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六三年进大学。大概从六四年夏季，校园里政治空气就日益浓厚。到六五年，所谓学术批判迅猛展开，阶级斗争越来越令人感到恐惧，我们都感到很压抑，甚至有窒息之感。但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将有一场非同小可的暴风雨，而我们大学生将要扮演狂人角色，最后被无情地当做狗屎处理。
毛准备发动一场和平环境下的“革命”，不是一朝一夕，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处心积虑，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策划、部署、演练。他选择的突破口是文教界，先拿文艺界开刀，再搞乱大中学校，进而让青少年学生充当炮灰，去搞乱全国，大乱天下他好在乱中出奇制胜。而且这样有利于把江青隆重推出。
毛究竟为什么要搞文革？如果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何必大动干戈？他大动干戈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事实上的改朝换代。他以阴谋手段把冒犯了他的合法接班人刘少奇废黜，也根本无意把江山传给林彪，尽管他为了“借钟馗打鬼”，把林彪的地位写进党章和宪法。那么他到底要传位给谁？毛氏天下，后继乏人，只能是江青，后来又加上毛远新。毛深知要让江青压住阵脚，必须要整垮所有的老干部，“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用他最拿手的割猪肉、剥竹笋手段，他自信完全可以办得到。当然，他对肯辅佐江青的人会手下留情。正因为如此，他才把文革的规模搞得那么大，那么复杂，那么扑朔迷离、波诡云谲。很多人对这种分析嗤之以鼻，以为不可思议。这是因为他们对毛还是心存迷信。他们以为有着丰功伟绩、雄才大略的毛，怎么会如同土财主那样打算盘？他们怎么不想一想：毛的圣人、伟人形象，完全是革命给包装、炒作成的。褪去毛头上那许多令人眩晕的光环，把他还原为真实的人，他就是一个小农出身的狡诈凶悍的帝王。帝王视天下为私人家产，古往今来，哪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帝王肯把自己的诺大家产拱手送给外姓？这是生活的逻辑，历史的逻辑，特别适合于以“亲亲”为最高价值观的有七情六欲的中国人。何况毛还有一桩不可告人的心事：大跃进饿死数千万农民，刘少奇说这会写进史书的。这使毛悚然心惊。他怕身后遭鞭尸。若把权力交给同志，那在将来的某一天他被否定的命运势不可免，只有传位于自家人，才能有恃无恐。传位于江青，这是毛发动的文革的原始动机。怎样以革命的名义实现如此自私的目的，毛为此煞费苦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为此而制作。“反修防修，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压迫人民”，就是他蛊惑中国青年的华丽口号。人世最可怕的邪恶，乃是以罪恶手段推行的完美无缺的正义事业。世间最可悲悯的悲剧人物，乃是自觉主动献身给这种正义事业的崇高殉道者。毛选择青年学生当红卫兵小将，当造反派，目的就在于此。
然而不管毛如何天纵聪明，他的文革终归失败了。而文革演变到后来，也完全不是他能够得心应手的操纵了。他的狂热的信徒都在以他的名义自行其是。滔天罪恶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近两万名如张志新那样的优秀中华儿女遭受惨绝人寰的虐杀。国家主席手举《宪法》也不能自保，逼使他毫无尊严的走向不归之路，开国元勋备受凌辱，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全国各地到处硝烟弥漫，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愈演愈惨烈，集体活埋、强奸、沉江、砍头等灭绝人性的暴行超出了人们所能想象的极限。北京湖南发生农民法庭擅自处死四类分子及子女的恶浪。广西的吃人狂潮。骇人听闻的沙甸惨案。令人发指的内人党酷刑。直至后来的国家恐怖主义，清队、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等等。十年浩劫，二千万中国人被杀害或受迫害而死。
显然，神州大地上发生的这些可怕事情，这一历史浩劫，不是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毛一个人所能够做到的，他一个人也无法负全部责任。他需要大量的帮凶，数量之大，匪夷所思。告密者、打手、野心家、投机分子、盲从者、胆怯者、鸡鸣狗盗，城狐社鼠，都主动或者被动地制造和参与罪恶，成为毛的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帮凶。《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写道：“每一个民族在其精神里都潜藏着劣质，一旦历史的偶然（各种因素构成的密码全部对准），劣质就会爆炸，因此，问题并不仅仅属于个人。”事实就是如此。
毛发动文革，只不过是他的手指按下了这一组密码的最后一位数。文革是中国民族劣根性的总发作，这就是陈寅恪所说的：中国这个民族血液中有一种特别浮躁的东西，每隔十几年就会丧失理性，来一阵疯狂行为。毛按下密码的最后一位数时，中国人血液中“特别浮躁的东西”已经迫不及待了。毛是调动人性阴暗面，制造人际仇恨为己所用的魔法大师。他的文革，把中国人的人性阴暗面或曰国民性调动得高潮迭起，发挥得淋漓尽致。一位学者认为：当被统治者顺从并习惯于统治者的头脑思考，两者在客观上就成为了“同谋”。因此可以说，文革是毛和参与文革的中国人“同谋”的产物。文革是一次中国人的集体犯罪，而毛是罪大恶极的首犯。
毛曾用“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形容农村合作化运动，用于文革和他自己，也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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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六四年下半年起，大学生开始参加四清，到农村当四清工作队员，进行阶级斗争。六五届六六届的都参加了，校园里顿时空空荡荡，和那秋天的萧瑟景象一样给人茫然失落的感觉。但校园里阶级斗争的空气骤然浓烈，有一种和秋天大相径庭的喧嚣。政治运动开始成为大学生的主课。系里开展学术批判原先在教师内部进行，到六五年上半年，系总支号召学生揭发批判教授讲师是否在上课的时候“放毒”，也就是攻击社会主义或者毛思想。
首当其冲的是文科各系。盛行讲学时期那些频频出头露面的学者，纷纷深居简出。我们中文系对本系的陈涌先生，则开始内部批判。从他最新讲的“托尔斯泰”“鲁迅”“曹禺”专题课上，发现了更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新罪证。讲授外国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先生，无不噤若寒蝉，因为他们个个都有贩卖封资修黑货的嫌疑，他们随时都会被指责为帝修反效劳。系上常常举行名为学术讨论的政治思想批判。我们学生奉命要注意老师在讲课中是否放毒。于是我们听课就格外用心。最受我们学生欢迎的讲师芦世藩讲初唐文学时，再也不敢再像以往那样妙趣横生出口成章，少壮派讲师潘尔尧上课向来妙语连珠，此时他变为守口如瓶，面无表情地照本宣科。可是他们依旧被学生抓了很多把柄，潘尔尧讲课中开了个玩笑，说李白之所以能够游览祖国大好江山，是因为那时不要粮票，出门无需单位介绍信。嗯，这是攻击社会主义。芦世藩先生讲课中冒了一句“困难时期人们见了炊事员无不肃然起敬”，嗯，他这是攻击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于是由团支部收集汇报上去，最后都在学术讨论中派上了用场。反正课越上越没有劲，埋头读书吧，那是走白专道路，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除了批判本系的教授讲师，我们中文系学生还摊上了好事，看电影。《林家铺子》、《早春二月》、《武训传》、《清宫秘史》等电影以内部放映的形式，免费让我们看，看完再批判。这些原先我们看不出什么问题的电影，在被定为坏电影后，我们再看时，觉得处处有问题。剧中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含有深意，别有用心，毒汁四溅，竟看得我们害怕起来。心下暗暗想：毛主席下令文化部应该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真是万分英明！
班级党支部号召我投入战斗，于是我鸡蛋里挑骨头，写小字报指责两汉文学教授李鼎文先生讲《悲愤诗》声泪俱下，对封建文人蔡琰毫无批判，大加同情，是站在地主官僚立场上了；我还使用了很不礼貌的讽刺挖苦的词语。
后来我一直为此感到内疚和羞愧。八十年代初我探访过劫后余生的李先生，想当面道歉，可发现李先生对此毫无印象。原来文革中他遭受批斗、辱骂、毒打不计其数，因此那种背对背的文字羞辱实在算不得什么了。我没有勇气开口，心里甚至感到宽慰，他觉得不足挂齿，我也无须张扬了。能因为他人有更加严重的罪责，我可以原谅自己的过错么？我毕竟也是吃毛泽东狼奶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卑怯、麻木的程度与那些至今毫不醒悟的人相比，也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我自认自己尚不是见黑暗和丑恶不动声色，见苦难和悲惨无动于衷的御用文人，还没有能够修炼出三锥子扎不出一滴血的功夫，也没有学会象鸵鸟似的把头埋入沙丘，去想象一个蓝天白云、高山流水的清凉世界供自己享用，如气功的气沉丹田，意念移物；那乃是豪华型的犬儒主义。我属于不愿意与暴政和邪恶同流合污的人，不过在绝对专制的社会的严厉打压下，不敢抗争，是胆怯者，也是可怜者。明哲保身、苟且偷生似乎是吾侪唯一的选择。与丧尽天良者比，吾侪天良尚没有完全泯灭，仅此而已。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声音越来越大，林彪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学毛选变成运动，报纸上“政治挂帅”的文章连篇累牍，电台里“兴无灭资”的高论不绝于耳。大学里正常的教学秩序完全被打破，谁读外国小说，谁自觉理亏，谁厌恶政治运动，谁就内心承认自己落后反动。
校园里，真是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不抓则罢，一抓就灵。学生中的小偷小摸、浪费粮食、写情书、说怪话发牢骚，统统成了阶级斗争的表现，在全系大会甚至全校大会上受到分析批判。能说会道的校宣传部长断言，大学已经成了红皮萝卜——外面薄薄一层红皮，里面是白色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唯有如此，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才能千秋万代不变色。
大约就在那时期的一个晚上，全校学生忽然奉命进城看戏。我们事前谁也不知道要看什么戏，然而穷学生被学校招待看戏，自然兴奋异常。直到进了人民剧院很久，看见前面观众席上有些人交头接耳，慢慢地交头接耳的人越来越多。我竖起耳朵谛听，才听说今晚上有大人物来。我们学生只是陪他来看戏的，这也是为了大人物的安全。这个消息莫名其妙地使我感到不安和紧张。开场时间已过，等了很久，大人物姗姗来迟。全场学生凝神屏息，看天神似的看他。这人是刘澜涛，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他满头银发，面色红润，穿一身银灰色中山装，在一大群人的簇拥下走向前排正中的座位。这是我见到的最大的官，那时节，大人物的行踪神出鬼没，老百姓因其神秘莫测而更加视其为天神，因此匍匐在地不敢仰视。
戏开场了。那戏名叫《向阳川》，是所谓现代新陇剧。当时我以为可能刘澜涛是一位戏迷，所以来戏院消遣，然而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刘澜涛此举，是对毛泽东和江青倡导革命现代戏的响应。中国的大人物，一举一动都有深意，人们必须细加琢磨，才能得其要领，故在中国，善琢磨上司意图者皆官运亨通，而不善此术者皆落魄潦倒。
刘澜涛善此术。但他做梦也想不到，毛泽东倡导现代戏，是为了推出他的老婆江青，而推出江青的目的，就是要发动文革，要置刘澜涛他们于死地。
空气越来越压抑，读书学习连自己也觉得像是做贼心虚，有迷恋封资修的嫌疑，不读书么，学生干什么？天天政治学习上街游行开会批判是学生的主业么？我们无所适从。有一天开过会，我和余存勇默默地走路，走到理科楼前的花坛那里，他突然悄悄地对我说：“我受不了这种空气，太压抑。”这是一句问题严重的话，我听了很害怕，本能地朝前后左右看了一眼，看附近是否有人，知道肯定没有人听见，才放下了心。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如此敏感。要知道在别的方面，我是一个反应特别迟钝的人。原来，我已经和很多老百姓一样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是一旦强奸犯强奸了某个女人，那么这个女人内心深处对强奸犯有一种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源于对权力和暴力的畏惧。
英国政治学家霍布斯如是说﹕“人的生命，孤独、贫穷、龌龊、粗暴及短促”，指的是在自然状态下人的生活是一种“终极的恐怖”，所以“大家反而主动愿意在一只并不可爱的巨灵前面跪下，因为只有这只巨灵可以保障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就是说让国家成为暴力的唯一合法垄断者，舍此别无选择”。当时我们的心态，可以由此种理论诠释。
当时余君说如此问题严重的话，肯定是苦恼气闷不过，才对我吐口发泄，要说接受现实的能力，他比我强得多。在整个阶级斗争年代，他没有惹上任何麻烦，我就不同了，我管不住自己的嘴巴，结果因为好挖苦人而付出了惨重代价。
我们班上的余老兄很有头脑，多年之后他告诉我，他当时自报家庭成分为工人，其实他的父亲在国民党时代是工程技术人员，参加过三青团和国民党，任过伪职。到新社会他父亲领教够了政治运动的厉害，因此很机警，一九六二年他父亲风闻又要抓阶级斗争了，便退休了。于是余存勇一进大学就谎称自己是工人成分。也可能是父亲授意他这样做。因为像他那样聪明的人已经看到，家庭成分对个人的命运起决定性作用。篡改成分，当时如果查出来，那就是欺骗党欺骗组织欺骗人民的大罪。但是父亲已经退休，自然目标小得多了。于是每一次填表，他就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在家庭成分一栏下大笔一挥写上当时最光荣最受人羡慕的“工人”二字。由于余君虽然生活懒散，但是人缘好，学习好，团组织还把他列为发展对象，团的干部都乐于做他的介绍人，多次敦促他写入团申请书。余君却一次次借口自己条件尚不成熟，婉拒。他并非不知入团是很光彩的事，然而他留了一个心眼，他知道一旦要讨论他的入团问题，组织就要对他的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展开调查。那时正兴“查三代”的阶级教育法，只要一查，他隐瞒家庭成分一事就会东窗事发，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尽管他愿意入团，团内人士也竭诚接纳他，可他压根就不写申请书。这是他的聪明过人之处。
如果说第二学年阶级斗争之弦已经绷紧，使人感到苦不堪言的压抑的话，那么随着第三学年的开始，好戏才是一场接着一场呢。
可能是大二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和同一宿舍的科长韩满印在黄河岸上散步，不知怎么谈起了政治。我俩议论，形式主义的学雷锋做好事根本就是提倡虚伪，我们又对汇报思想向党交心的时尚口出微词，又对系上的右派老师表示同情，说到搞运动，我以为像反右那样规模的运动，肯定不会搞了，我虽然未谙世事，但总觉得那样的运动于国计民生有百害而无一益。韩满印摇头，似对我的乐观不以为然，可也说不出为什么。斯时红日坠落，晚霞满天，滔滔东流的黄河金光潋滟，“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我们陶醉在眼前的美景之中，万万想不到一年后毛泽东会发动文革那样的史无前例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