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读完《密涅瓦火柴盒》，作者意大利人翁贝托·埃科被认为是“欧洲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该书扉页即如此介绍），这本书荟萃了他以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发表在意大利报刊上的专栏文章。我一边拜读，一边拿印象里的中国知识人来对照，不禁感慨和错愕交迸。
作者生活在当代成熟的民主社会，我国则处于允许探讨“民主是不是好东西”的阶段，不同阶段形成的文明落差，足够造成不知今夕何夕的反差。
“如果说人们可以抱怨当今社会的种种弊病”，埃科说，“他们唯一无法指责的就是透明度”。埃科说的是老实话，而我可说的老实话，只能与他对着干：“如果说人们可以抱怨当今社会的种种弊病，他们率先需要指责的就是透明度。”在埃科的世界，言论自由得到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并由社会各界共同信守，这使得政治领域里任何一桩丑闻，都难逃媒体追魂摄魄的追杀；不仅如此，揭露社会黑暗面、批评执政党及其领袖，在彼邦早已义务化了，甚至，还有走向趣味化之势；此类“趣味化”，最能见出民主的烂熟特征。说到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我的印象是，意大利人选择他，主要是看中他的娱乐价值，选他就为了嘲笑他。意大利人针对政要的批评是如此严厉，以致埃科不得不在《民主如何摧毁民主》一文里，呼吁保护他们可怜的领导人，他担心，这些饱受攻击的政要沮丧之余，有可能让自己“躲藏在忠诚于他的那个小圈子里”，闭目塞听，遂导致如下结果：“对世界负有重大责任的人物往往对于现实世界一无所知”。这话，听在那些经常要把政要的当天言论作为“重要讲话”来学习的人耳朵里，一时还回不过神来。必须承认，执政的透明度，在我们这里俨然患上了白内障。埃科谈论公共话题，是在透明度不虞匮乏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有条件探讨后续和高端问题，我们的知识人，却必须首先去撞击那堵混浊墙体，遂致无暇顾及其余。
鉴于批评政府和政要在西方是如此零风险，使得埃科无法像其法国前辈左拉那样，通过行为的英勇性获得声誉，他只能另谋尊严。埃科说：“我在创作专栏文章时所遵循的另一条原则是拒绝人云亦云。我认为，当一个人杀害了自己的母亲，而公众都认为这是一项罪恶的举动时，我便没有必要写文章再谴责他了，因为那样做无非是简单地激发一下大众的同情心。但如果大部分公众都认为这个人的弑母行为是正确的，并且符合法律程序的话，那倒是值得写上几句自己的看法。”根据这条唯智原则，假设埃科来中国观光，面对群情汹汹的“躲猫猫”、“倒钩”等事件，他会放弃谴责吗？因为，此类公共事件虽然让人震撼，却也具有如下特点：在事件的认知和性质的确认上缺乏难度。普通人尽管一度被归类成“不明真相的群众”，但他们早在地方政府认栽之前，就把真相看得一清二楚。知识人若坚持发表意见，除了“简单地激发一下大众的同情心”，坦率地说别无他事可做。他们受到喝彩，不见得是出于理性或智慧上的高见，而是勇敢地充当了代言人，说出了达到大众认知水平的话，让民众产生“痛快”“解气”的共鸣。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公共话题时评家群体，这个特征更加明显。反观埃科置身的民主地盘，民众捍卫权利的通道纵横四海，没有人需要你为他请命，所以，知识人若只想着展示正义，媒体大概会请他歇着，正如我们也会不带埃科玩：这个大胖子，面对弑母恶行，竟然不发一言！不仅如此，他还有闲功夫向读者介绍一本无聊透顶的《牙签论》，津津乐道自己夜闯网络色情岛的经历……
对埃科来说，唯一称得上勇敢的行为，不是冒犯权贵，而是激怒民众。针对意大利人爱看的“庭审直播”，埃科多次撰文，痛加驳斥，矛头直指大众的愚昧，并将此事的恶性度，定位到“破坏宪法”的高度。果不其然，他收到了大量来信，尽是谩骂。全世界愤青是一家，他们的问题不是缺乏正义，而是徒剩正义。其实，埃科何尝不正义，他只是运用出色的理性，重新审视了对象，并发现了其中乖违正义之处。就为这，他被那些只看得懂原生态正义的意大利愤青骂得狗血喷头。我们这边貌似相反，由于是非善恶往往过于分明，对正义的吁求又过于切峻，公共言论家只能全方位地绑定民生立场，他们针对邪恶事件的声讨有多尖锐，他们捍卫民众权利的意志就有多坚定；对民众寄予最大的同情和声援犹恐不及，哪里谈得上激怒他们。再则，面对不惜开胸验肺的民工，拒绝为其代言，还真需要一副铁石心肠不可。当良知与智力发生冲突，我们只能踢开智力，唯良知是举。
鉴于我们的政治生态还相对滞后，我们不时从网络、报刊上见识到的公共事件，又不乏反智化特征，所以，怀抱智力矜持的埃科，会显得格格不入。我想，让埃科去批评那个视民众为“屁民”的局长大人，固然有辱智力，但没有知识人捏着鼻子加以还击，并形成合唱般的舆论声浪，势必有更多的底层民众被更多的局长骂成“屁民”———这确实不是一个智力问题。
从长远来看，公共知识分子理应固守本义，在公共事务中坚持与大众进行脑对脑的沟通———区别于心对心的感应、血对血的激荡———纯以自己出众的理性立场为社会效劳，但这必须依赖于民主环境的形成及公共平台的建立。对此，我们不妨仿效胡适“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做派，任何时候都保持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