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总是是非不断，与政治问题结合时，便尤其耸动。在即将过去的11月，又有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一位早夭的旷世天才卷入其中。他们是：凯尔泰斯·伊姆雷、阿尔贝·加缪和罗伯托·波拉尼奥。
被指叛国的匈牙利“柏林人”
纯属巧合：11月9日，柏林隆重庆祝大墙倒塌二十周年的当日，匈牙利大作家、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雷也在柏林迎来了八十大寿。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篇生日谈话已在家乡引起了轩然大波。
事发于几天前凯尔泰斯对德国《世界报》发表的谈话。长居柏林的大作家盛赞了德国首都，并骄傲地自许为柏林人，因为这是“世界上最具音乐色彩的城市”，生活平静，居民友善，而他的家乡布达佩斯已经“完全巴尔干化”了，乃至其祖国匈牙利的世风，也在过去十年间持续恶化“极右分子和反犹派甚嚣尘上。匈牙利人的旧习，如伪善和压迫倾向，则更甚以往。”他说。
他同时否认了自己和匈牙利文学的联系，称养育他的是欧洲文化。在20年前的那些年里，他从未读过任何一本得到国家认可的书。
上述内容被匈牙利报章广泛译载，有人称：“每个光荣的匈牙利人都会认为，他是个丧家的流氓”。而在匈牙利文化界，这篇生日谈话引发了非常不同的复杂反响。尽管有人认为凯尔泰斯的评论方式值得商榷，但更多的知识分子表达了对他的理解。
评论家瓦里·捷尔吉认为，当今匈牙利正处于一种“最糟糕”的反应———自怜、恐惧自由“我们的人性之恶”因此有机可乘“从这个意义上讲，凯尔泰斯是对的。”他说“过去十年来，我们所处的环境每况愈下，布达佩斯也几乎成了一座不适合居住的首都，这也是对的。”而斯洛伐克匈族作家格伦德尔·拉约什说“我也认为匈牙利现代文学是个空白，后来才出现了凯尔泰斯·伊姆雷、纳达斯·彼得和艾斯特哈兹·彼得。”
凯尔泰斯本人也做出了一些补救之举。他对匈牙利多瑙电视台表示：“当然了，我说了些批评性的话，可我的批评无意伤害国家和人民，我是出于善意。我的批评被当成了叛国声明，可它们不是。如果我对匈牙利———我的祖国———还能派上些用场的话，我会非常高兴。”在节目中，80岁的凯尔泰斯一再强调，匈牙利是他的祖国，他生在匈牙利，是匈牙利公民，并且始终用匈牙利语写作。
“反抗者”不想进入先贤祠
知识分子要不要国家给予的荣誉，国家有没有必然的权力，在知识分子死后，主动追封他、供奉他、拜祭他？在法国，这些都是问题，而且往往是政治问题。
明年1月4日，法国将迎来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贝·加缪（1913-1960）去世50周年，萨科齐总统计划届时将其遗骨由普罗旺斯一偏僻公墓迎至巴黎，重葬于万古流芳的先贤祠，与历代鸿儒豪杰共眠。
然而，作家的儿子、64岁的让·加缪却不买总统面子。《世界报》报道，隐居的让通过一位拒绝公布身份的密友表示，入住先贤祠违逆父意，而令亡父的文学和思想遗产效命于国家，更绝非其九泉所愿。他公开怀疑，萨科齐先生想利用他爸爸。
加缪的传记作者奥利维耶·托德也认为总统别有用心。“这是个花招。这是萨科齐劫持知识阶层之伎俩的一部分。”他说，“加缪不需要萨科齐，而萨科齐需要一点知识分子的辉映。”
左翼政治家已为此指责萨科齐欲借先哲遗骨，图政治私利。法国共产党声明说，萨科齐选择一位代表反叛与自由的作家，实乃对其政府之右翼政策的反讽。
活着时人各有志，死后亦希望各得其所，家人则愿逝者安息。像加缪事件一样，国家或党派欲移而不获家属同意者，史上不在少数。1945年，法共申移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1866-1944）入祠，终不获罗家允准。
如今，就动迁加缪的问题，几经较量之后，爱丽舍宫已经预感失败，11月23日仅以一句简短声明“O nvavoir”（再看吧）交差。
制造波拉尼奥
早亡智利天才小说家罗伯托·波拉尼奥两年来在美国大红大紫，媒体极力褒扬，读者趋之若鹜，其《荒野侦探》和《2666》则先后入选了《纽约时报书评》2007和2008年度的十佳图书，能够连续两年在该榜单上获得青睐的作家，极为罕见。
然而，波拉尼奥的生前好友、萨尔瓦多著名作家奥拉西奥·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和纽约城市大学教授萨拉·波拉克决意挺身而出，挑战美国人对波拉尼奥的庸俗包装、不实宣传与商业贩售，以图解开两年来席卷全美的波拉尼奥狂潮之谜。
波拉克女士以学术论文分析了“波拉尼奥神话”的构建过程，指出其背后不仅有出版商的市场操作，亦反映出拉美文学和文化的面貌已被美国人加以重构，并向大众推销。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对此深有同感，他投书阿根廷《民族报》，本月《格尔尼卡》杂志则以《波拉尼奥有限公司》为题，刊登了该文的英译。
“市场皆有其主宰者，一如这个被污染星球上的万事万物，正是这些市场的主宰者们决定着你的舞步，无论是贩卖廉价的避孕套，还是在美国贩卖拉美小说。”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写道，“关键之处在于，三十年来，在北美读者的想象中，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就是拉美文学的代表。然而这一切终于褪色，诱惑不再，文化机构遂转而寻找新品。”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及其内脏现实主义于是应运而出。
早先，波拉尼奥的中短篇小说皆由独立出版商新方向书局小心翼翼地在北美市场推出，销量平平。就在《荒野侦探》的版权谈判中途，忽有巨头FSG出版社现身，认定此乃杰作，可被选作下一个“大家伙”———新的《百年孤独》，其作者刚刚过世不久，更便于放胆引导市场之舆论导向，正如波拉克女士分析的那样：“波拉尼奥的创作才华、引人注目的生平、皮诺切特政变期间的个人经历、他某些作品被贴上的南美独裁主题小说的标签、2003年7月15日他50岁时的肝衰早亡，皆有助于‘制造’出易为美国接受和消费的作者形象。”
她强调，不曾有美国记者道出如下事实：写出《荒野侦探》及其大部分小说时的波拉尼奥，实乃称职的爱家男人和优秀的父亲。然而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波拉尼奥已经被传奇化了，成了兰波和垮掉一代的交集。大多数评论家亦罔顾事实，暗指他死于酗酒或吸毒，而他早亡的真正原因，乃胰腺炎未曾得到细心诊疗，终致肝脏受损。说到底，与那些酒毒缠身而过早离世的美国偶像们不同，波拉尼奥的死更像巴尔扎克或普鲁斯特，他们都是由于过度劳累，而在五十低龄辞世。
“我可以告诉诸位，”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说，“波拉尼奥不会乐于听闻被称作拉美文学的詹姆斯·迪恩、吉姆·莫里森或杰克·凯鲁亚克……他从来也不是颠覆分子或沉醉于政治运动的革命者，更不是什么m audit作家（注：边缘性的、反社会的、爱罪错的、被目为精神病的、往往早亡的艺术家，如兰波或海子）。若称他为反叛之士，则只可以皇家西班牙语学院的描述定义之：”质疑、反对，或抗议一切成规之人。‘“
到了美国，波拉尼奥的这种反叛精神却被大肆拔高，用以构建美版神话。波拉克女士总结道，波拉尼奥由此合乎了美国文化的规范。美国读者亦以此重申了他们对拉美文学糟糕至极的偏见———他们怀抱新教伦理，自视高人一等，拥有种种美德：勤劳，成熟，负责，正直，而其拉美南邻则懒惰，幼稚，鲁莽，无义。因此，“从这种视角看，《荒野侦探》颇对美国读者的胃口，他们既能从中获得野趣（thepleasures of the savage），亦可得到文明上的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