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9月，上海的一家英文杂志《每周评论》做了一项民意测验，选举“十二名在世的最伟大的中国人”。投票者几乎全是中国人，主要是教员和学生。收到的有效选票大约是2.5万张。1923年公布选举结果，位列第一的是孙中山，得选票1315张，列第二位的是冯玉祥，得选票1217张。
孙中山是所谓“民国伟人”，当选当时“在世的最伟大的中国人”的首位自在情理之中。但冯玉祥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影响相对于孙中山来说要小得多，何以当时被认为是仅次于孙中山、选票之差仅98张的“最伟大的中国人”呢？冯玉祥做了什么事让人们对他这么崇仰？
可能的原因，是冯玉祥严格约束部伍，在其主政的地方施行“德政”。此前，冯玉祥曾主政湘西（湖南常德）、陕西和河南。在陕西期间因为各种原因而作为不大，但在常德留下了“德政”的名声，而在1922年4月起任河南督军，主政河南期间的一系列举措更为人称道，比如打击土匪、公开财政收支、清除腐败、支持教育等。
当时河南的匪患非常严重。土匪经常绑架老百姓，把受害人的一只耳朵割下或斫去一根手指寄给其亲属，如果再不按时交纳赎金，则把其躯体的一部分送去。此类事屡见不鲜。除绑架外，土匪还干了许多别的罪恶勾当，严重威胁人们的财产和生命。冯玉祥分兵几路追剿土匪。两三个月后，剿匪初见成效，报界称赞冯“干出了奇迹”，其辖区内“已消除了匪患”。
在财政方面，冯玉祥公开收支，被认为是“中国政务首次出现的新鲜事”。打击腐败方面，河南省府和开封市府的主要官员大部分被撤换，有的官员被监禁，有的被处决，省府各部门很快成为“公认的廉洁的职能机构”。
支持教育方面，冯玉祥用抄没的前河南督军赵倜的家产的一部分作为教育补助经费，以支付欠薪和改善教学条件。冯还指定契税为教育专款。还特聘留美教育学博士、南开大学教务长凌冰为河南教育厅厅长。一切气象更新，以至一位外国人说“学校比我到这个城市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办得好。”
冯玉祥的“德政”受到了老百姓的交口称誉。1922年10月初，河南的农民、商人和知识分子听闻冯玉祥将被调京任陆军检阅使，连续发电报给北京政府要求冯玉祥留任，称“督可废而冯公不可去，头可断而民志不可夺”。不过，河南的民意没有留住冯玉祥，大总统黎元洪的调令很快下达，冯玉祥一接电令当天就离豫北上了。河南人民对北京政府无视他们坚留冯的请求十分愤慨。
冯玉祥一离河南，情况随之恶化。他的继任者立即征收1924年的税。冯的革新被废止，贪污腐败每况愈下，社会混乱黑暗与前河南督军赵倜执政时一般。教育厅长凌冰离豫返津，重任南开大学原职。土匪活动又复猖獗，冯离豫后仅几周，河南东部的匪患就“和先前一样的严重，如果说不是更严重的话”。至1923年初，包括开封在内昔日冯管辖的地区的状况，都已完全回复到其督豫之前的老样子。
冯玉祥离开河南的时候，正是他声誉日隆之时，他以督军、基督将军（冯信奉基督教，其士兵差不多都接受了洗礼）、改革者蜚声全国。中国人民———尤其是华北人民———从冯的军队真爱民、不扰民及冯注重教育、勇于革新、关心群众疾苦等看到：冯确实与其他军阀不同。冯因此而全国知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离豫前一月开始的民意测验冯被选为“十二名在世的最伟大的中国人”中的第二名就不奇怪了。
与冯同时代的其他军阀，毫不关心民瘼，常常纵兵掳掠，形同土匪。而冯却对士兵进行严肃的爱国爱民的思想教育，反复强调抵御外侮、爱护百姓是每个官兵的天职。当时流传一段著名的冯部队的问答式的思想教育，军官大声问，士兵们齐身回答：
问：谁供给你们衣食？
答：老百姓！
问：如有人欺压老百姓，你们怎么办？
答：打倒他！
问：如冯玉祥压迫老百姓，你们怎么办？
答：打倒冯玉祥！
与同时代的军阀相比较，冯的确可以算是当时“最伟大的中国人”，与孙中山相比仅差98票可以说是体现了民意的公正。但是对于“伟大”的评价存在不同的标准，对于冯的“伟大”也有不同的看法。
冯的故事，给了美国学者奥尔森（M ancur Lloyd O lson）灵感，由此提出了关于国家起源的著名的“匪帮理论”。其观点认为，当一个匪帮从“流窜”变成“常驻”，从抢劫变成收税，使无政府状态变为有秩序的统治，国家就产生了，匪徒就成了统治者。
奥尔森说：“为什么大多数人口众多的社会在历史上都避免了无政府状态呢？当我读了描述一位中国军阀的书（指美国人薛立敦撰写的冯玉祥传记）时，偶尔得到了答案。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被军阀割据。他们武装一队人马，占据一块地盘，然后在各自的地盘上自立为王。他们向人民征收重税，大多数装入自己的腰包。军阀冯玉祥就是因为用他的军队镇压了土匪，并击败了相对有实力的流窜匪帮而拥有这种特殊的地盘，才声名显赫的。很显然，冯玉祥地盘上的大多数人感到他比流窜匪帮更可取。”
因此，在奥尔森看来，冯玉祥和他的军队与其他匪帮的差别，仅仅是“常驻”和“流窜”的差别，冯玉祥与其他军阀相比，也仅仅是实行“德政”的军阀而已。这种观点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冯玉祥自己对“军阀”二字就很敏感，他不认为自己是军阀，我们许多中国人也不认为是冯是军阀，而应该归为爱国军人。然而，奥尔森的理论也有其合理的逻辑和深刻的道理。
具体到冯玉祥身上，冯和他的军队在当时的作为，其实只是在履行基本的政府职责，即提供公共安全和教育等其他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的质量还不能说是很高的，与一个现代政府所履行的国家职责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这当然不是否定冯当时的作为，而只是从两个不同的标准来评价同一个事物所得出的不同结论而已：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冯的确可称“最伟大的中国人”之一，因为他与残民以逞的军阀们不同；而从履行现代政府职责的角度来看，冯当时的作为就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甚至还有许多欠缺。
1922年冯玉祥被选为“十二名在世的最伟大的中国人”的第二名的民意测验，其实只是验证了一个道理，即政治人物所获得的人们的尊敬，与其行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代政府的角色要求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