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勉强上完，刚升到大三，我们奉命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农村阶级斗争。“四清”就是“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抓阶级斗争，除了斗“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就是揭发有贪污和多吃多占行为的农村基层干部
那是一九六五年的九月。一开学，我们六七届学生停课，浩浩荡荡的坐火车到酒泉去。大学里的空气令人气闷，所以同学们对下乡感到新鲜，情绪很高，一路歌声飞扬。这是我们唱的歌，已经是“绿水清幽幽，庄稼满山头，解放军进山来，帮助咱们搞秋收”之类了。
我们去的地方，在河西走廊酒泉县秋天的酒泉是一座美丽的古城，很安静、古朴。钟鼓楼在城中心巍然耸立，泉湖公园的垂柳轻轻抚弄湖面，向南看，连绵的祁连山山巅白雪皑皑，城北则是无边无际的大戈壁。我们在酒泉中学培训了十天左右，其间我和好友张士钢几位同学去嘉峪关，登上雄关，真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慨。
培训结束，我们坐大卡车去祁连山下的金佛寺公社。我们听说那里是洪水区，就是生活和灌溉用水来自雪山融化的水，不像酒泉城区是泉水区，靠地下水生存。
我幼年时代在农村生活过，但对农村没有什么印象。上中小学后，所接受的教育，是农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人民公社是天堂，等等。虽然从各种渠道我也恍惚听说农村很苦，但是架不住报刊电台连篇累牍的密集宣传，于是深信农民过着幸福生活。不料一到金佛寺公社，我们被农民的穷困震惊了。
社员粮食根本不够吃，穿得也很破烂。家家户户吃的都是小米汤煮洋芋块（这还不抵井冈山时的“红米饭，南瓜汤”），喝的是涝坝水。所谓涝坝，就是一个蓄水池。每个生产队有一个涝坝，人在这边取水，牲畜就在那头饮水，甚至直接站在水里。我们低头看那水，里面的微生物和浮游生物历历在目。而最令人难堪的是，每逢人大便时，就有猪闻讯而来，哼哼着等候在旁；有性子火爆的猪等不及，竟胆敢拱人的屁股。人一离开，猪就狼吞虎咽，视人的大便为美味佳肴。余存勇他们那个队有狗，他亲眼见小孩拉过屎后，高高撅起屁股，那狗就赶紧吐出舌头，一下一下地舔肛门，添得津津有味。
那里的贫穷怵目惊心，后来毕业分配，没有人愿意报名到河西走廊，就是基于此次经历。当时的口号是“宁肯东行千里，不愿西行一步”。其实我们后来知道，甘肃东部的农村，也是照样的穷苦。
四清工作组里有解放军、有敦煌县的地方干部，有保密厂四〇四的职工，有我们在校大学生。在公社里，我们被分成小组，每个工作组包括一名解放军的连排长干部，一名敦煌县的干部或者保密厂四〇四的知识分子技术员，另外就是一名大学生。每一个生产队派进去一个工作组。我们组去的是上三截大队第六生产队。那是祁连山下戈壁滩上的一个小绿洲。虽然大饥荒已经过去，农民仍旧挨饿。干部私分粮食，大胆的社员偷窃粮食，老实胆小的勒紧裤腰带煎熬。社员干活磨洋工，因为既然劳动所得不由自己支配，劳动积极性从何而来呢？唯有“四类分子”规规矩矩地劳动，但他们是迫不得已。
连我们并不以穷为耻的学生，也十分同情和可怜这些农民。工作队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刚下去我震惊于农民的穷苦，因此思想激进。工作组实行派饭，轮流在社员家吃饭，我坚持一定和社员同吃那清汤寡水的饭，有的社员特意为我们做干饭甚至煎油饼，我拒绝吃，而工作组长杨排长主张社员做什么我们吃什么。当时我的思想很左，也是看见农民生活那样苦，自己怎么好意思偷吃好饭？一样都是人么。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做得很好，农民炸个油饼烙个饼子给工作队员吃，解放军欣然接受，我却大大地不以为然，认为违反了纪律，执拗地坚持和农民吃同样的洋芋米拌面汤，那名副其实是赫鲁晓夫所说的大锅清水汤。我和他发生严重冲突，我说他搞特殊。
结果我被调离上三截，去了光明大队四队。那是一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村庄，每户人家院墙很高（也有几户人住一个庄院的），破破烂烂。有一个庄院孤零零的坐坐落在村村咋、村子外，虽然破败，但整体完好，却被遗弃。原来里面发生了血案，不知是仇杀还是情杀，总之是绝了户，每到傍晚，那里就鬼气森然，在一个大白天，我走近这堡子，不敢到跟前，从敞开的门洞里望进去，只见荒草丛生，似有狐兔出没其间，忽然有异样的声音，吓得我返身拔腿飞跑，再也不敢去探究它了。
在光明四队，有一个小孩生病，好像家里没有人照顾他，于是我每天背他去公社卫生院打针。老百姓夸我，但工作队的人不以为然。在我自己，绝不是显积极，实在也是可怜他。我很幼稚，看托尔斯泰的小说多了，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对我还是有相当影响的。但是我也很冷酷，我相信地主剥削农民罪恶滔天。光明四队有一个地主婆，八十多岁了，白发苍苍，衣服褴褛，她拄着棍棍颤颤巍巍地到处找工作组诉说她的冤屈。也许她见我面善心软，她始终纠缠我，说她家的成分应该是“中中的中农”。她大概以为我有很大权力，而我有时也冒出一丝怜悯，可是一想起黄世仁、刘文彩等地主典型形象，就对这可怜的老太婆表示厌恶和不耐烦。我并没有训斥或者背后汇报她，而是一见她就头疼，后来见她就躲。这时人道主义不见了，革命立场就凸现了。
二十年过去之后，我常去酒泉，当时我妹夫在酒泉中学当教员，一次妹夫告诉我，他们学校的团委书记在打听我，我怎么也想不起我和此人有什么关系，心里很是奇怪，于是猜想他或许就是那个我曾经背着他打针的小孩吧？时过境迁，我没有去找他。那位老太婆，肯定早就不在人世了。可怜她连给地主富农摘帽子的日子也不会等到。
农村虽然很苦，可我们是工作队员，是革命的骨干力量。我很不适应这个角色。昔日八面威风的生产队长和会计保管之辈，见了我们是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工作是有程序的。先是访贫问苦，忆苦思甜，接着是查账清仓，调查取证，最后审查干部，给他们定性，产生新的领导班子。阶级斗争自始至终贯彻其间。比如开会，就把全队的人分成几等，有骨干核心会，积极分子会，社员会。即便是社员会，戴帽子的地主富农是不得参加的。社员们根据自己能参加什么样的会而确定自己在生产队里的地位。有的沾沾自喜，有的垂头丧气，有的惶惶不可终日，有的羞愧和恐惧得不敢出门。那时也常开斗争会，，但不兴打人，比起后来的文革要算文明得多。只是神秘兮兮笼罩全队，社员互相见面，个个满腹狐疑，不知对方在工作组眼里是什么角色。
至于劳动，我印象深刻的是往田里送粪用的是独轮车，起初我怎么也掌握不了它，一推起就东倒西歪，直到运肥结束，我才学会。而且很纳闷，如此简单的事情，在我手里何以那样难！我的笨拙由此可见。我是个笨人，笨得不透气，笨得倒上床。多年以后有人就是这样评论我的。我们还去祁连山深处背过羊粪。二三十里山路，农村小伙子和姑娘们能背一百到二百斤，我们同龄的学生，才背三四十斤，还整得呲牙咧嘴，气喘如牛。社员们看着我们的狼狈相直发笑。
不过我们在精神上有时倒不觉得气闷。自然，工作组内部，亦有森严的组织纪律。像我辈，是不得参与机密的。每天的任务，除了劳动，访问，大多是在正式开会前，领着社员唱歌，那时必唱的歌，是什么“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开会做记录就是我们的差事了。
四清时我和余存勇不在同一个生产队，只在大队开会时我们才能聚面。记得我们谈过一个话题，就是农民生孩子太多。他说，农村没有电影看，也没有篮球赛，总之，一切可以分散人精力的文化娱乐活动均没有。吃罢晚饭上炕除了和老婆做那事以外，实在无事可做，所以孩子一个接一个。四十岁的人就有五六个孩子。还要继续生。我住的那家农民，院子外面跑着玩的，院子里面姗姗学步的，屋里地下坐的，炕上爬的，女人怀里还抱着的，尽是娃娃。我们看着心里真不是滋味。
我对余君所言深以为然。直到后来我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才发现农民多生孩子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公社化制度。该制度规定，生产队口粮分配，人口占七，劳动工分占三。结果人口多的多分粮食，劳力强的分粮有限。无形中，以农民的思维，就是与其劳动，不如生孩子。农民在公社化时代始终处于饥饿状态，为了多分粮食，他们拼命生小孩，根本不去想，孩子越来越多，粮食就会越平均越少。农民的急功近利悄然进入潜意识，与传统的多子多福不谋而合，于是大生特生孩子。他们根本不去想别的，因为那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与他无关。恶性循环就此形成。
一九六五年春节给我们放假回家过年，过完年又返回金佛寺。又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运动结束了。在四清结束时，我有一次惊人表现，那是工作队给每个队员做鉴定。
然而就在工作队总结鉴定时，我成了“反党分子”。
那是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六日，金佛寺公社上三截大队工作组开大会鉴定四〇四厂来的工作队员周志方，把他评为“下头”。因为他犯了阶级立场错误：和富农分子下象棋，吃了油饼，让社员给他他买烧鸡，说话吊儿郎当，让管制分子写黑板报等等。他是三队的工作队员，我是四队的，只是在大队开会见见面，平时并无来往。但那一天我心血来潮，不识好歹，起而发言替技术员出身的周志方辩护，甚至出言不逊，指责工作组对他突然袭击，落井下石。工作组陈组长勃然大怒，当即宣布我是向党进攻，我的发言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话，因为对周的鉴定是工作组党支部委员会几次反复研究并逐个征求党员意见才做出的决定，我反对支部决定就是反党，他号召工作队员对我的反党行为展开大批判；周技术员于是幸免遇难，我则遭受灭顶之灾。
我吓得丢魂丧魄，当天晚上我彻夜不眠，写出深刻的检查，第二天在全体工作队员参加的大会上检讨和接受批判。我承认“我犯了调和论，和杨献珍走到一条路子上去了，是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观点，成了阶级斗争中资产阶级的急先锋。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我是一个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在社会上又多方面地接受了资产阶级影响，在我思想深处从小形成的资产阶级王国，这几年版图越来越小，但那一块核心动也不动，人道主义、人性论——这和阶级斗争观点完全对立——对我还有很大的支配力，我还没有完全脱胎换骨；更重要的是因为我没有学好主席著作……”
现在回想，当时或许我想冒充英雄，结果是一场出丑露乖。我的没头脑到了这种地步。没头脑而逞能，在西北是被称为“二杆子”的。二杆子大概与二百五、十三点相近。
好在解放军和地方干部矛盾重重，而且运动结束大家要各回各家，对我的批判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不过肯定在我的档案里被重重地写了一笔。这个突发事件证明我是政治糊涂虫，虽然吓个半死，我却没有接受教训，两年后又要做更严重的交代检查了。
四清里发生了许多事情，邻近生产队工作组的一名解放军连长在农民家里举枪自杀，原因不明。
金佛寺是一个苦地方，我们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三年后毕业分配填报志愿，绝大多数人不报酒泉。我做梦也想不到，三年后我会到酒泉工作，而且是酒泉最艰苦的一个县。那是变相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