10年前吴敬琏先生提出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并呼吁改革“攻坚”以来，这一观点就广为人们所接受，对此，人们期望通过进一步的制度改革，实现利益多元化之下的良性博弈，法治、权利、宪政等一系列的主张，也属于这一观点的光谱之中。但是，尽管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是与实际进程一相对比,也可以感觉到某种脱节，自1990年代末期以来，人们广为期待的诸多改革内容如行业壁垒的取消、投融资体制的改革等等，几乎都停顿了下来，将之统统归咎于目前尚隐而未显的利益集团，很难让人信服。
相比之下，笔者更信服上述两种观点之外的另外一种看法,比如黄亚生的制度基础论。在《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一书中，黄亚生指出，存在着对私营企业的制度性歧视，和对国有企业的制度性优待。尽管黄亚生教授对这种制度基础背后的理由并未过多展开，但在我的理解，不同的经济制度内容有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含义，综观最近10多年来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的进程，这种制度基础论能更好地解释市场化停滞和最近的逆转。
其实，在资源分配上有意识地加以倾斜的制度并非是什么秘密，而一直是公开的目标，如果说1980年代最著名的经济改革口号是放权让利，那么，1990年代的就是抓大放小。其中，“放小”等一系列手段旨在引入市场机制，“抓大”和接下来的“做大做强”的目标则在于保持对经济资源的控制。由于国有企业在效率上存在先天的劣势，在市场机制下存在着因竞争失败而失去份额的危险，因此，要同时满足引入市场机制和保持资源控制这两个目标，就不能不需要一个在资源分配上有意识地加以倾斜的制度。从这一点出发，在资源分配上有意识地加以倾斜的制度尽管表面上违背了市场化的一般要求，但在当代中国却是与市场化的进程相始终的，秦晖教授的“尺蠖效应”，也是对这一现象的提炼。
在1990年代中前期的“放小”进展迅猛时，人们一度认为，这将是进一步市场化的前奏，这也正是所谓“攻坚”说的来源，因为，从市场化的逻辑出发，这种在资源分配上有意识地加以倾斜的制度将损害社会产出的最大化，而需要加以矫正和克服，但是，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过于简单了。1990年代一度被人被人忽略的“抓大”诉求，也是公开而真实的长期目标，因此，在资源分配上有意识地加以倾斜的制度是特定意图下精心设计的产物，其目标在于同时满足引入市场化机制和保持经济资源控制这两个目标，而随着市场化机制的基本告成，后者于最近越来越占据上风，并因此导致了诸如国进民退等一系列反应。当然，我并不否认存在特定利益集团的图利行为，但是，在我看来，是先有特定意图下的制度，后有利益集团对此加以利用的图利行为，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而不是反过来。
在我看来，制度基础论而不是利益绑架论，能更好地解释当前的经济进程，能更好地解释这10多年来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停滞，和最近国有企业野蛮生长和国进民退等诸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