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观察》上读到齐家贞女士在澳大利亚因病住院的经过（我在澳洲住院，医生说……），不由得感慨万端，我和我的难友们为她祝福！当然，决不是祝福她差点中风了，而是祝福她有幸在那个可爱的国度里住院：医生一不问她带了多少钱，二不问她有无医疗保险，三不问黑头发黑眼珠的老太太究竟属于哪个国家，只认她是个危重病人，一开口便说：“谢谢你来得及时，使我们有机会抢救你！”最后，经过及时、高效、科学的救治，齐女士真的就有惊无险地痊愈了，安然度过脑血栓引发的中风前兆，至今健康地生活着，我们常在网上读到她的大作。可以断定，两代囚徒出身的高龄的齐女士，如果没有逃离大陆的话，早已化作缕缕青烟升天了。因此，我们也要真诚地对她父女当年定居澳大利亚的决策表达祝福之意。
“谢谢你来得及时，使我们有机会抢救你！”——良言一句寒冬暖，重病也能轻三分。在大陆同胞看来，医生感谢病人似乎“本末倒置”，如今却真的有澳大利亚医生对着原籍中国并且是中共囚犯的病人说出了这句贴心的感谢话，故事好像出自天方夜谭，这充分表现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道主义精神。在那广漠无垠的大洋洲的土地上，澳国政府虽未说过“情为民所系”，也没评选什么“优秀共产党员”和“道德模范”，但她那极负责任的政府和若不去帮助病人就有一种负罪感的善良的人民，确实拥有宽阔无边的襟怀。惜乎！我们只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读到过、向往过。因此，再一次对齐家贞女士真诚地表达祝福，并感谢澳大利亚政府和这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高素质的国民社会。
50多年前，曾在重庆石板坡监狱与家贞小姑娘同挤一个被窝御寒的胡薇薇女士，10前也因心脏病在大陆住院了。医生的第一句话是“你准备了多少钱？”接着就介绍起国产和进口起搏器的性价比来。胡薇薇本身就读于重庆医学院，因在私人日记中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彷徨而被同寝室想入团的积极分子告密，蒙冤入狱20多年。喜幸她在平反后恢复了医生职称，两个孝女事业有成，早就为妈妈准备了一笔巨款。最终，胡薇薇女士花去两三倍于国产起搏器的价位安上了德国起搏器，今已年过七旬，生活起居如常，经年在深圳成都间飞来飞去欢度晚年。相对而言，她也是幸运儿。
然而，齐家贞女士的另一位难友张大蓉就没那么幸运了。由于张女士和他的先生汪孝直平反后只得到薄纸一张，既无一分钱的赔偿，也没安排工作。无奈之下，两人年近半百才开始在重庆大坪沿街练摊求生。好在他们能放下架子，艰苦创业，足足奋斗了20年，终于进入摩汽行业。按说，两老衣食无忧了，却被重庆某大型军工国企借口改制赖账几十万元，使他们辛苦自筹来的养老金损失殆尽。直到今年七月，汪、张二老才“享受”到迟来的“关怀”——每月各有600元和550元（不到100美元）的养老金收入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偏偏就在按月领到养老金不久，张大蓉女士突发心脑血管疾病，脉搏微弱、晕厥倒地，不得不去看医生。
别说他们没有齐家贞的“奇遇”，也没有胡薇薇的公、私条件，纵有万贯家财，早已看透医院盘剥病人实质的汪孝直也不会任人宰割“引颈就戮”。不待医生发话，汪老先生已先发制人道：“这是陈年慢性病，昂贵的检查少来，该吃药就吃药，该打针就打针……”目前，由于注意日常饮食起居，按期服用平眩胶囊等药物的张大蓉，病情比较稳定，方能继续“享受”每月550元的“雨露阳光”。
本人最倒霉，从64年“四清运动”上山到81年初下山，只有17年“教龄” ，要比以上诸位难友“资历浅”。而且，劳教前本人在重庆机床厂工作八年，清放时却随爱人定居成都，错过了平反最佳时机，仅仅依靠作些小生意维生。一晃悠，29年过去了，方知垂垂老矣！兹因重庆机床厂破产，劳教前的工龄全被“洗白”；劳教期满后强迫就业10多年的“职工”待遇，属于假冒伪劣的“职工”膺品，回归社会后的个体户生涯也不算作工龄，遂成为可怜的“三无人员”。换言之，本人枉活70年大约从“未”干过活，是条“寄生虫”无疑。今年元月，因无职无业申请养老金，在自己东拼西凑缴纳21300元的“启动金”取得“资格” 之后，终于能够按月领取560元的养老金了。估算起来，需要再坚持活上三个年头才能让自己的“启动金”还本，2013年开始享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更由于今年初城镇无业人员的医保政策尚未出台，故迄无丝毫医疗保障。日前正办理中，猛听说政府每人每年补贴100多元，杯水车薪，聊胜于无。
屋漏又逢连夜雨，行船偏遭打头风。8月13日出现脑缺血症兆，头昏眼花，呕吐不止，就近急忙去华阳镇所在的双流县二医院诊治。因我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小产权房屋里，人、户分离，医生开口就问我的户口属地，这是因为城乡医保大有差别，他们习惯于分别处方；接着又问有无医保卡，主动介绍哪些项目完全自费、哪些项目可以报销多少比例。当我自报“一无所有、一切自费”时，医生竟然面露难色……好在这时胞妹刘友竹急匆匆送来1000元现金，聪明的医生知道“按图索骥”了，心电图、彩超、验血，一古脑儿花掉800多元。最难容忍的是，当我们在二医院取药后，老伴儿再去一街之隔的“康桥大药房”购买同名同量的药品，几乎省下一半钱。上当学乖，后来就再也不愿去医院挨宰。现如今，正如张大蓉一样，我们全靠自购药物吊命。局外人不知，由于国家拨款太少，“自负盈亏”的产业化医院要“以药养医”，恐怕这也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吧！
今日读报，得知警方正在追查（因无钱治病——笔者注，报纸上打死也不会说这句大实话）将三岁甲流重症患儿接出医院的家长以及参予抛尸的亲属们，扬言一定要依法严惩。还有一位律师说：“如果查明患儿是在死前被抛弃的话，家长涉嫌故意杀人，最高可判死刑”。诚然，父母将亲骨肉抛弃确系不如猪狗的罪恶行径，但号称广州市儿童医院的国家级医院，一门心思钻进钱眼儿却将穷孩子一脚踢开，实在天理难容！他们抛弃了救死扶伤的天职，把起码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同情心置之脑后，鼓动无钱治病的甲流患儿私自出院，客观上也是对甲流防控措施的放任自流，会让附近群众面临着甲流病毒扩散的潜在危险……试问，政府该当何罪？！医院该当何罪？！连想起齐家贞异国他乡受到的礼遇，我们为什么要热爱中共治下的“祖国”呢？如果尊敬的全国人大吴委员长还像发迹前那样，继续在某天早晨穿着裤衩挤进上海里弄排队打牛奶的人群里空手而归的话，也许就不会诅咒发誓不搞西方那一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