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前在台北茉莉二手书店师大店淘到一本有点意思的旧书，澳洲新闻记者、作家高夫力·白伦敦（Godfrey Blunden）写的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生活为内容的小说《莫斯科的寒夜》（A Room on the Route，夏济安译，大地出版社，1985年3月再版）。我不知道研究现代英语文学的专家是否有人研究过这部作品，据夏志清先生大约是在1979年为该书中译本的台湾版作的序，恐怕是很少受到关注的。说它有点意思，可能首先如夏志清序所讲，其兄夏济安的译笔上乘，而且他在汉语文坛的名望要比作者在美国文坛的地位高得多，这种现象其来有自：“五四以来，我国好多文豪都翻译过看来似乎不甚重要的西洋作品，而这些作品在其本国早被遗忘，在中国因为译者的声名大，反而一直流传着。”（夏序）其次是该书中译本的缘起有一种冷战历史的深刻印痕。该书于1946年在美国出版后，旋即大获好评，后被选入“轻便丛书”大量发行。作者于1941年末到1943年夏驻莫斯科作新闻记者，以此经历写了两部小说：《莫斯科的寒夜》和《暗杀者猖狂的时节》，以前者较佳。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初，香港美国新闻处为冷战之需，物色中译者翻译该书，宋淇推荐时在台湾大学外文系任教的夏济安操刀。当时译者的署名是“齐文瑜”，更兼该译本只在香港出售，销路不广，因而影响不大。正如夏序所讲，由于在五十年代有了《日瓦哥医生》、在六十年代有了《伊凡生命中的一天》等等，对苏联的认知和描绘当然远为深刻和彻底得多，因而该书在英美各国很快绝版。然而，台湾版自1979年推出，由夏志清对原译本进行了校对、由刘绍铭译出了原来漏译的一节，我买到的是1984的再版。一本书在三十年间，以一线之微的牵引而译事相继、版本续出，不能不说是有点特殊的缘分。
实际上，即使在今天来读这本小说，仍有一定的价值。夏志清说，凡是肯定人性与自由、揭露摧残知识分子的书，不嫌其多，何况它确实是本好书；夏济安在“译者序”中说，本书最成功的是描绘一群在政治高压下生活的俄国人，他们仍有其个性、希望和热爱生命；在女主人公兰吉的身上，可以看到二十世纪的革命精神是如何酝酿、激荡、迸发、最后溃裂、幻灭。他还认为，本书另一个成功之处是强烈地描绘了庞大的国家力量与个人尊严亘古不灭的尖锐对立，前者越是残忍可怕，就越是显出后者的人性伟大与可爱。在书中有很多对情景和人物精神活动的描写充满了作者的深刻认识，如女革命家兰吉在大清洗中看到了在审判中的坦白是自我羞辱的行为，是革命精神腐化的结果，是创造历史的人向历史低头；当兰吉为国内大饥荒死了七百万人倒抽了一口冷气，说道：“啊！我的可怜的国家啊。七百万人哪！”老特工格莱哥说：“你是受数目字影响了……在历史的不可避免的环境之下，我们要牺牲这许多人，我们自己犯一些错误，算是什么呢？何况我们之所以犯错误，目的也是努力使我们的国家不为环境所屈服呀！”（第132-133页）。这些话今天不也是仍然从年老或年轻的张三李四的嘴巴里发出来吗？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有一个现象很值得研究：很多人都有历史的眼光和精准的判断，从晚年陈独秀到青年殷海光，甚至连这位出生于澳洲墨尔本的新闻记者白伦敦，他们对“莫斯科寒夜”的揭示无不也是一种“历史的先声”。在思想与著述的历史中，像白伦敦这种已被历史遗忘的写作者不在少数，夏志清的序言中既充溢着对其兄长的忆念，也有追寻和挖掘失踪的先知先觉者的意思。
似乎不无巧合的是，刚读完略有前瞻意味的“寒夜”，就接到回首欲语的《思想》第13期，题为《一九四九：交替与再生》的专辑（联经，2009年10月）。编者在后记中说，回首并非易事：“个人的祸福与集体的成败不是同一回事，道德的是非与历史的方向似乎没有关联，短时段的状态无法预示长时段的趋势，而回顾者个人的出身与遭遇，更注定了他会赋予这个年份什么意义。也许，正由于我们还生活在1949年所决定的宏观形式之中，一个历史阶段还没有走完，你我仍然是它的产物，所以，面对一甲子的周年，我们都欲语还休。”这些话都说的很有深意。这部分文章的开首是傅月庵先生的《三本书的回忆：丰子恺、黄荣灿、许寿裳》，题中那三本书分别是《战时相》、《抗战八年木刻选集》和《鲁迅的思想与生活》。文中三位主人公都是在四十年代后期渡海来台，所携持的都是思想与文化的火种，黄、许二位竟不幸而埋首斯地。作者在文末表达了绵长的回首之思：1949年的序曲早在1945年、甚至是在更遥远的1895年就已经写成了。接下来的文章各具独特的视向：经济学家瞿宛文从“财经官僚”来台看“经济发展的启动”，历史学家林桶法析论“1949年的迷思与意义”，思想史研究者贺照田“从梁漱溟的视角看”1949的“历史意涵”，孙瑞穗以“失败者的共同体想象”回应龙应台的“大江大海”……所有这些析论新见纷呈，又都不离“交替与再生”这个历史的千古关口。
本辑中的另一主题是纪念牟宗三先生百年诞辰，所选四篇文章分别从宗教心灵、历史哲学、现实关怀、思想遗产多个角度“亲切而深刻地呈现牟宗三”，既有吸引读者入乎其内的感染力，也可以帮助读者发散出乎其外的遐思。本辑第三个主题围绕着汉语思想界的政治哲学而展开，概而观之，论者所言均有一个共识：政治哲学应该立根现实，与在地社会互动。由是而提出汉语思想界的政治哲学应该认清形势，建立自己的任务或曰“议事日程”，在在都是对中国人社会的政治体制、社会公平、道德原则等等用心发问，力图化西学为中学、化诠释世界为改造社会，这的确是“思想”所应贡献于社会人生者。
在没有读《马克思主义看医疗保健》（Vicente Navarro等著，吕宗学译，台北：南方丛书出版社，1988年11月）之前，还真不知道Navarro其人和他主编的“国际保健期刊”，可证我的孤陋寡闻。这位出身于西班牙、曾参加地下军而被逐出国境、后在美国大学讲授政治社会学与公共卫生政策的学者对于国家权力、社会阶级在公共医疗保健事业上的影响与宰制提出鲜明的看法，认为“阶级斗争”这个概念仍然是了解当代社会医疗保健本质的最重要因素（第131页），呼吁国家权力必须从宰制社会转变为从属社会的角色。在当下，我们对于医保改革讨论基本上都是在技术层面上的争议，较少从国际思潮或思想立场的角度作深度的思考和发问。像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医疗保健这种思想视域，应该可以为我们提供某种思想上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