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回归制度现代化的努力及其挫折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官方解释逻辑中是对文革“错误”的纠正，是从“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伟大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当时体制内一些大胆的学者也试图从“超前”意义上理解1953年以后的中国当代史，认为“社会主义”搞早了，过头了，应该退回去“补课”，补“新民主主义”之课。表述当然极其谨慎，甚至战战兢兢。比如，冯兰瑞、苏绍智1979年撰文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提出中国还只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即便如此，仍然遭到了胡乔木、邓力群等“左王”的批判。1
其实，这些最大胆的体制内改革派的观点，根子上仍然是共产革命逻辑的思路，而且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未敢触及其他。今天一些真诚的党内改革派仍然在从这个角度讨论问题，半是遮掩，半是糊涂。 2
本文要强调的，则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观和社会发展观、社会进化观出发来考虑问题：我们必须重新检视过去的历史，且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哲学框架内，也就是，回到制度现代化逻辑，回到人类文明发展主轴，回到1912年开辟的道路。用这种观点看1949和1978年以来的历史，就不难得出结论：所谓“新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制度建构意义上，其实背离了现代文明的根本原则；而所谓改革开放，在最深刻的历史哲学意义上，则是对1949年社会发展路径选择错误的纠正。
是的，1949年中共建政，1953年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乃是一个社会发展路径选择的方向性错误。无论那一代人多么真诚，为这样一个选择付出多大的牺牲，错误的全局性和根本性已经被迄今为止的历史所证明。这个错误既来自对激进的、自以为科学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和列宁式革命原则的接受，同时又和20世纪上半叶国际语境的变化以及中国人做出的反应间复杂的互动有关联。当然，我们已经谈到过中共理念和战略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分。由于共产革命“最低纲领”和制度现代化逻辑的部分叠置，1912年和1949年之间本来还是有着某种历史上的承继关系的，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尊孙中山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并不全是虚套。但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又决定了这种继承关系势必被颠覆，共和精神和共和的制度建构势必被扭曲。毛的乌托邦则进一步造成双重扭曲，进一步凸显了共产革命逻辑内含的非科学性、乌托邦性，它包括了政治建构、经济建构和社会整合各方面，其中，“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和建立全方位的社会控制成为极权时代政治、经济、社会建构最核心的内容。
而回归则意味着：第一，要在中国重建宪政民主体制，把“专政”和“阶级镇压机关”还原为公共权力机构，而且是可制衡、可监督的公共权力机构；第二，要在中国重建现代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制度；第三，要在中国重建现代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这才是“共和”制度的本义。有了这三项，才可以称之为真共和，而不是假共和。
事实上，就民间而言，中国公民争自由、争民主、争真共和的努力，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不妨举两个例子。
早在文革后期的1974年，广州街头曾出现一份署名“李一哲”的长篇大字报，题目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大字报的作者是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等几位年轻人。大字报的作者们指出，文革存在着“一个极大的矛盾”：一方面，党的一元化领导决不可动摇；另一方面，“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这些走资派又恰恰是他们所把持的地方和部门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具体体现者。那么“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应当怎样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对党的走资派和错误路线斗争的权利呢?”这是摆在四届人大面前的一个大课题。其次，大字报的作者大声疾呼要“限制特权”。“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的现实从哪里来的？对社会产品的肆意挥霍，惊人的高级享受是哪里来的?相当一部分高干子弟几乎是理所当然地享有财产，权力的变相世袭又是从哪里来的?新资产阶级占有方式和维护这种占有方式的政治手段凭借的又是什么呢?文艺、教育、五七干校、上山下乡、吐故纳新、上大学、培养接班人等等，几乎每一个被人们称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为特权显圣的场所”。作者特别指出：“在我国，对据说为革命流了很多血汗的老干部实行某种特殊的照顾即使是传统所允许的，老百姓也没有表示多大异议的话，但是我们能够轻视它对政权的腐化作用和对新的社会关系带来的影响么?我们能够对正在产生和形成的新贵族、新资产阶级分子熟视无睹么?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限制特权的条文！”大字报的作者们还呼吁要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人民给的。我们的干部，不应是当官做老爷，而是人民的勤务员。但是，权力是极能腐蚀人的。一个人的地位改变了，是最能考验他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呢?还是为少数人谋私利?能否保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除了他自己的努力外，最主要的是人民群众的革命监督，而群众运动是一个革命者保持革命精神的最丰富的源泉。应当怎样规定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革命监督的权利呢?并且，应当怎样明白规定， 当某些干部(特别是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失去了广大人民信任的时候，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呢? 四届人大应当回答这些问题。” 3
在上述论辩中，语言还有文革那个年代的特征，思维也并未完全摆脱那个时代的羁绊。但，确实有新的东西开始表露出来，那就是对“一元化”权力结构的明确质疑，对权力腐蚀人的深切洞察，以及对公民政治权利（特别是公民监督包括中央领导在内的各级领导人的权利）的由衷呼唤。
没过几年，准确地说是文革结束不久、改革开放春风刚至的1980年，另一个叫徐文立的青年电工居然以个人名义发表了一份《促进庚申变法的建议书》。这份《建议书》比6年前的广州大字报又前进了一大步，锋芒直指中国现存的政治体制。《建议书》断言“中国是非变不可了，固守不变只有绝路一条，不大变也只有绝路一条”。“看来只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变法才是切实可行的道路。”基于“中国的事情再不能只由少数人来办，应该还政于民，由全国人民来办，举国一致，同心同德，变法图强”的信念，作者在《建议书》中一下子提出20条变法条陈，包括“废止目前在全国范围进行的区县级的不民主的民主普选”、“放弃独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真正实行信仰自由的原则，正确地介绍和继承一切人类文明的进步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兼蓄并收，为我所用。让马克思主义从演绎式的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并不妨碍其他政党和派别的各自的信仰和崇尚。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真正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也不压迫少数的民主原则”、“以实现全面的现代化的口号代替四个现代化的口号”、“确立中国共产党享有指导权，人大和政协享有立法权，国家机关享有行政权，法院享有完全独立的司法权的四权分立政治制度，恢复国家主席领导国务院、统帅武装力量的体制。废除终身制，连选连任最多不得超过二任”、“逐步废止中央集权制，实现中央统一领导、地方区域自治的联邦制，台湾省作为特区处理，以图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军队是国家和人民的保卫者，中国公民和军人都应牢固树立‘军不干政’的观念，违者处以严刑”、“制定主权在民的新宪法，同时制定保护现代化政体的子法，如新闻出版法、结社组党法、罢工法、游行法等等法案”、“立即释放魏京生、任畹町、刘青等一类思想犯；重新审理以往的政治犯；重新修订刑法中含混不清的反革命罪的有关条款；废止公安部门可能行使司法权的治安管理条例；真正实行公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示威、游行、罢工等权利”。 4 洋洋洒洒，几乎涉及了中国未来宪政改革的全部领域。当然，这不是徐文立一个人的声音，它代表了从四五运动到民主墙，一代中国人历经文革后的反思和觉醒。魏京生论“第五个现代化”，胡平论言论自由，陈子明、王军涛的学生竞选纲领等等，均是那个年代民间呼唤真共和、反对假共和的代表作，这些声音凸显了我们这个民族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要求。
那么当政者的情况又如何呢？总的来说，在本文刚刚提及的制度现代化回归的三个方面，当政者只部分地做了一件事：重建市场经济，而且是在被动的、不自觉的状态下。另外两件事，也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和重建公民社会，则在当政者内部遇到极大阻力。
经济改革相对容易启动，一是因为现实的压力，10亿中国老百姓要吃饭，而照文革年代老是批判“修正主义”的办法，老百姓的吃饭都成了问题；二是扭转短缺经济的被动局面，对恢复党的声誉、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好处，而没有坏处，党的领导层自然大多持支持立场。那么，为什么又说这个改革是“不自觉”的呢？这是因为“重建市场经济”当初并非、甚至从来没有成为官方经济改革的明确目标：有太多的传统认知和意识形态障碍阻止人们去彻底思考市场经济的真实制度属性。好在中国人很“务实”，在邓小平“不争论”的前提下，经济改革挂着“特色社会主义”的招牌“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了。
政治体制改革则不然，它必然触动党国元老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78年年末、79年年初，北京城政治空气异常浓厚。民间有西单民主墙，体制内有理论务虚会。据邓力群《十二个春秋》记载：胡乔木曾对邓力群说，这个理论务虚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否定毛泽东。当时邓小平的工作还比较闲，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每期都看，结果“越看越看不下去”。邓力群对此的解释是：“这五个否定一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邓小平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奋斗了一生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你说他不敏感、感觉不到或完全同意，我相信是根本不可能的。” 5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委托胡乔木起草了那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用四根“棍子”对付“五个否定”。理论工作务虚会也风向陡转，中国改革的春天重新蒙上一片乌云。
就情感层面言，邓力群的解释不无道理。不但邓小平，几乎所有中共元老都有这个情结问题在。当然，情感是与认知相联系的。正确的、清晰的认知可以驾驭情感，错误的、糊涂的认知则放大情感误区。中共元老中的许多人属于后者。邓一代人早年参加革命，满脑子是在莫斯科和延安学到的马列主义，对毛式中国革命的理论耳熟能详，却对现代制度文明知之甚少，甚至充满偏见。文革中很多中共元老受到冲击、但“解放”以后回到权力舞台上，左右他们的仍然是那套传统的政治思维，而绝少对制度和意识形态本身的批判性反思。否定自己，否定自己曾经相信的东西，否定自己过去的追求在科学意义上的正确性，需要勇气，也需要更宽广的知识视野，而当时几乎所有中共元老，都做不到这一点。
理解了以上这些，邓的讲话中充满认知混乱，也就不奇怪了。在驳斥“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时，邓熟练地引用斯大林式的语言，强调“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而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我们可以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 6 请注意，在这里，“资本主义制度”是和“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连在一起相提并论的，这当然是典型的共产革命逻辑妖魔化资本主义的认知表现。谈到“民主”，邓则满口列宁式的语言，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而且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 7 这里，几乎是在重复列宁《国家与革命》中的铁血观点，而全无公共权力机构的概念。乔木一代红色秀才的知识结构，大致如此。老邓喜欢用这样的秀才代笔，证明他自己比这些秀才也高明不到哪里去。
然而，我在这里必须强调，一味把中共元老拒绝政治改革解释为情感、认知上的原因，也是肤浅的、书生气的。真实的历史逻辑远比这个复杂。
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是在讨论一批掌权者，研究、还原这些人作为掌权者的所思所想，虽然他们是一些共产党人。掌权者手里握有的是权力，而权力会催生利益并与利益相纠葛。人类的本性向来如此。共产党人也不例外。邓为什么拒绝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共产党的党国体制为什么不容动摇？归根到底，是因为这个体制不但代表着“打江山”一代人的理想，而且代表着“坐江山”一代人的利益。而当“理想”逐步转变为“利益”时，权力的异化也就完成了。权力的异化可以是明火执仗的，也可以是静悄悄的。但无论以什么形式，只要权力本身被垄断，这样的异化就是不可避免的。
正因为不仅仅是情感、认知，还有利益考虑在其中作祟，我们必须对本文前边的解释做一点补充或修正，那就是：邓一代中共元老对“党的领导”的坚持，对“自由化”的批判，已经、或不可能不带有某种口是心非的成分。他们未必真的认为批评者的指责全都是错的；但为了垄断权力，防止权力可能遭到的任何威胁，他们必须把批评者的批评指控为全部是错的，不但是非科学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一个人不会观察他不想观察的事实，这还只是一个心理学上的问题；而当一个人出于政治目的而故意曲解事实的时候，则已经是一个极权政治学的问题。遗憾而复杂的是，对邓来说，这两者似乎都有。而那些马列原典，在后一种情况下，不过是专制者用来自圆其说、自证其合法性、并用来回应批评者的一种工具而已。于是，徐文立之类必然要作为“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被投入大狱，就像文革中李一哲们被投入大狱一样；以建设宪政民主为目标的中国政治改革，也必然被保守的中共元老所拒绝。
总之，我们目睹了邓式改革年代两种政治发展逻辑的再次冲突：一方面，已经羞于谈论共产革命宏大叙事的第二代中共当权者，仍然要接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等本来是改革派抵制保守派的理论、用不管怎样我们还是“社会主义”的办法来宣示对马列正统的传承；另一方面，制度现代化逻辑（特别是其中的政治建构部分，包括政治多元化、公民社会建设和体现权力制衡原则及公共权力公平竞争、和平更替原则的政党政治建设）仍然无法进入传媒公开讨论的视野，进入官方的合法研究平台。官方所谓“政治改革”，在最好的情况下，是体制内的开明派借以推进改革进程的一个偷偷摸摸的工具；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党内保守派维护一党统治的新的遮羞布和挡箭牌。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存于迄今为止坎坎坷坷的“共和国”历史进程中。
1986年的官方政改方案及其有限意义，就是一个证明。
当年政改方案起草的参与者、现在在加拿大执教的吴国光曾撰写《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详细记载了这个政治改革方案缘起、拟定和最后流产的全部经过。该方案本来是为中共十三大准备的。为此还专门成立了由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挂帅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负责拟定方案，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讨思路和设计蓝图。然而，为政改方案定调的实际是邓小平。邓给政治改革规定了四项内容和三个目标。四项内容是：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提高效率。三个目标是：保持活力，提高效率，调动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8 邓自己的解释是：“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的必要性”。“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 9 但是，请读者千万不要搞错，以为老邓是在制度现代化逻辑意义上讨论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不是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社会的进一步开放，要求政治本身的多元化。这是制度现代化的逻辑。但邓没有这个视野，也不可能这样提出问题。邓同意搞政治改革，不过是想提高行政效率，同时解决干部年轻化问题。邓考虑的核心仍在“坚持党的领导”或“改善党的领导”而不是相反。邓特别强调“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10 甚至在十三大报告初稿出来后，邓仍然在怀疑报告起草人“是不是搬了一点三权鼎立”。邓反复讲政治改革“主要是要保证行政机构能够有效工作，不能过多干涉。决定了就办，这是我们的优势，不能放弃。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 11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政改研讨小组不可能真的就有关中国政治改革的任何实质性问题进行“研讨”，并作出长远规划。
然而，民间争取真民主的努力，并没有因为中共元老的保守而停顿下来。民主墙时代的异议分子虽然大多进了监狱，高校里、民间社会中却又不断涌现出新的“自由化力量”，出现新的民主斗士。80年代的中国高校校园是活跃的，热烈的，方励之、刘冰雁等一批知识分子成为学生们的崇拜偶像。1986年年底，在方励之任副校长的中国科技大，学生们对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的不民主深为不满，他们批评人代会只是“少数人的橡皮图章”，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学生们还提出要把科大办成中国的“民主特区”。他们的呼声得到了作为学校领导人的方励之的响应。方在一次学生集会上热情洋溢地说：“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 12 这个认识正在成为那个年代知识界、舆论界越来越多争取民主的人们的共识。
这里，还应该就中共体制内的变化，特别是胡耀邦、赵紫阳所代表的意义，再做一些分析。
人们通常把胡、赵视为80年代中共党内改革派的代表性人物，这当然没错。但我们应该看到，作为改革者的胡、赵的认知发展，同样是复杂的、曲折的。客观地讲，被共产革命的传统教条所困扰、所囿限，决不止于邓小平一类革命元老；稍晚一代的胡耀邦、赵紫阳也曾经历痛苦的认知迷茫。70年代末，面对西单民主墙的民间呼声，胡耀邦一方面不主张“随便抓人”，另一方也的确彷徨于如何界定此类事情的性质，而自觉不自觉地向传统资源寻求帮助。比如，耀邦曾经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引了一个词，“民主个人主义”，来描述社会上的那些批评者，认为他们是“离开阶级、离开历史的发展去讲民主”。 13 当然，耀邦的思考中，有策略成分。在一次小范围谈话中，耀邦讲：“一个共产党，一个社会主义，一个毛泽东思想，这还是我们三个法宝。我们的党同苏联不一样，苏联打倒了斯大林，还有一个列宁。赫鲁晓夫打倒斯大林以后，每次都讲列宁。只有举列宁的旗帜，民心方能维持”。“今后，毛主席的威望还会再下来一点。我们的民族翻身以后，他的形象下来一点不要紧。我们的民族没有翻身，把他的形象降下来，我们的国家就要乱”。 14 在耀邦的心目中，共产党修正自己的错误，仍然可以带领人民去“翻身”，去“扭转乾坤”。他的大力平反冤假错案，在各种场合保护、鼓励知识分子，都证明了他作为改革者的共产党人的真诚。但胡耀邦却因“反自由化不力”屡屡遭到党内元老的指责和邓小平的批评，直到最后被赶下台。用“三宽部长”朱厚泽的话说：“耀邦是在传统体制内试图为共产党找到出路，但又不违背‘规则’的最后一人”。 15 这个评价确乎颇耐人寻味。晚年的耀邦一直在痛苦中思索。当老朋友吴江来看他，谈到“马克思主义一旦成为政党的意识形态工具，就容易丧失其固有的科学性”时，耀邦表示“这样重要的问题应当研究、说清楚”。“我们不能再过糊涂日子，或者强迫人过糊涂日子了。僵化思想和教条主义是没有出路的”。 16 可惜耀邦没有能在有生之年完成这种研究和思考。
赵紫阳的情况又有不同。用紫阳自己的说法，“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完全没有注意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17 他还提到“陕西一个工人给我写过一封信，说他看了我的许多讲话，认为我是经济上的改革派，但在政治上是个保守派。这确实是符合我当时思想实际的”。 18 发生变化是在80年代中后期，作为国务院总理、后来又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面对经济改革越来越深入、党内守旧势力的阻力也越来越大的现实，不能不对政治改革开始认真的思考。赵一方面感到，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改革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就很难妥善解决，支持改革的力量也很难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赵尤其深深感到，执政党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必须从根本上设法解决，没有知识界的政治参与，改革也不可能取得成功。正是在这个信念下，在胡耀邦被废黜后，赵紫阳顶住守旧势力和“左王”们的压力，尽可能保护了一批知识分子。在主持中央政改研讨小组及其办公室研究政改方案的过程中，紫阳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加进有意义的内容，比如，他主张改革人代会制度，强化人大常委会的议事功能，“人大作为橡皮图章，就是人大常委会的橡皮图章，而不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橡皮图章” 19 ；再比如，赵主张工会要有一定的独立性，“工会是实行工人自治的一种形式”，“不能说本单位的工会绝对受党委领导，那样，就不可能有不同意见”。 20 当然，正像紫阳自己承认的，即便到了1989年，这位总书记心目中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不是想在中国搞议会民主制和多党制，“当时总的想法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改变，但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 21 完成新的思想和认知跨越，体认到一党专制行不通、只有宪政民主才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对赵紫阳来说，是在六四之后的软禁中又经过数年的痛苦思考，才最终做到的。
然而，如果从一个大的历史长程来观察的话，我还是要说，不管胡、赵作为个人存在什么样的认知局限，他们却在客观上代表、至少是预示了改革年代共产党自身的转型方向。在前不久写的另一篇文章中，笔者曾指出：“胡耀邦和一大批以他为代表的力主改革开放的共产党人，是极权政治达于顶峰后走向反面的产物，是这个党痛定思痛过程中产生的体制内新生力量。尽管这个力量还很弱小，在认知、行为方式等方面远未挣脱旧体制的影响，但他们却在客观上代表着某种新的方向。共产党作为一个极权主义执政党需要脱胎换骨的改造和转型，才能从一个专制政党转变为宪政民主体制框架内的民主政党。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需要。对中共来说，这也是一个痛苦、艰难的自我解构和重建过程。它需要一系列的刺激和推动，包括来自自身内部的刺激和推动。胡耀邦和他的党内改革派同事恰恰充当了这样一种推手的角色。尽管在当时，他们自己也未必清楚意识到这种角色，但历史发展往往是这样的，行动者在大的历史转变年代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进步的工具，甚至火车头。” 22
可以讲，就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来说，体制内的开明力量和体制外的民间自由力量合作，合力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在当时并非没有这个可能。当时，权贵资本虽然已经在形成，但远没有成气候。普通公众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从个人生活的变化中，感受到开放带来的好处，支持改革。知识分子则意气风发，“自由化”越批越香。社会结构性紧张在加剧，危机在显露，但改革的力量也在积累，在凝聚。整个社会的氛围是昂扬的，充满了动感。
是1989年的六四镇压使这个历史纠错过程突然终止。
本文不就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展开讨论。有太多的有关材料可供读者参考。我想强调的只是：这本来是一次巨大的历史机会，推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再向前走一步的机会。学生、市民和知识分子不是要推翻谁，他们只是希望执政者在自己做错了事情的时候诚实地认错；即便是在戒严已经发生、数十万军队已经围困北京城的情况下，人们也至多是发出召开紧急人大会议、“罢免李鹏政府”的呼吁，这完全是公民权利范围内的正当之举。但在敌对思维支配下、并惯于用敌对思维对付异议者和不同政见的中共元老们，到底走出了致命的一步，那就是用武力宣布对和平抗议的拒绝!
于是，
共产革命逻辑在坦克的隆隆声中、在六四死难者的鲜血中最终走到自己的反面，演变成赤裸裸的专制逻辑。
制度现代化、特别是政治民主化的逻辑，则再次被打入冷宫。
时间一晃已经过了20年。可以说，就政治层面而言，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历届中共中央领导人和他们的小班子（政治局常委会）一直生活在六四的历史阴影之中，他们从来没能摆脱这个噩梦。20年来，当政者所做的所有事情都围绕一个核心：重新修复党的合法性。共产革命的逻辑已经名存实亡，一切都以维持共产党的当下执政地位为根本。
他们可以继续推进某些领域的经济改革，但这是为了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保增长”，因为只有“保增长”，才能“保稳定”。
他们也可以悄悄地修正执政党的定位，使它更具有公共权力的外表，却惘然不顾这里边隐含的逻辑矛盾： “三个代表”预设了共产党的全民党性质，而不再是、或不在仅仅是阶级党。然而，对一党统治来说，“阶级专政论”是理直气壮、自圆其说的，因为我就“代表”“无产阶级”在执政，而且可以永远“代表”下去；全民党则不同，你是否能“代表”全民，要经过全民的检验和定期授权，不能因为“江山”是你打的，就永远坐在这个位置上。 “打江山、坐江山”是山大王的逻辑，完全违背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基本常识。
这种状况当然必须改变。
为了不愧对百年来先贤奋斗的历史，也为了中国民主化的未来。
但在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回答另一个与此有关、又似乎令人困惑的问题：毕竟，中国的经济在过去的20年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而这确实是在我们这样一个问题百出的体制内实现的。那么，如何理解党专制语境内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又如何理解今天人们常说的中国的“崛起”乃至“强大”？宪政自由主义者必须对此给出清晰的回答。
（待续）
注释：
1、见冯兰瑞“改革开放初期理论界的拨乱反正”一文，载《领导者》杂志2008年第20期、第21期。
2、于光远老先生著书研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就断言“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两个‘论’本来有可能是连续直接起指导作用的，即中国社会有可能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可是建国以来的历史却使这两个‘论’直接起作用的时间出现了断裂。”（见于著《“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读史笔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页237）于老这部读书笔记完成于六四后近10年的1998年，却仍然在共产革命逻辑的框架内思考问题，实在是一件憾事。另一位老人胡绩伟则认为中国今天的改革就是要“回到新民主主义道路上来”，虽然胡老也承认使用这个词“多少有些不得已”。（见李锐、胡绩伟等著，张博树主编《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版，页45）
3、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互联网上找到这篇大字报的全文。据历史档案记载，大字报一出现,立即轰动了广州。因为围观的人太多,导致交通堵塞。夜黑了,还有许多人打着手电筒、划着火柴读完它,抄录上面的句子。这张大字报的影响迅速波及全国。不用问，它很快被定性为“反动大字报”，几位作者也相继入狱，直到1979年才获得平反。
4、参见中国关注中心网站（CCC）的有关文献。
5、邓力群《十二个春秋》，征求意见稿，页207。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页167~178。
7、同上，页169。
8、参见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年版，页48。
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页176~177。
10、同上，页178.
11、引自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页422。
12、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Excellent Culture Press 2004年版，页319。
13、见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页301。
14、同上，页321。
15、2007年7月21日在北京一次胡耀邦思想研讨会上朱厚泽语。
16、《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页1329。
17、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页292。
18、同上。
19、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页275。
20、同上，页301~302。
21、赵紫阳《改革历程》，页293。
22、引自本人为《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12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一书写的长篇导言“纪念耀邦，推进转型：论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历史角色”，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版，页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