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德国举办的第26届法兰克福书展上，一百五十多位中国作家倾巢出动、组团前往。其中有两名王姓作家，互相辉映，尤其引人瞠目：一个是以写“纵做鬼，也幸福”词出名的王兆山；另一个是王蒙。王蒙在演讲时，向外国人忽悠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这番话传回中国，饱受讥评。后来王蒙见状，乃辩解说，他所谓的“最好”，是指“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云。
对于王蒙的这个“补充说明”，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羊城晚报》上发表《王蒙、陈晓明为何乐做“唱盛党”？》一文，有这样的批评：
“我们应当接受王蒙的补充说明，因为它不仅让我们明确了所谓‘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不是指别的，而只是‘讲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而且，它还让我们懂得‘只有大外行才去评论’不同时期的创作（作品）是否‘最好’。
但是，王蒙在法兰克福的原话的确难免被人理解是从创作（作品）立论的，因为除非特别说明，除了王蒙自己心中明白，他人是不可能将王蒙的“最好”论断理解为“只是”在就“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说事的。听王蒙的讲话，不要在A时听了，就在A时下判断，一定要耐心等待老人家在B时的补充申辩出来之后，并且挨到C时再作判断———如果王老在C时没有新的言论了；否则，就必犯“闭着眼睛瞎诌”的判断热急病。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
“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如果真让“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应当最有利于作家的创作，最可产生文学精品。但是王蒙确实不能以自己和同行的创作业绩来说服人们认可“这最好的时候”。身为个中人，王蒙的“最好”论是否暗含了当下中国作家自我批评的意味呢？应当是没有的，这从王蒙自己回国后的申明中看得很清楚。实际上，当今不少在生活上“中资化”和“权贵化”的中国作家，不仅不能出精品，反而正以趋炎附势和吹捧媚俗败坏中国文学的历史盛名。
当然，处在“最好的时候”未必就应当创作最好的文学，因为反例是，王蒙提及的莎士比亚和曹雪芹都无幸生活在这“最好的时候”，他们的创作却是人类不朽的杰作（依照王蒙的说法，我们也不用“最好”来判断莎、曹）。换言之，作家生活环境的好与坏，与作家创作成果的好与坏无因果关系。晚年王蒙是以幽默行世的，无论置身庙堂还是江湖，老先生的举手投足，都富含幽默精神。但他不从创作与作品立论，而只着眼于当下中国作家们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如此论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不仅不切题，而且立意之低，竟然堂皇地向国际社会宣讲，实在是在庄重的场合开中国文学的国际玩笑———远离国人能接受的幽默了。以王蒙在中国当代文坛之尊，开这个国际玩笑，实在是不慎重、不严肃。
从上面的评论看，显然肖先生认为王蒙是丢人丢到国际上去了。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是，看到肖先生全文如此铺张，我觉得他实在有点枉抛心力。因为在“王蒙为何乐做‘唱盛党’？”的问题上，我们只要翻点历史资料，便可以求得答案、便可以轻而易举得出结论。试看一九九五年一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四月泥泞》一书，其中收有王蒙《本命年？》一文，这样写到：
“王蒙老矣，尚能饭也酒也，能吟咏也，能哭能笑也。乐已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或已至），乃是我的写照。至于发愤忘食，没有我的事情。第一、不愤，改革开放，歌舞升平，能写能走，不惧跳梁，何愤之有哉？第二、忘食更是没有的事。民以食为天，吃都没有兴趣，这人的世界观还有救吗？”（页九十二）
看到了吧？王蒙根本就是一“歌德派”、根本就是一个“唱盛党”。他认为改革开放是“歌舞升平”的时代，所以一点愤都没有，不但一点愤都没有，且要对“歌舞升平”加以“吟咏”，并且“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或已至）”，这才是他的真实写照。正因为王蒙骨子里就是那样的人、就是一个倡优式的“文学侍从”，所以，他的任何“趋炎附势和吹捧媚俗”的言行、他的将“浮肿”当作“肥胖”的论调，实在均无足怪，——不论他所谓的“最好”究竟指什么，也不论他发言的时间是A、还是B.今之问王蒙何以是“唱盛党”者，实在是太不了解这位作家了。因此，我特别翻出这段历史资料，以泄其底，大家千万别看错了人！
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