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还是改良
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完美的事情。对于政治学而言，首要的问题是：面对不完美的政府，或者面对恶政府，政府统治下的人民该怎么办？追溯人类历史，人类对付恶政府的方式有两种：暴力革命与点滴改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是前一种方式，马丁路德•金则是后一种方式。
暴力革命的方式在其开始具有正义性。按照契约论的说法，既然政府存在的价值基础就是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如果政府不仅没有做到，而且还出尔反尔，运用自己强大的力量干涉公民的个人权利。既然政府已经违背了契约，那么公民就没有义务去服从一个他眼中的恶政府了。于是乃有暴力革命的原初正义性。暴力革命的缘起，从来都是恶政府暴虐到无以复加的最终结局。从这一点而言，马克思建立在暴力革命基础上的方式并无可厚非。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问题的关键在于革命胜利以后。如果具体到中国革命的实例。那么，就有必要套用鲁迅的一种逻辑思维方式。五四时期，面对人们对娜拉出走的普遍赞誉，鲁迅提出了他的疑问。鲁迅的疑问不在于娜拉出走，而在于娜拉出走以后。同理，对于暴力革命而言，我的疑问不在于暴力革命本身，而在于革命成功以后。革命是叫人活而不是叫人死的。暴力革命的原初目的，无疑是为了建立一个比原先政府更加好的政府，关键的问题是：倘使革命成功以后，建立起来的政府比原来的恶政府更加恶，这又如何是好呢？令中国知识分子烦恼的问题恰恰在这里：20世纪的中国革命，无数烈士抛头颅、洒热血，结果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极权主义统治，其奴役程度，比先前政府对人的奴役还要厉害千倍万倍。
事实胜于雄辩。在生活与理论不符的时刻，最需要反思的恰恰应该是理论。马丁路德•金给出了治疗马克思暴力革命论的一种好的方式：非暴力。如果说马克思的方案是基于人性深处幽暗的仇恨意识，那么马丁路德•金则运用人性深处熠熠生辉的爱的力量。用爱的力量去化解仇恨的力量，这在雨果《九三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有着淋漓尽致的精彩发挥。在思想那忧郁的河流里，在时光的荏苒中，雨果战胜了卢梭，陀思妥耶夫斯基战胜了列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用仇恨的方式来改变这个世界无异于饮鸩止渴，只有爱的力量才会带给人类持久的幸福与欢乐。爱比恨更永恒。
二：改良的可能性：马丁路德？金的思想源泉
既然暴力革命不会持久的带来幸福与安宁，那么我们就要必要重新选择改造社会的方式，既然革命这一选项被排除，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来审视一下另一个选项——改良。那么，金博士的改良思想，其改良方式是如何而来的呢？
思想从来不会是天上掉馅饼。马丁路德•金的思想，也并不是来自他自己的原创。在金博士演说的背后，恰恰可以看出其思想的脉络与谱系。
1林肯与《独立宣言》：正义性与合法性的基石
在这篇演讲的开端，马丁路德•金已经展示出来了其思想的源泉。演讲一开始，可爱的金博士就把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作为自己的思想论证。1862年，林肯在《解放宣言》已经做出了承诺：“自公元1863年1月1日起，任何一洲或州内指定地区要是仍蓄有奴隶，当地人民将被视为反叛合众国政府。一切被蓄为奴的人应获得自由，并永享自由。合众国政府，包括海军当局，承认并维护上述人员之自由。对于此种人或其中任何一人为实际自由而作的努力，不采取任何压制行动。”此外，在1863年的《葛底斯堡演说》的最后，林肯也曾庄严承诺：“我们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远不会从地球上消失。”被解放的黑人，作为美利坚共和国的国民，自然也要拥有这种权利，否则，平等就无从谈起。
金博士的伟大之处，乃在于他把纸上的承诺通过自己的亲身行动变成了现实。纸上的宪法如果不化作人们日常生活的常态，那么宪法与承诺永远是镜花水月的睡美人而已。鸡蛋之所以飞蛾扑火般的碰石头，乃是源于石头外面的世界是自由的世界。爱自由是人类的天性，即使人类曾长久的做奴隶。
接下来，金博士将黑人所遭遇的歧视成为尚未兑现的空头支票。在这里，金博士指向了美国的建国基础——《独立宣言》。《独立宣言》一开始就明确写到：“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不论是《独立宣言》，还是林肯签署的《解放宣言》，为金博士的行动提供了其正义性与合法性的基础。
2：甘地与梭罗：非暴力与不合作
在马丁路德•金之前，已经有过不少人就此做过尝试。金博士的成功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关于非暴力的思想源泉，可以追溯到《圣经》，但思想如果不从事行动，思想就显得无力。真正将这些思想付诸实施的先是托尔斯泰，依托于《圣经》，托尔斯泰提出了“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并在自己的行动中付诸实施。而真正使得非暴力的主张响彻世界的则是伟大的甘地。在说到仇恨的恶果时，甘地写到：“以眼还眼，使整个世界都盲目了”，因此在实现民族解放的道路上，甘地强调目的与手段的纯洁性，因为甘地明白，用肮脏的目的绝不会达到高尚的目的。在这一点上，马丁路德•金还曾有所发挥，他写到：“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
有人质疑非暴力的能量，在许多人看来，非暴力未免显得软弱无力，不如暴力来的直接而有效。他们或许忘了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一步登天的最可能结局是飞蛾扑火。建立在非暴力基础的则是不合作。关于不合作，马丁路德•金可能还受到了他的美国前辈梭罗的影响，正是梭罗，第一次系统的论证了公民不服从在法理上的正义性，不仅如此，梭罗还曾为此而实践，并由此入狱。梭罗写到：“不公正的法律仍然存在：我们必须心甘情愿地服从这些法律，还是努力去修正它们、服从它们直至我们取得成功，或是立刻粉碎它们呢？在当前这种政府统治下，人们普遍认为应等待，直到说服大多数人去改变它们。人们认为，如果他们抵制的话，这样修正的结果将比原来的谬误更糟。不过，如果修正的结果真比原来的谬误更糟的话；那是政府的过错，是政府使其变得更糟的。为什麽政府不善于预见改革并为其提供机会呢？为什麽政府不珍惜少数派的智慧呢？为什麽政府不见棺材不落泪呢？为什麽政府不鼓励老百姓提高警惕，为政府指出错误而避免犯错误呢？为什麽政府总是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把哥白尼和路德逐出教会，并指责华盛顿和富兰克林是叛乱分子呢？”违背了人类伦理的正义性的恶法是非法的。正如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所说：法律的正义性比法律的确定性更加重要。由此，对待恶法或者恶劣现实的方式就是不服从与不合作。一个人的不服从与不合作的力量固然弱小，但这依然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意味着自由个体的觉醒，而当整个社会的个体一个个都觉醒的时候，真正颜色革命的时刻就来临了。恰如诗人米沃什所说：雪崩的形成，乃是源于一个小石子的偶然滚动。多数时候，个体的公民不服从其实就是那颗滚动的小石子。
三：改良的果实：不坏的结局
甘地提倡非暴力运动，运动本身胜利了，甘地却死于暗杀，马丁路德•金提倡非暴力运动，运动本身胜利了，马丁路德？金却死于暗杀。这恰是历史的反讽。当人类文明还没有发展到这一高水准的时刻，强行提升人类文明的运动固然会取得胜利，但这一文明的领袖人物最有可能遭遇不测。这或许是人类的悖论，想想苏格拉底、想想茨威格所写的《异端的权利》，这不由得使人悲哀。但是，相对而言，用个体的死亡来换取人类文明的普遍提升是最不坏的结局。况且作为补偿，被刺杀的个体都会成为永垂不朽的人类历史上的恒星。比起暴力革命的血流成河，改良的结局无疑是最不坏的。改良与民主一样，都不是人类最好的选择，仅仅是人类最不坏的选择。之所以不去选择人类最好的选项，是因为在追求最好的路上一定会遇见最坏的道路。当然，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希望用一场改良来达到一劳永逸无疑于痴人说梦。但只要政治上上了轨道，权力制衡的机器开始运转，那么一个国家的民主质量就会慢慢提升，进而越来越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耐心的温和知识分子才是一个转型社会所需要的。急切与暴躁是一种恶劣的情绪，它会使人的心灵恶化，使人的品质下降。无数人急躁的情绪就会转变为社会情绪，这种情绪会造就暴力革命的土壤，这在晚清时期表现的尤其明显，在革命与改良这场龟兔赛跑中，兔子的急躁情绪部分改变了晚清历史的走向。时期表现的尤其明显，在革命与改良这场龟兔赛跑中，兔子的急躁情绪部分改变了晚清历史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