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什么要纪念赵天恩牧师呢？论机构，他创办的中国福音会并不是一个规模超级庞大的福音机构；论神学，他并不是一位具有原创性的、世界级的神学家；论布道，他也没有某些布道家慷慨激昂、口若悬河的能力。但是，在中国当代基督教发展史上，赵天恩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是一位被上帝使用和祝福的牧者，是一位有异象的牧者，他对中国教会史的研究和对神学教育的热忱，他对家庭教会悉心的牧养，他对知识分子福音工作的重视，他对中国宗教自由的发自心底的呐喊，他对“三自”伪教会及其背后的无神论政权的批判，在以上每一个领域影响都长久和深远。赵天恩牧师于2004年去世时，我刚刚受洗归主不到一年时间，无缘亲身领受他的教诲。而此后短短的几年间，中国城市教会的兴起和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正是赵天恩牧师生前最为憧憬的景象。
在我看来，赵天恩牧师是一位先知式的人物，或者说具有先知精神的人物。华人教会中不乏优秀的管理者和经营者，他们有能力和智慧将某个教会或机构做大做强；华人教会中也不乏优秀的神学研究者，他们在书斋中韦编三绝、皓首穷经、著作等身；华人教会中也不乏优秀的布道家，他们精力充沛、风尘仆仆，言辞具有打动人心的魅力。这些职分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华人教会中最缺少的，便是像赵天恩牧师这样的先知式的人物。所谓先知，要有前瞻性的眼光，不只看到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不只关注一时一地的时尚风俗，而要能穿透现实与历史的迷雾，看到未来波澜壮阔的远景，看到上帝在人类和民族的历史中的伟大作为，从而以十足的信心投入到此一远景之中，即便这一远景只能在自己身后甚至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出现，亦决不漠然视之或灰心丧气。
所谓先知，要有坚持真理、指斥罪恶的勇气，这与华人世界的面子文化和中庸哲学格格不入，与有选择性地宣扬爱、平安、成功，却回避罪、公义和十字架的华人教会的文化传统背道而驰。先知必然具备超越当下的利益得失，毫不留情地谴责个体性的罪和群体性的罪的力量，必然具备有洁净圣殿、面斥君王的从上帝而来的力量。通过阅读赵天恩牧师的著述，以及搜集到的教会内外对他的评价，我以为在华人教会中他确实是少有的具有标杆意义的牧者。
今天，我们纪念赵天恩牧师，不是远远地眺望他，甚至将他的生平和著述作为过往的历史材料来研究，而是继承他那活泼泼的先知精神，与他成为风雨兼程的“同工”。在我看来，在以下三个方面，赵天恩牧师为华人基督徒作出了佳美的表率。
首先，赵天恩牧师最早、最明确地意识到向知识分子群体传福音的重要性，因为中国文化的基督化需要通过知识分子群体的归信来实现。在论文《从五四到六四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态度的转变》中，他对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与基督教的关系作了如下之回顾：从20世纪10年代的五四运动到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中国知识界普遍参与了对基督教的妖魔化；而教会在护教与公共领域彰显信仰上的缺席，导致了话语权彻底的丧失，这不是谦卑，而是懦弱。1949年中共建政一直到1989年，中共当局一直以无神论治国，实行无宗教路线，少数坚持信仰的教会被迫转入地下状态。而1989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知识分子提倡追求‘人权、自由、民主、合法统治’，他们寻求政治体制和法律的改革，所以他们转向西方，望以新的意识形态为中国发展新的政治哲学。又寻索西方政治体制之根源，知识分子开始对基督教产生兴趣，产生了六四之后的基督教热。”在此背景下，赵天恩牧师与“六四”之后流亡到欧美的许多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广泛接触，百折不挠地向他们传福音，在他们英雄光环消退、人生危机凸显、家庭婚姻亮起红灯的时候，毫无保留地给他们以安慰和关爱，进而将那喝了以后再也不渴的生命之水推介给他们。当大部分海外华人教会因为政治恐惧症和政治冷漠症，疏离甚至排斥这些人士的时候，赵天恩牧师却像父亲一样向他们敞开怀抱。许多有民运背景的人士，如远志明、张伯笠、熊焱、傅希秋等人，都在生活上、学业上和信仰上受惠赵天恩牧师良多。后来，这些人当中有的成了全职牧师，有的成了基督教机构的创办人，有的成了在公共领域彰显基督信仰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堪称耶稣基督的精兵强将。
华人教会普遍漠视文化使命，甚至存在根深蒂固的反文化和反智主义传统，以反文化、反神学为荣。就我所接触过的某些江浙富裕地区的教会，愿意耗资数千万修建教堂，却不愿拿出其中百分之一的经费，来资助传道人的神学教育和建立教会的小型图书馆。他们片面曲解圣经，认为知识是人们认识神的障碍。对于时代的挑战，他们也不愿正面回应，宁愿是关起门来躲避之，希望让基督徒生活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新旧约”的真空状态之中。在这方面，中国教会史上早已有过惨痛的失败的教训，如赵天恩牧师所指出的那样：“1945至1949年是内战的混乱时期，当时的基督徒面临内战，不知道如何回应，他们明白共产党是无神论，知道基督教信仰不能妥协。但他们无从入手，不知道怎样处理这一问题，也没有什么共同声明。”他进而分析说：“从事政治、历史研究是教会重要任务之一，不是人人拥有这种背景去了解，有这种背景作研究。过去的传道人，包括海外的传道人，把神学、圣经当知识来念，把教会牧会当为职业，没有深一层对基督的委身进行了解及严格的操练，所以在压力下就崩溃了。”神学的错误，乃是根本性的错误；神学的错误，会导致“一子下错，满盘皆输”的结果。今天的中国教会再也不能重蹈此覆辙了。
文化是由人创造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上帝藉着人来创造的。所以，要想实现中国文化的基督化，就得有一批生命被更新的、委身于教会的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使得基督徒和教会成为世上的光和盐。赵天恩牧师在《中国文化的基督化——福音传播的历史反省》一文中，论述了中国文化基督化具体进程：个人成圣是迈向文化转化的第一步，建立合乎圣经的思维模式，基督化的家庭和教会群体，创办基督教教育机构并发展高等教育，基督徒参与医疗、社会服务，基督徒参政。以上这些进程，有的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变成现实：如一群不再是“文化基督徒”的、拥有纯正信仰和稳定的教会生活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已经出现；如2008年四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家庭教会在救灾工作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当然，有些部分的实现还尚待时日，如创办基督教大学，如基督徒政治家参选中央和地区的领导人及民意代表，这些都需要中国基督徒以向着标杆直跑的心志来努力实现。
赵天恩牧师的先知精神的第二个方面的体现，就是坚定不移地支持持守纯正信仰的家庭教会，而批判作为当局御用工具的“三自会”。赵天恩牧师生前有两本重要著作，分别名为《洞烛先机——中共宗教政策及三自会评述》和《灵火粹炼——中国大陆教会复兴的秘诀》，一贬一褒，态度鲜明，毫不含糊。他在改革开放之前，便冒着巨大的危险奔赴中国大陆，与家庭教会接触，帮助家庭教会培训同工，并将中国政府迫害家庭教会的真相传达出来。他还帮助家庭教会起草和发布了信仰告白，以纯正的改革宗信仰匡正家庭教会的发展方向。赵天恩牧师及中国福音会的工作，从不与“三自会”发生关系。他毫不讳言，“三自会”和“三自”运动的本质是反基督、敌基督和非基督的，从其创立的初衷来看，乃是由周恩来一手策划的、由当局直接掌控的迫害教会、消灭信仰的工具。就一个庞大的组织系统而言，“三自会”不是教会，这应当是一个不难判断的事实。从50年代发展至今，“三自会”自身在不断地发生演变，但本质始终未变。时至今日，“三自会”又具有了另外一层“中国特色”，如同石油、铁路、民航、通讯等垄断行业，“三自会”是一个在宗教领域垄断性的“大型国有企业”，是一个盘根错节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既得利益集团。当然，部分“三自会”控制下的会堂的基层的神职人员和普通会众是真实的信仰者，他们在苦苦挣扎之中，他们迫切希望得到上帝以及家庭教会的帮助，以摆脱此种不自由的处境，所以可以称之为“被掳的教会”。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当局逐渐重视在西方的公关活动，“三自会”也一改过去躲躲藏藏、遮遮掩掩的模样，到国外展开各种形式之文宣活动，或由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宗教局局长叶小文等高官亲自出马，或由“两会”高层人士出面，与西方政府官员、议会、媒体和宗教界进行“积极对话”，比如斥巨资在西方各国作中文圣经珍贵版本的展览活动等，以营造“中国已经拥有宗教信仰自由”之假象，美国前总统卡特、美国著名牧师葛培理等人纷纷中计而被其利用。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教会和教会界的名流人士，出于功利主义的考量而与“三自会”合作。比如，在“三自会”的安排下可以在中国作一些公开的活动，可以在“三自会”控制的大型教堂布道；慈善领域的捐款，“三自会”可以开出正式的收据，而难以取得合法地位的家庭教会，则无法完成此项手续。与“三自会”合作，有时是出于方便，有时是出于安全，有时是出于个人的荣耀。这个世界的价值标准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势”，人们都愿意选择站在权势者一边，而不愿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起；而圣经的价值标准者则不同，圣经让我们与哀哭者同哀哭、与捆绑者同捆绑。然而，遗憾的是，许多基督徒和教会并不遵循耶稣基督的教导，而是按照前一种标准来生活和安排教会的事工。
香港某神学院的一名教师如此论述家庭教会与“三自会”之差异：“经过20多年的发展演变，中国内地教会的情况非常复杂多变，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与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与‘三自’教会都有各自的特点，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个个不同，它们与各级政府的关系可以有很大差异，‘三自’内部也非铁板一块，而家庭教会内尚无系统的整合。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家庭教会与‘三自’教会的问题依然采取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敌即友的绝对二元立场，怎么能够恰当地理解和处理这样复杂多样的局面呢？”这种看法在海外基督徒、教会、神学院和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各类机构中极为普遍。它故意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将真理的真伪偷梁换柱为策略的调整。它看似中允，实际上漠视家庭教会仍然遭到残酷打压、而“三自”机构仍然充当政权打压家庭教会的先锋的现实，显得冷漠而冷血。“三自会”与家庭教会的冲突，不是宗派之争，而是假教会与真教会之争。当年，倪拓声、王明道、袁相忱、以巴弗等先贤，宁愿坐牢甚至殉道，也坚决拒绝加入“三自会”，绝对不是缺乏“包容”与“多元”的智慧。如今，若干海外的基督徒、牧者、教会和机构，与家庭教会合作并不需要付出血的代价，却为了功利主义的目标而跟“三自会”暗送秋波，与在血泪中持守信仰的先贤相比能不感到羞愧吗？能以无亏的良心向上帝交账吗？即便用“无论与“三自会”合作还是与家庭教会合作，都是为主作工”来自我辩解，也只能是一种自我欺骗。这是一个无从掩饰的事实：每多一次与“三自会”的合作，便提升了“三自会”的自信心与合法性，同时也就等于参与了对在逼迫中持守真道的家庭教会的逼迫。在今天种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与做法的对照之下，愈发显示出赵天恩牧师的立场的可贵。
赵天恩牧师先知精神的第三个方面的表现是，他从不回避对无神论的中共政权的批判，并以来自圣经的国度的观念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六四”屠杀之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经过长达20年铺天盖地的宣传教育，中国社会已经隐然处于某种“前法西斯”的状态。即便是许多港台背景的海外华人亦深受其害。我在某些北美华人教会中介绍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和家庭教会受逼迫的真相时，便有会友站起来斥责我“不爱国”。后来，有人告诉我这名会友早已加入了美国籍。加入美国国籍当然是个人的选择自由，但一个加入美国国籍、生活在有宗教信仰自由的美国的华人基督徒，却如此理直气壮地指责生活在中国的、在逼迫中坚持信仰的弟兄姊妹，多少显得有些滑稽。当畸形的“爱国”遮蔽了爱和公义的时候，这种“爱国”便是撒旦的迷药。在某些海外华人教会中，我遗憾地发现，在西藏、新疆和台湾问题上，选择与当局站在一起、为所谓的“大一统”鼓噪、对少数民族和其他同胞的命运毫无怜悯和同情的基督徒的比例，与外邦人中这样的人的比例差不多一样。为何基督信仰没有能够成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解毒剂呢？因为真理被遮蔽了，因为圣经被曲解了，因为神学偏差了。
近代以来为祸世界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按照英国思想家波普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的分析，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的这一人类自我迷信的理性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必然结局。而在中国，它与流氓式的东方皇权专制主义传统结合，遂诞生了毛泽东及其主义这一最邪恶怪胎。今天的中国，不是无神论为主体，而是以“国家”为偶像崇拜。看看奥运会开幕式上的人山人海、整齐划一，就知道人已然被蔑视和贬低到怎样的地步，上帝所赋予人的尊严与自由已经荡然无存，而同时抽象的国家被提升到偶像崇拜的高度。在“大国崛起”的欢呼雀跃的背后，游荡着黑格尔的幽灵。在黑格尔那里，国家不仅是“精神世界”的代表，而且是“世界精神”的化身。奥古斯丁将“尘世的权力”看作是“神圣的权力”的畸形怪变，而黑格尔却在这种“尘世的权力”中看到“存在于地上的神圣理念”。这是一种完全新式的绝对主义。黑格尔在《伦理体系》里说：“国家是自我肯定的绝对精神，它不承认任何善和恶、可耻和卑鄙、诡计和欺骗的抽象规则。”对此，人类学家卡西尔在《国家的神话》中指出：“道德适用于个人的意志，不适用于国家的普遍意志。如果对国家有任何义务的话，那就是保存自己的义务。……在黑格尔的体系里，国家崇拜和英雄崇拜是结合在一起的。英雄的伟大和他所谓的‘善’没有关系。既然伟大意味着权力，那么很明显，恶也就和善一样伟大了。”这就是今天中国官方灌输的意识形态以及普通人尊奉的人生观、价值观，这是一种放逐了上帝的爱与公义的世界观。如果基督徒不假甄别地接受此种观念，则表明基督信仰并未将其生命翻转过来，种族身份的认同高于上帝国度的子民的身份认同。那么，基督信仰便仅仅如同传统的民间宗教一样，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临时抱佛脚”。
那么，基督徒应当怎样爱国呢？赵天恩牧师明确将“中国”与“中共”切分开来，“中国”只是被“中共”武力绑架了而已，“中共”根本不能代表“中国”。中共建政以来，屠杀中国人民，破坏中国文化，剥夺民众的信仰自由及其他基本人权，有何资格以中国自居？赵天恩牧师敏锐地发现，当局宗教政策的意图是：既不能消灭宗教，就要尽其所能地弱化基督教，限制基督教的发展。他最早研究中共的宗教政策，最早披露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并毫不讳言这些都是政治问题，亦是人权问题。与那些口头上的爱国者、愤青式的爱国者相比，基督徒应当在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的前提下爱国。基督徒爱的是那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以及生活于其上的同胞。所以，批判中共乃是真正的爱中国，与被凌辱、被捆绑的中国同胞站在一起才是真正的爱国。基督徒深信，中国人也是上帝所造、中国人也为上帝所爱、上帝也必拣选中国人，这就是从上帝而来的国度的观念。所以，爱国是将国家建设成一个上帝喜悦的公义之国，而非用谎言来维护某个政权、某个政府、某个统治者的“面子”。从改革宗教信仰出发，教会当然不能成为政治的工具，但基督徒有责任促进政府的权力运作使之更符合上帝之公义，这才是爱国的真谛所在。
圣经中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公义要行在他面前，叫他的脚踪成为可走的路。”赵天恩牧师的一生，便是行在公义的路上的一生。今天，我们纪念英年早逝的赵天恩牧师，同时也不无遗憾地发现，在整个华人教会当中，少有牧者像赵天恩牧师那样，对中国的福音工作，看得如此之远、参与得如此之广和思考得如此之深。2009年7月，我在访问台湾的时候，特意去台北郊外的中福会拜访赵天恩牧师的夫人赵郑简卿师母以及其他同工。看到赵天恩牧师生前的藏书和手稿的时候，我不禁想到，在30多年之前、中国的国门尚且半闭半开的时候，赵天恩牧师便冒着巨大的危险到中国传福音，而且深入河南等地最穷困的农村教会，帮助他们建立纯正之信仰。虽然他生前没有亲眼看到“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的三大异象变成现实，但我相信，他在天家中看到今天中国的福音传播如火如荼，中国的教会日益走向公开化，中国的文化正被基督信仰润泽，他将倍感安慰。此种“欢呼收割”的场景，是上帝对中国教会的美意，亦缘于赵天恩牧师及其同工在此前20多年间持续不断的“流泪撒种”的工作。
2009年8月19日、20日