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在哈佛的演讲中，刘宾雁仍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希望。尽管在过去一年中，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正包围着他自己，也包围着整个中国社会。很长时间以来，刘宾雁都被视作政治变化的温度计。每一次写作都像是一次对政治容忍度的试探。一些时候，他胜利了，另一些时候则失败了，稿件压在自己的书桌上。中国的政治气氛逃离了毛时代彻底的严酷，却也并没有迎来真正的春天。对于新闻业来说，基本的常识远未恢复。报纸是党的喉舌，还是人民的喉舌，仍处于争论之中，而揭露性的报道经常被认定是破坏安定团结——尽管谁也定义不清到底什么是“安定团结”。
政治运动不再席卷整个社会，却仍不断侵扰文化领域。“外界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所有执政共产党的一个特点”，刘宾雁后来总结说，“中共对于意识形态的重视和对于人民思想的控制，比其它国家的共产党要强烈得多，也有效得多。”一九八一批判《苦恋》，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一九八七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开放与封闭，不断彼此交替。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就像一九七九年的两种力量的彼此交战，有时候“改革开放”占了上风，有时候自由又必须臣服于“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日后困扰中国的悖论已经显现——共产党政权能在推行经济自由与社会开放的情况下，保持对政治权力的绝对垄断吗？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都经常成为这种较量的首要牺牲品，似乎危害国家未来的不是恶化的现实，而是一些大胆说出了这些现实的人。
刘宾雁当然了解，他暂获的自由，与最高权力之间的制衡相关，也与领导人的个人风格紧密相关。胡耀邦的开明态度，一直是他的重要保护力量，他的成功既幸运又脆弱。这种危巢之下的自由，在一九八七年走到了尽头。这一年，胡耀邦被免除了总书记的职位，而刘宾雁与两位著名的知识分子方励之与王若望被以一种极为戏剧性的方式开除党籍——中央电视台与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直播。这两个事件，直接表明了政治改革来到了另一个十字路口，党内的自我批评与纠正机制，似乎不再能发挥作用。再加上经济改革从乡村拓展到城市时的挫折，一种幻灭情绪开始蔓延。很多人相信一个勃列日涅夫年代正在来临——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陷入漫长的停滞。
但在这短暂的幻灭之后，又是一种急速的亢奋。接替胡耀邦的赵紫阳似乎无意终止改革，更让刘宾雁兴奋的是，社会正在觉醒，人们不再听令于宣传机器，他们有了更自主的意识。与一九五七年的遭遇不同，他没有被疏离、冷落，反而赢得了更广泛的爱戴。《人民日报》一位老工人的行动再好不过地显露出这种情绪，他在路上拉住刚刚公布被开除党籍的刘宾雁说：恭喜您，他们让您成为了完人。对于这种变化，刘宾雁在一九八八年夏天写道：“一个自发的、未经党的领导倡导的争取和获得更多自由的过程正在加速”，他相信“中国人民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觉醒”。
但在这种信心背后，是另一种预感——重大的事将在中国发生，它将震惊世界。预感既来自于他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经验，也源于他在美国之行中的感受。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们仍沉浸在对改革开放的赞颂之中，而对中国内部越来越严重的矛盾视而不见——或许也经常主动忘记，这个政党与政权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它只是暂时让步与收敛。
五次演讲集中在刘宾雁最关注的领域——官僚的腐败与知识分子的责任。在很多方面，出生于一九二五年的刘宾雁仍是个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你甚至可以说他仍是一个最好的儒家传统的产物。尽管他具有那一代人中少见的宽阔视野和经历，他懂俄语与英语，五十年代到苏联与东欧广泛游历，贪婪阅读各种书籍。他的整个壮年则是在一片打倒儒家、消除传统的气氛中度过的。但他的世界观和表达方式在本质上仍是再传统不过的了。那是道德的视角与道德的语言。在一个伪道德与坏道德盛行的年代，他的真道德振聋发聩。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权的边界总是混淆的，他们批评权力、警告权力，却难以在权力之外寻找到自己的独立空间。他们希望为“人民”说话，但“人民”从来不是抽象的，他们是不同的群体组成，追求不同的利益，他们甚至也不仅仅是“被侮辱与损害的”，他们也经常是这种“侮辱与损害”过程的积极参与者。
五次演讲中的最后一次发生在一九八九年的四月十三日。两天后，胡耀邦去世。刘宾雁之前的预感得到了印证，死亡将紧张、混杂、喧闹的社会情绪凝结在一起，集中爆发出来。而刘宾雁无法预料，自己从此走上流亡之路。
我在网络上找到刘宾雁的主要作品。它们给我带来的阅读体验，远逊于他的回忆录。不管是《本报内部消息》还是《第二种忠诚》，它们只能在特定时代阅读。他参与开创的“报告文学”形态，是新闻与文学的融合结果，一些时候它还有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色彩。文章试图客观描述真实，但作者又经常介入其中，这介入不仅是对作者观察与内心的描述，还经常“想象”出作者无法亲眼看见与听到的场景与对话，并直接加入评价。在很多方面，文章语言也仍是典型“革命时期”的语言，缺少五四传统的清新与典雅，它力图打破宣传文学的语言死板与思维平面化，但新的个性与思考，却远未成熟，它只能尴尬地停留在路途中间。不过，它们的确具有一种浓重的时代气氛——那是个丧失了思考与情感能力的时代，充满着公然的压迫和愚蠢的年代，任何稍不寻常的探索，都成为惊人之语。
那也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年代。刘宾雁和他的知识分子朋友们，不管其中有多少分歧，却仍有着基本的共识。这个国家困难重重，但人们想象的解决方案却不复杂——腐败的官僚系统是最明确的敌人。对于刘宾雁来说，言论自由是他心中最直接的方案，只要给予媒体足够的监督权，很多问题将得到化解。至于更长远的未来和更深入的思想准备，他们都尚未开始。当他前往香港时，香港的研究者发现，他对于民主、自由的理解，是本能性的、实践性的。一直到一九八四年，他才对共产党的自我改造彻底失去了希望，但直到一九八九年，他仍对社会主义怀有信心，他相信只是因为错误的执政党才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他没有能像东欧知识分子一样，彻底深入解析这种制度深层的矛盾。
这或许太过苛责刘宾雁这一代了，他们从未有时间与机会，更系统化理解这一切。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是通过流放、饥饿、死亡、背叛，这些活生生的体验来完成的。即使如此，他在回忆录里，仍表现出比同代人更深入的洞察力。他发现一次次整风运动、意识形态教育，本质从来不是真去让人民相信共产主义，而是要人民丧失独立思考能力，放弃个人内心世界。
以这五次讲演为基础的《中国的危机，中国的希望》一书在一九九零年出版时，他仍乐观地相信，新的时代即将到来，这个政党与政权已经耗尽了它所有的合法性和活力。但历史充满了意外的苦涩，当刘宾雁二零零五年离去时，全世界都在大谈“中国的奇迹”、“中国的崛起”。他则被遗忘了。十七年以来，中国的媒体再没出现过他的名字，《中国青年报》的几位经历过八十年代、风骨残存的编辑为了向他致敬，试图刊登关于他的简短讣告，但在最后一刻还是被审稿人撤下了。他早已苍老，被青年一代遗忘，但他仍是“国家的敌人”，似乎他以任何方式回到中国，都意味着某种新的危险。或许是他代表的气质——对真实的呈现、道德勇气——依旧是这个官僚机构首要的敌人。但仅仅是对真实的呈现早不足够，即使他能够回来，也会看到一个更加扑朔迷离的中国，二十年前的分析方式仍旧重要，却不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