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的是本科四年制的师大，甘肃师范大学。它最早的校名是西北师范学院，九十年代中后期，在全国大学提升校名的热潮中，升格为西北师范大学。
我们那一届大学生，由于文革的缘故，在学校里多呆了一年，等于上了五年大学。不过正儿八经课堂上学习专业总共不到两年时间。
说起来，我能上大学，完全是瞎猫撞上了死老鼠，
第一，六零年六一年，以及六四年和六五年，考大学政治审查很严厉，像我似的祖父是地主、父亲是旧官吏的考生，你考得再好，也不会录取你。而六二年政审最宽松。因为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八百万至四千三百万农民，毛泽东不得不退居二线，刘少奇等人实行让步政策，政治上的极左有了收敛。虽然六三年毛泽东已经开始反攻倒算，不过还是有个缓冲期。我正碰到这茬口。
第二，五八年大跃进，出现了很多跃进大学，六〇年我饿着肚子升上高中，读了几个月，支持不下去，就进了矿业学院，想走捷径，二十岁大学毕业当工程师。当时初中毕业上大学的大有人在，因为大学多而生源不足。我父亲是矿业局的职员，我也就进了矿业学院。我十六岁，班上的同学都是三十几岁的在职干部工人。上课的老师都很年轻，有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女老师，很漂亮。那时候生活已经相当紧张，在矿院混了不到一学期，矿院撤销。没办法，改上煤校，毕业当技术员。在煤校的那一年，即六一年，在我记忆中是挨饿最厉害的时期，我们学生都是拿着脸盆和大口杯吃食堂——真正是大锅清水汤，饥饿难耐，中饭晚饭都是喝一大脸盆的米汤，饭后的感觉还是饥肠辘辘。就这，煤校也办不下去了，深秋时节，学校撤销，学生解散。我走投无路，没办法就当了煤矿工人，当事人称“煤黑子”。但是，啊！真幸福，每月五十六斤口粮，一斤红烧肉，还有烟和酒，这是对从事特重体力劳动的工人的照顾。酒肉烟我上交父亲，口粮在食堂，我全部吃光，信不信由你，食堂一位炊事员是老乡，他经常多给我一个大馒头，我还是吃得下。我在矿区掘进二队，即为采煤队开掘巷道，冒顶和瓦斯事故是有的，不过当时国营煤矿，对安全很重视，事故不像九十年代以后那样多。啊！难忘的井下生活。在井下劳动了半年多时间，坚持不下去了，借口是近视眼，调到地面上，在矿部当通讯员。成天骑着车子在矿区山沟上下跑，送报纸文件信函。那时《参考消息》是内部文件，矿区只有六个矿长有资格看，我爱看《参考消息》，上面登着很多社会上根本听不到的新闻。有一回我正在全神贯注地看《参考》，宣传部长进来了，见此情状，他大发雷霆，训斥道：你怎么看秘密文件？大大咧咧地回答：我认识字，又经过我的手，看一看怎么了？他气坏了，一甩手出门而去。第二天，《参考消息》就改由党办的通讯员递送。我工作的一大乐趣就此完结，每天心里空落落的。这年的春夏的一天，我进城，在街上偶然碰到初中的好友戴晓光，他们正在迎接高考，说起来，他问我何不参加高考？我吃了一惊，荒了两三年的功课，想高考？做梦娶媳妇吧！可是回到矿上，又想何不冒撞它一回？给父亲一说，他同意了，于是我就加紧准备，开夜车背历史地理，复习题纲都是戴晓光送给我的。随即以社会青年的身份报名参加高考。算起来，高中数理化外语没有学，所以只能报文科，那就是报免试外语的师大。坦白而言，之所以冒险成功，完全是靠作文。六三年语文考试的作文题是《当我唱起国际歌的时候》。哈哈，我看《参考消息》所得的材料派上大用场了，亚非拉丛林革命，反修，世界革命，写得慷慨激昂，写得洋洋洒洒。虽说当时中苏公开论战还没有完全展开，但是我使用的语言，肯定给考官一个印象，我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甚高的人。要知道，当时许多考生，竟不知道何为国际歌？有的大写唱国歌的感想，有的甚至把《东方红》当成《国际歌》。这当然是我大大地占了便宜。我的作文成绩，恐怕是高考成绩的一大半。
我就是这样凭运气进了甘肃师大。这叫愚人自有愚人福，没毛的鸟子天照应。
我们上大学的第一年还是不错。中文系有多位学界耆宿或少壮派教授如徐褐夫、赵荫堂、陈涌、尤炳圻、傅恒书、彭铎诸公，个个满腹经纶，闻名遐迩，虽然头戴右派帽子，但可以从事一定的学术活动，那时我们还没有因为他们的右派身份而怒目相视。我们对之肃然起敬，老远看见就驻足行注目礼。直到后来的一系列阶级斗争，我们不断喝下狼奶，终于在文革爆发时凶残地对待老教授们。
当时老教授们在系上或开专题课，或设讲座。头顶大右派帽子的赵荫堂、陈涌乃是大学者，此时也给高年级开选修课，高年级学生趋之若鹜，我们新生也亦步亦趋，宁可旷我们不喜欢的课，去混在高年级学生中间听选修课，真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须知对我们刚进大学校门的新生而言，真是置身知识大爆炸中。讲师里也有知名度很高的人物，如潘尔尧、芦世藩（受政治迫害神经失常，后失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皆是饱学之士，讲课极有魅力。我们听他们讲课，正应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俗话。支克坚、孙克恒是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虽然年岁只比我们大七八九岁，讲现代文学的支克坚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他讲课生动深刻，从不压堂，可是我们须不停地记笔记，一节课下来，都喊手臂痛，不过都爱上他的课。我们心悦诚服地、恭恭敬敬地称他们为先生。当时社会上禁绝“先生”之称，在大学校园里，“先生”仍是学生表示对老师表示衷心佩服的称谓。
——那像当今，阿猫阿狗都成了教授、博导，其中多是贪婪、龌龊、卑琐、蹩脚之辈，自我感觉却无比良好，今天的学生都巴结他们，然而心底里未必真的尊敬他们。倘若我把话说得高一些，那段时期算得上大学空前绝后的黄金岁月（八十年代前期也算是），可惜只是昙花一现。而今九十年代末，校园里教授俯拾皆是，可是能与前述学界人物的素质相媲美的，怕是凤毛麟角罢。而且我发现九十年代以后，大学校园里“李教授”“张教授”的称呼不绝于耳，“教授”已然变成官衔，真正的表示敬意的感情色彩，似乎微不足道。随着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不断向深广层面蔓延，“教授”之称正在发生“小姐”之称的变化。
初进大学，受如此的氛围熏陶，我们的求知欲被刺激得强烈而高涨。
记得班上有一位来自穷乡僻壤的农家子弟，嗜诗成癖，曾作诗描写我们上晚自习的情形，其诗云：
电棒像银河横空
窗外古槐婆娑抖动
教室里谁也不说话
谁也不啃声
因为说了话
就会跑了知识
害了别人
诗中的“电棒”，并非如今公安警察使用的电警棍，而是日光灯。此诗的水准，当由内行去饶舌，然而它的确真实地记录了当时我们使劲吸吮知识的情形。
那时师大校园很美，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生物园，春天里面姹紫嫣红，不过外系学生是不得入内的。校内还有大片的枣树林、苹果林园、梨园，有一座小山，山上颇有草木，是出奇的幽静去处。文科楼四周，有成片的玫瑰园，莘莘学子常出没其中，或吟哦《诗经》《楚辞》，或拜读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煌煌巨著，亦有人在楼下核桃大树下反背双手踱步，脸上是若有所思的神情，大概正在酝酿“月亮啊月亮，你是我的婆娘”或是“骆驼啊骆驼，你背上驮的是什么”的诗句吧？
那时我们班的绝大多数人穷得叮当响。且不讲别的，但看那穿着，就寒碜得不行。我们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有来自苦寒农村的学生，那衣服简直是褴褛。写了“电棒像银河横空”的那位同学，衣服褴褛不堪，一件因为原先是蓝色被洗得发白的学生服，几乎全是或深或浅的补丁缀成。他拉得一手好板胡，拉到得意时，头便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好在那时代提倡艰苦朴素，人人奉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破破烂烂再三年”，所以没人嗤笑衣服破烂者，更没有人因我们的衣服有补丁而伤害我们的骄傲。当然，偶然有一件新衣穿，那自我感觉就大大不同。那时我们班上顶阔的学生只有两位，阔的标志是他们戴着手表。不过那手表，他们一般秘不示人，因为时代风尚以阔为不体面。
我们全班绝大部分是穷苦学生，大多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有几位农村同学，身上衣服补丁之多，简直就像褴褛的百衲衣。然而，没有人为自己穿着补丁衣服而感到羞赧；因为，“艰苦奋斗”是革命的光荣传统，党号召人民继续发扬。朴素和节俭乃是受全社会尊重的美德。当时我们班戴手表的仅有两位,一是某地区专员之子，一是陆军总院院长之千金。他们当然很有优越感，但是却不敢公开趾高气扬，不敢显摆他们的手表。
我们班四十四名莘莘学子，仅有八名女生，号称“八朵金花”。注意，“金花”是带引号的，男生说这两个字都是用揶揄的口吻。这是为何？原来尽管她们个个是才女，可惜容颜平平，相貌困难，包括那位院长千金。这令我们三十六个男生无比沮丧，入学前几乎每个男生都幻想班上美貌女生多如过江之鲫，都渴望和她们中的最美丽者一道共同编织浪漫爱情，结果进教室一看，八个女生，吓了男生一大跳，美丽幻想被吓到爪哇国里去了。接着大家就是愤愤不平，校园里美女还是有的，为什么不分到我们班上？我们甲班男生如何如此命苦？那乙班虽然也是狼多肉少，八名女生中却也有两三名薄有姿色。我们的呢？妈妈的全是猪八戒的二姨，我们简直是恼羞成怒、气急败坏了！
据说中文系有信奉“爱情至上”的传统，几乎每届都有自视贾宝玉林黛玉、或者是罗密欧朱丽叶的情痴。由此我们猜想，校党委大概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表现，是“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的反映。因此为了保证无产阶级牢牢占领上层建筑，学校录取新生时，在照片上把关，凡志愿填写中文系的相貌端庄的女生，统统分配到外语系，或者生物系。凡歪瓜裂枣，就进中文系。——这是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校方的思维，不过这难保不是事实。因为虽说我们入学时“阶级斗争”的调子不算高，可是领导者们向来有内部掌握的政策和策略，他们思维的稀奇古怪，为老百姓匪夷所思。
这是当年我们男生私下的议论。如今若有哪位女同学看到我在网上如此信口开河，大放厥词，一定不要见怪。呜呼！当年的八名女生已经有三位长眠于地下，另一位泥牛入海无消息，其他几位事业有成，家庭和美，晚年幸福，我衷心祝福她们健康长寿！我们几乎每年聚会，正是一杯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乙班的活宝万邦先生去探视病中的老同学，在病房合影一张，他在照片上题词曰：“不死就好”。是的，不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