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进大学的那个学期，正逢校内讲事盛极一时。国内名望甚重的学者、专家、教授如李健吾、魏建功、王力、吴組湘、王瑶、季镇淮、吕叔湘诸公或接踵而至，或联袂莅临，在学校大礼堂做学术报告。他们操着漂亮的京腔或者艰深古奥的闽粤官话，都令我们新踏进大学校门的学生肃然起敬，诚惶诚恐。这些大学者开口托尔斯泰，闭口巴尔扎克，令我们“目不暇接”。
我在小学读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印象深刻。进中学后，读了《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古丽雅的道路》，又对柯南道尔、笛福、凡尔纳的作品大感兴趣。如钱理群先生所言，受压迫的人最容易接近鲁迅。我在初中就喜欢上了鲁迅。听了李健吾讲巴尔扎克和福楼拜，又想起鲁迅的多看外国书、少看或不看中国古书的主张，我深以为然。在大学里，除了鲁迅的书，我读了大量十九世纪的欧美和俄国小说；除托翁、莎翁、巴尔扎克翁外，薄伽丘、塞万提斯、易卜生、显克微支、霍桑、马克·吐温、司各特、萨克雷、狄更斯、萨勒日、梅里美、福楼拜、莫伯桑、雨果、菲尔丁、伏尔泰、乔治桑、乔叟、勃朗特姊妹、哈代、斯汤达、普希金、果戈里、赫尔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契诃夫，等等，都是我喜爱的作家。对我印象最深的作家是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雨果等人。他们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价值观给我以深刻的影响，使在生活中孤独的我在精神上非常富足。我终身信仰民主自由，除了源于生活中的贱民身份的自发要求，更由于十九世纪伟大作家的浸润和潜移默化。我经常回想，由于文革，我们在大学里没有学到多少知识，但是我读了很多优秀的外国经典文学，我感到大学没有白上，我很满足。
七十年代文革中，我除了读鲁迅作品以外，还有机会读了内部发行供批判用的苏联作品《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落角》，我感动和佩服得不得了，从没想要批判它们。八十年代我在张掖师专，又集中时间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二十世纪外国作家如海明威、毛姆、福克纳、斯坦倍克、马尔克斯的作品；不过卡夫卡、乔伊斯我看不懂。二三流作家的作品我也喜欢看。现在我还记得起名字的有《上帝的笔误》、《假如明天来临》，《汽车城》及姊妹篇《大饭店》《航空港》、《战争风云》及续集《战争与回忆》等。在岳阳，一向鄙视传统武侠小说的我，被金庸的小说深深吸引，他的《天龙八部》、《笑傲江湖》我尤其推崇备至。当然，八十年代国内的好作品，如贾平凹、张贤亮、陆文夫、王蒙等等人的大作，我也没有少读。我以为，人生能有好书读，实为不虚此生。
我们上的是师范大学，兰大和铁院的学生嘲笑我们是吃饭大学。说实话当时没有人想将来当老师。班上小说迷不少，星期天都不起床，捧着大部头小说——多半是外国文学——从早到晚躺在被窝里如饥似渴地看。我也是其中之一。这些人幻想当作家。还有几位是发誓要当是人的，诗人张某说，如果三十岁之前他做不出一首好诗，他就要自杀。
他三十岁时没有作诗出名，当然是文革害了他。晚年他却出了四五本诗集，自费。都是严守格律的古体诗。晚年的他骑着摩托车，养花、摄影、收集古董、痴迷黄河石，是一位性情中人。
第三个群体是酷爱古典文学的，多半是农村来的同学，个个老夫子气浓重，他们志向不明，恐怕情愿当螺丝钉。现在回想，肯定有一批人立志将来当官，但当时绝没有人敢于公开宣言要走仕途。
我们的女生李世兰是金嗓子，她的歌实在唱得好。吃饱了肚子，听李世兰唱当时最流行的《鸽子》、《美丽的梭罗河》以及苏联二战歌曲，我们觉得自己真是天之骄子，于是许多男生也大唱外国歌曲。
班上有“四子”：“肚子”王有林——年纪轻轻却有一个可观的罗汉肚，曾吟诗“骆驼，骆驼，你背上驮的是什么？啊，我驮的是毛主席著作”（后一句是他人杜撰的）；“梳子”张民——他梳子不离身，时不时用来精心呵护头发；“镜子”张天麒——身揣一枚小镜，一有空就取出来顾影自怜；“刷子”韩满印——回到宿舍的第一件事就是刷自己的外套，他的衣服永远纤尘不染，而且为人严肃，我给他起了一个绰号“科长”，非常传神，很有创意，几十年后大家还这样叫他。班上还有很多书法家，这些爱好书法的同学在文革中技艺突飞猛进，他们有意识地把写大字报当做练笔之道。陈剑鸣喜爱戏剧，朗诵起屈原的“雷电颂”，声情并茂，完全进入了角色。余存勇也很幽默，出口便是唐诗宋词，他还喜欢吟诵海涅诗：“我张着一张干巴巴的大嘴，虽然恋爱了六个月，可是还没有接过一回吻，啊，我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我们班没有太多的活宝，班风比较沉闷保守，不像乙班那样有众多的演艺人才，活跃得不得了。
然而我们班排球队威名远扬，连体育系也畏惧三分；对体育毫无兴趣的我，在炽盛球风下，也做了丙队的候补队员。学校严厉禁止谈恋爱，我们就竭力压抑性躁动，而且深以为耻。有限的排遣是写“月亮啊月亮，你是我的婆娘”（王诗人的名句）之类的歪诗。更多的时候，住在南一楼的四楼的我们，站在宿舍窗口，俯瞰来来往往于饭厅和宿舍路上的东楼（女生楼）女生，给她们打“良好”、“及格”、“不及格”的分数。去水房打开水的我们，常常因为呆看来打水的面目姣好的女生（多半是外语系的），看得出神，热水瓶灌满了，开水哗哗往外流，结果遭到周围男生的嗤笑，不得不红着脸赶紧低头仓惶而逃，内心有做了流氓事的负罪感。
从文科楼到宿舍区是一条直通的小马路，路两旁是快要参天的槐树和柳树。傍晚，微风和煦，三五成群的学生臂下夹着书本，或优哉游哉或大步流星，去教室上晚自习。下自习回宿舍，小马路上莘莘学子成群结队，或哼唱歌曲或激烈争论问题。夜空深不可测，繁星密缀，槐花飘香，沁人心脾。那是很惬意的。
那时青年人思想单纯，所谓的多愁善感，往往是窗外下着蒙蒙秋雨，秋雨中墙外农田的瓜豆和一行行杂树显得安静，甚至温柔。望着秋雨中的田园景色，细细品味人生，忽喜忽悲。鲁迅说：有人“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地到阶前去看秋海棠。”坦白而言，这人便是我。斯时我所恋慕的，是林黛玉。中文系学生自然爱读《红楼梦》，不大不小的《红楼梦》热，时不时地形成。高年级有学生走火入魔，跑到我们宿舍吐沫飞溅地论证贾宝玉和秦可卿有性关系，我们嗤之以鼻。那时不只是我，绝大部分的男生，都是林黛玉派。
到了八十九十年代，大中学生都是清一色的薛宝钗派，这种观念上的不同，正是时代的不同啊！
一九九一年在西安工作的杨柽楠到兰州，我们数人作陪重游校园，校园已然面目全非，我们看到的是楼宇壅塞，店铺星罗棋布。学生如潮，勾肩搭背的比比皆是。压迫局促感不期然而至。那大片的枣树林和苹果园没有了，诺大的生物园也没有了，玫瑰园也不成其为园了，耸立水塔的小山杂树林完全不见了，只有文科楼院子里的大核桃树，老态龙钟，还守望在那里，我们不胜唏嘘，慨叹人生无常。几天后我赋诗一首：
“重返校园忆当年，二十八载弹指间；
槐花芬芳五月夜，梦乡黑甜星期天；
东楼佳人回明眸，西邻才子获灵感；
喟然长叹定睛看，到处绿女挽红男。”
颈联所写，是一二年级时的情景。五六月夜里从教室回宿舍路上槐花沁香，是永不能忘怀的啊！星期天男生们大抵都很能睡懒觉，有直睡到下午四五点的。不过多半不是酣睡，是缩在被窝里读大部头的小说。我记得每学期我能读四五十部十八十九世纪的外国名作。至于颔联所言，是大学生活的后期了。是泛指，并非特指。那时全校的女生住在宿舍区的东楼上。南一楼、南二楼、西楼住男生。我们中文系男生住在南一楼的，与东楼紧邻。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得是得不上的，不过女生去饭厅再回宿舍，必从我们楼下经过，我们可以先睹为快，大饱眼福，须知校方是严禁谈情说爱的。大学后期，校内混乱，眼看就要树倒猢狲散，胆大的学生开始偷偷摸摸谈恋爱，打速决战。我辈有贼心，无贼胆，何况又为安身立命而愁肠百结，对女生也只是偷看暗想，并不敢存非分之想。“绿女红男”云，是九十年代校园里的风景线，我倒不是对男女生授受不亲荡然无存心怀不满，而是对他们衣着时髦很是羡慕甚至嫉妒，六十年代我们衣服褴褛，想起来不能不自惭形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