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三月我们从农村四清回来后，就没有好好上过课。这以前，阶级斗争、声讨帝修反斗争、学毛著、学雷锋、学大寨学大庆学解放军、革命化，等等的宣传教育和批判运动，已经把我们大学生搞得晕晕糊糊，慌慌张张，到了六六年，全国政治形势进一步不断地发生令我们眼花缭乱、惊慌失措的变化。我们惶惑、迷茫、恐惧，甚至觳觫，但是也有莫名其妙的兴奋和期待。
在这样的情况下，哪里还上什么课？再说，一个多学期的时间参加农村四清，把我们学生的心放野了，对上课完全没有心思了。在另一方面，当时的老师们被文化教育界的一系列“革命批判”搞得无所措手足，不知该如何给学生讲课。所以，一九六六年春季学期开学的一个半月，课上得极其勉强。仅仅是维持着上课的形式而已。到六月初，干脆停课参加文化大革命。
这一段日子，系上、班上不断的开会，大会小会，学习毛的一系列指示，反复讨论，联系实际。我们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当时我对姚文元评论海瑞的大块头文章不理解，而对署名方求（？）的文章从学术理论角度分析《海瑞罢官》，我相当有兴趣，心想写得好。结果方求的文章也遭到批判，说是北京市委组织写的，意在包庇吴晗。我暗暗吃惊，哀叹自己又错了，思想真的有问题，否则怎么对姚文元心有抵触，而对方求却点头称是呢？
毛泽东对意识形态工作有一系列疾言厉色的指示：中宣部是阎罗殿，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卫生部是死人部，农业大学办在城市不是扯淡么……。这些指示在我们心里造成的，是莫名其妙的恐惧和慌乱。
我们奉命看《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林家铺子》等十部毒草电影，然后大批其中的人性论、人道主义。我私下觉得这些电影好看，可是党报宣传喉舌判定它们反动，而且其他同学都众口一词地、义愤填膺地批判它们，我感到茫然，只能承认是我自己思想反动，于是赶忙加入批判，而且把调子提得更高。就像《皇帝的新衣》那样。也像另一个笑话：十个老头子相约每人拎一瓶酒，兑在一起，共同畅饮。随即白胡子心想，自己拎一瓶凉水，和他们的九瓶酒兑起来喝，不会被发现，酒味也不会差，多占便宜的事啊！主意打定。谁知黑胡子也如是想，花胡子也想到了，黄胡子、红胡子……谁也不傻，十个精明的老头子不约而同都想如此沾光。到了聚会日子，十瓶凉白开掺在一起，酒盅一一斟起，老头子们仰面一饮而尽。然而，怎么毫无酒味呢？十胡子都愣了，可谁也不敢说破，只好默默地闷头自斟自饮。良久，蓝胡子咂嘴说：“酒是好酒！”绿胡子点头应道：“味道纯正，好极了！”青胡子使劲点头，说今日之酒品质不下茅台。于是其他老头子七嘴八舌随声附和“好酒好酒”，不知不觉他们真的以为自己在畅饮美酒，便推杯换盏，觥筹交错，气氛越来越热烈。凉白开就这样真的变为美酒。假话就这样改变了事实。
知识分子应该是时代的眼睛，是人民的代言人，是追求真理、钻研科学、献身社会的人。真正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追求人的价值和自由，追求社会的正义和公平，因而必须恪守自己的独立人格，保持独立思考精神。而这正是毛泽东深恶痛绝知识分子的原因。尽管渴望当奴才的文人如过江之鲫，而梗直而有思想视为民请命为神圣职责的知识分子仅是凤毛麟角，二者之间尚有诸多不肯奴颜卑膝或不肯为虎作伥的不合作者，后两者被毛泽东视为愚化和奴化中国人民的绊脚石。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时代，已然是社会弱势群体。文革伊始，毛泽东拿他们、尤其是学校的老师开刀，杀一儆百，震慑社会，让所有的人处于恐惧之中，以便按部就班地消灭他的政敌，这就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希特勒有句惊人的名言：“利用报纸宣传，可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戈培尔对元首的名言心领神会，做了如此诠释：”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在这一点上，毛和他们所见略同。
毛发动文革，是做了精心准备的。他擅长用“割猪肉”的方法整人，不急，一刀一刀的割。这一次他要整垮刘少奇和整个党组织，把江山传给自己的老婆和侄子，更是把“割猪肉”的手段运用得炉火纯青、出神入化。他做了周密的部署，滴水不漏。他依靠军队，但是更加依靠宣传机器。他大造舆论，让林彪放手搞个人迷信，使自己成为至高无上的大神，从他嘴里吐出来的任何话语，都是真理，是中国老百姓最敬畏的圣旨。无人敢怀疑，遑论反对？老百姓尤其是青年一旦成了愚昧无知的狂热信徒，他就可以挟群众之势，呼风唤雨，无往而不胜了。因为他是导师、领袖、统帅、舵手、红太阳、灯塔、北斗星、大恩人、大救星，等等等等。这些以人民的名义加冕给他的称号和光环，其实是他一手操作的，一旦大功告成，那么不管是谁，只要被放在他的对面，就死定了。
毛的文革宣传机器确实获得匪夷所思的成功，明明那是一头鹿，文革宣传机器说那是一匹马，像我一样的小民，哪里敢去怀疑宣传机器是否搞错，而是本能地怀疑自己的眼睛，怀疑自己的思想和立场，赶紧强迫自己相信那真的是一头马。须知专政的大棒随时会劈头盖脸地整治人民，地毯式轰炸加密集火炮般的谎言宣传，还能有几人坚持独立思考？有时我心里也嘀咕，每次开会必唱的《国际歌》明明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可《东方红》却唱毛泽东是“人民大救星”，这不矛盾么？可是谁敢对此公开提出质疑？只好承认肯定是自己的立场没有改造好，才会发现这类问题。这种产生于恐惧的心理之上的洗脑效果前所未有，古今罕见。但在共产极权社会里，知识分子若不时时怀疑自己、否定自己，就必遭灭顶之灾。用当时全国学毛著标兵谈建华传授的经验说，“我发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要解决两个特殊矛盾，一个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问题，一个是言行一致的问题。”我那时觉得千真万确，毛泽东思想真是伟大，一针见血，我们知识分子的有色眼镜就是两个特殊矛盾没有解决，因此只见阴暗面，不见大好形势，造成与工农兵在思想感情上格格不入。现在回过头看，那些凡是被认可思想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太监化了的文化奴隶罢了，他们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卖力地制造谎言，宣传谎言，给老百姓做坏榜样。
毛的经典语录云：“我们要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这就是说，不能相信自己。恰好中国有不准人发展个人的独立性格、而把个人变成家族、宗派、山头、地域等等封建宗法关系的附属物的深厚文化传统，毛深谙其中奥妙，自然充分开发利用了此项资源，是以拼命蛊惑人民，人民只能无条件地顺从。
一九六六年春夏，社会上和校园里，政治不断升温。除了批判，还有学雷锋运动，学大寨运动，学解放军运动，学毛著运动，于是全面造假成风，聪明的人都变成虚伪之徒。当时很多同学都争着打扫教室卫生做好事以表现自己的进步，并向党团组织汇报活学活用毛著的心得，我不识时务，做不来，只能夹紧尾巴，尽量躲着党员和团干部们。由于我幼小时候很少得到家庭的温暖，家境的困顿和社会上的政治歧视，还有遗传的因素吧，我的性格很孤僻，有自我封闭的倾向，好幻想；另外我头脑反应迟钝，口齿木讷，因此在班上落落寡合，形单影只，只和张士钢过从甚密，和许宰宇、白世恩、余存勇几个人比较接近。大家基本上是同类。从农村四清回来，我一度埋头写小说，写的是我在金佛寺公社上三截大队第四生产队搞四清所认识的孩子们。写了一万多字，却又放弃了；我无法写出阶级斗争觉悟高又刻苦学习毛著的英雄人物的思想境界。
而在这时，在城郊的阿干镇，我的家里来了不速之客。原来某县有人交代历史问题，顺带揭发出我父亲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组织；在历次政治运动审查历史时，父亲都没有向组织交代此事。隐瞒如此重大问题非同小可！父亲辩诬说确实没有参加过，可能是有人为壮大声势以集体名义参加，替他报了名。然而没人相信他的话，为此事他后来被整得死去活来，我们子女更因此遭受雪上加霜的株连。
大概也就是在这之前或者之后，我父亲有一回进城办事，来师大看了我。文革我挨整，革命大字报因此揭批：老反革命预感末日来临，秘密来校和小反革命策划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阴谋诡计。其实我们父子感情淡漠，四年大学生活，这是唯一一次来看我，而且纯粹是顺路。
从三月份起，报刊上、电台上、校园里，批判三家村的声浪不断地升级。报刊文章连篇累牍，电台广播震耳欲聋。忽然，彭罗陆杨被打倒了，他们的罪名是反毛思想。忽然，邢台地震。忽然，北京市委全面改组。忽然，不为老百姓所知的江青隆重登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纪要》，该文件很快以中央文件形式传达，紧接着，江青当起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四月十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一阵阵的紧锣密鼓，令我们张皇失措，令我们满腹狐疑，令我们紧张不安，令我们目瞪口呆。又一个新生事物产生了——音乐家们为毛的语录谱写乐曲唱，那忽高忽低忽长忽短的歌词开始我们听着很不顺耳，觉得怪腔怪调，但很快也就唱了起来，也习惯了那乐曲。
到了红五月，狂飙突起。校园里大喇叭随时会突然广播，战斗性极强的革命歌曲或者《大海航行靠舵手》在校园上空回荡，然后是铿锵有力的广播稿和转播。五月四日发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五月八日发表高炬文章《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一篇又一篇檄文般的文章如重磅炸弹爆炸。“五一六通知”见报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话也赫然在内，北京市委垮了，“四家店”彭罗陆杨一夜之间中箭落马，“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他们罢？我们惶恐不安，不知道接下去要发生什么事了。我们做梦也想不到毛泽东正在气定神闲地、有条不紊地用“割猪肉”的残忍手段向国家主席刘少奇开刀。传闻邓拓自杀。接着，田家英自杀的消息也在民间流传开来。
六月一日报刊电台同时推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杀气腾腾的声调，令人心惊肉跳，毛骨悚然。我们预感到又要发生什么事情了，可能又有一些人要倒霉了。似乎每个人都在担心会不会自己大祸临头，恐怖的空气顿时笼罩在天空。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称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是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是巴黎公社的宣言，这个评价乃是毛的声音。聂元梓的大字报于是反复在电台上播送。我们从中得知，五月二十五聂元梓给北大校领导贴大字报，誓言要揭开北京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随后几天，几乎一天一个党报社论。校园里大喇叭响彻云霄。那充满煽动蛊惑的革命言辞一下子令校园变成炼狱。勉强维持的教学秩序终于不复存在。大字报登场亮相了，兰州高校中的老大兰州大学的积极分子纷纷效仿聂元梓，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揪斗校长江隆基，没过几天，江隆基自杀了。师大的积极分子也跃跃欲试，酝酿批斗校系领导的行动。
某日午休，校园里忽然传出喧嚣声，我一骨碌翻起身下楼，见有不少人朝一个方向跑，我也跟着跑，我们寻声而往。我发现我前面是外语系的晁英，她是我们班许多男生的偶像，虽不是很漂亮，却非常美丽，因为她有优美的身材和非凡的气质，犹如《战争与和平》里的玛丽亚公爵小姐；而在外语系，她是公认的“林黛玉妹妹”。现在她跑在我前面，忽然立住脚回头对我嫣然一笑，我受宠若惊，顿时呆若木鸡。一时之间，竟然忘记了此时此刻校园里的非常气氛。
关于晁英，因为我有好几位同学在后来的人生旅途上先后与她有过交往，甚至我也与她间接地打过交道，所以我知道她一些情况。尽管她日后的生活平淡无奇，但是我对她的命运感慨万端。思忖再三，决定专章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